最好的纪念就是让悲剧不再重演 | 新潮沉思录

结果前期工作被辜负，从那时开始到疫情爆发，为什么本来有机会抢救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地步，会在最不该发生的时刻发生，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此刻，当地百口莫辩，我们不仅仅是同样受累其中，更感到无力与悲哀。

演变成如此大灾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当地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大规模的灾难性事件，而当问题到来时，又本能地选择了程序化的拖延和粉饰。这种无力在后来事情的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危害是愈演愈烈的，体现在全方面上，尤其是它刚好处于致命的时间节点上。又反过来说，或许恰恰因为是春节这个时间节点，让当地觉得过于敏感，必须想办法拖过去。然而，这些主观和客观都共同构成了这场大灾难。

这里不谈当地官僚自身素质的问题，当地官僚本身的水平无疑是使问题急剧恶化和极大扩散的关键。但这里仍然带有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假如这次不是发生在武汉，不是发生在临近春节如此微妙的时刻，那么它或许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一些深层问题也没有那么容易暴露出来。

预警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生作用？哪怕只是提前几天，事情也不会如此急迫和致命，得以避开春节这个要命的时间点。

虽然责任也许要很久以后才能理得清，但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当地不可能说自己没有责任。但作为官僚的本能恰恰是不会为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做准备，而这次武汉的事件恰恰是属于这类不被认为应该发生的问题。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前的地方体制实际上没有能力去应对这样的问题，也不敢假设这样的问题，不会有这样的想定，也不会做足够的准备，因此当类似的情况发生时，唯一的办法是当做它没有发生。只不过很少能像这次武汉暴露的那么彻底而已。

仅从当代体制来说，没有比这次的事件能更严峻地突出问题所在的。根本性的矛盾在于，足够断然的措施实际上很难由本级部门来做出，它只能依赖上级才有魄力做出。瞒报为什么恶劣，就是耽误了上级下定决心的时间。为什么要拖延，拖延的心思有很多，本质都是为了分担责任和责任上行。而在正常情形下，谁也没有想过情况会恶化到必须靠本级单位来硬抗，情况会如此之糟，到了没什么临危受命，不会再有人敢来背锅的情况。

这确实很荒谬，我们都说对各种灾害极端做好各种预案。这些预案也确实都有，但这些预案无论客观，主观上都存在难以落实的地方，甚至越是严重的情况，就越是被当做放弃来处理，唯一的指望其实是它不发生，真到了发生的时候，唯一的指望是向上移交，而一旦要自己负责，那只能抓瞎，或者说就是放弃治疗。这次偏偏就是最糟糕的情形，所有本地体制的力量理论上都在，应该正常展开工作，而本地现有的机制实际上几乎没办法对这种状态做出反馈，也不可能认真建立这样一个预案还去落实它，事到临头只能乱成一片。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潜台词，是地方政府以经济为重心，一切服务于这个重心。地方的资源永远是紧张的，这也意味着不经济的行为会被靠后乃至主动排除。这意味着什么问题，比如说存在重大的风险隐患，但它仅仅是理论上存在，哪怕这个理论数值不低，那么为了防范还没有造成危害的东西，就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出防范。只要放眼周边，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典型如很多企业的安全生产领域往往存在严重问题，而对他们指出这些隐患的意见不但不会被尊重，反而会使劲浑身解数，想方设法的挡回去，掩盖掉。

防患于未然实际上是一种对未知的预支成本，正因为它是未知而不可见的，所以必然被最大限度的削减。到了地方，这就变成了防灾减灾体系的最低成本建设和最低限度运行。

在这种精算下，不会有人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去消弭隐患，隐患越大，投入越多，越不可能。任何事情都被压上短期收益的轨道，以至于没办法为可能性埋单。到了真发生如此大事的时候，没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英雄，而是意味着地方工作出了重大问题，仕途半毁了。正因为是最糟的结果，以至于很多地方宁可当做它不会发生，也不愿意为此投资，或者说投资不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恰恰是后果如此严重，一旦发生问题，地方必然会犹豫，想方设法去争取侥幸的机会，这其中就是上级与下级的博弈。而疾病长时间潜伏，快速传播的特性等于极大放大了这个潜在的问题，使得这次博弈上级确实不如下级，而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失控了。

武汉的灾难就是这样来的。恰恰是预警，正因为是预警，所以就说明还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危害，所以地方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下定决心，而必然要想办法把事情掌控住，那么警告步调不一致的人就是本能，也没有人想到这件事会有如此巨大的后果。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下决心的问题。只有到了事情发展到足够可怕的时候，当地才会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应对，也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向上求助，但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即时的，是需要往复博弈的。而在两害中取其轻的过程中，时间就过去了。这次如果不是疾病而是别的什么灾难，或许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也正因为这种极端情况的检验，才能暴露这种严重的问题，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侥幸。

我们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是以这样一套逻辑来指导地方工作的，绝大多数地区也都是这样安然运作的，绝大多数官员也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被培养出来的。甚至，即使是那些惹出了祸端的官僚，大部分也得以平安落地，大家相互体谅理解。这一次不过是用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极端情况，在一个特别薄弱的地区，刚好击中了这套体制最要命的问题，闹出了天大的篓子。

可以肯定的说，在目前情况下，地方是很难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为这样的灾难去投入和准备的。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有意愿为这种情况做准备，但这也不过是近些年来才开始而已。

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实际上比我们想的要低，当代不过是在巨大外压下挽回从前放松的权力而已。但是这种建设本身就需要时间，而这种建设传达到地方，无论建设的力度还是意愿都是逐级削减的。实际上，即使是中央也未必能背上这么大的行政成本，典型的应急一类工作还是对地方负责的，而不是中央。只能说，如果中央的改革和建设力度持续高压，假以时日，那么问题多少也会得到改善。但偏偏在这样微妙的时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某种坏事一定在你最不想它发生时发生的墨菲定律了，使人无话可说。

天下之大患在承平无事，我们这个时代承平无事太久了，以至于太多的问题被当做理所当然，以至于对危机的预警被认为是可恨的乌鸦嘴。事已至此，我们也希望有人能为这样的灾难付出足够的代价。在未来，我们应该在一切事情的发源地立一座纪念碑，纪念所有的牺牲者，纪念如此的悲剧。官僚是按照既定轨道运作的，总是需要足够沉重的先例，希望这样的先例能压倒他们的侥幸，让他们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在足够短的时间里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愿是这样，这样牺牲才有足够的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