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 | 赵皓阳

（一）“百日维新”的困局

美国时间4月29日是特朗普上任百天的日子，在这一百天里，特朗普便如他参选之初一样充满争议。他在百天内签署了29条行政令，接待了11位国外领导人（还发了900多条推特），这一成绩也让他自称为二战后最“勤奋”的总统。然而但根据第三方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统计，特朗普则是二战后美国总统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位，上任百天后，支持率只有41%。

鉴于民调机构跟特朗普的关系并不理想，选举时也出现过大范围民调失灵的状况，这里的支持率仅供参考。不过比其他总统低了几个量级的支持率，也一定程度上能显示出川普执政百天以来的巨大争议。所以国内一些评论家用“百日维新”来评价新总统这一百天来交出的成绩单——言下之意特朗普的政策就像清朝的那一次政治运动一样成为浮华泡影。

实事求是的讲，特朗普执政百天以来并没有像戊戌变法一样一败涂地，也没有像国内一些狂热的“川粉”所称是唯一一个“出言必诺”、践行了所有诺言的大总统。川普确实努力在做，但是结果很不尽如人意。从他这一百天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激进的、咄咄逼人的政客，也用出了种种反常规、反套路的手段来推行他的意志。有人批评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我认为川普是在选举中吃到了反常规、反套路的甜头，所以在执政之时也用了类似激进的手段，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要知道，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力和反作用力是相互的，你这边激进了一波，对面肯定还要激进地顶回来一波。川普是一个典型的精明的商人，当他用这种方法占到一次便宜之后如果不用第二次，那就是对他商人基因的侮辱。但至于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认为现在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是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风格，以及他背后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割裂，不由得让人担忧。

特朗普确实是在努力践行他竞选时的承诺，但是并不顺利。无论是内阁人选提名、限制移民政策、废除奥巴马医保还是大法官任命、基建刺激政策，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有的就直接搁浅至今未有提上议程。有一句讲一句，为什么历任美国总统都有好多承诺无法实现，以致被人们认为是“忽悠选民”“放嘴炮”，因为这些事情实不实现也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众议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华尔街大财团、教会、少数族裔，多少利益纠葛。例如，奥巴马从住进白宫那天起就开始呼吁搞基建，到任期满都没结果。2009年放水刺激经济了，但分给基建的不到100亿，2011年奥巴马提出的600亿基建法案最后还是被否决。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去实现他竞选之初的承诺，是对他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总统的基本要求。不过目前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内政难，外交易。因为内政必须要通过议会，外交的话特朗普基本一个人就能说了算。在外交领域特朗普的成绩单还是优于内政的——我们说的这个“成绩单”是指他完成了多少竞选时的承诺，而不是说这个承诺好不好，这是个吵不清的问题。退出TTP、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这些当初的承诺都做到了。看最近的新闻，白宫官员们请求加拿大总理劝说川普不要退出北美关贸协议——你们感受一下里面的味道。

但是，从分析特朗普竞选之初的承诺，到他上任之后的种种政策，都很容易使人迷惑，因为其中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2016年年初，当时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扬言：“我不会放过华尔街。华尔街已经给我们带来巨大麻烦。我们会对华尔街大税特税。”特朗普号称自己“为美国人民而战”，也赢得了白人工薪阶层的广泛支持。

但是，在他上任之后随即为华尔街松绑，特朗普签署了要求国会修正《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行政命令，为华尔街投行的金融投机活动大开绿灯。《多德-弗兰克法案》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而生，旨在抑制银行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的风险投资行为。更为瞩目的是他“华尔街亿万富翁内阁”：在国务卿、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陆军部长这种一般由职业政客担任的内阁职务上，特朗普分别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CEO、温奎斯特投资集团创始人、CKE餐饮公司CEO、高频交易巨头Virtu Financial创始人。很多人指出，这种明目张胆地将资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竞选时摆出的民粹主义反精英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

除此之外，还有来势汹汹的“高盛特工队”：前高盛银行家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前高盛银行家Jim Donovan担任财政部二把手；前高盛高管Dina Powell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顾问；高盛前COO和总裁Gary Cohn出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前高盛投资银行家Steve Bannon曾担任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真是一副“代理人太蠢，我们大资本家亲自上阵的既视感”。

那么有人就有疑问了，明明特朗普竞选时代表的是本土实业资本的利益，那为什么上任之后就跟这些金融巨头搞在一起了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部分中解答。再来看看特朗普种种超出我们认知的“自我矛盾”之处：比如特朗普是打着新孤立主义的旗号当选的，他在大选当中多次谴责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国际事务中消耗了太多美国的资源，要求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美国国内。结果就在上个月直接给叙利亚砸了几百多枚导弹，还用的是化学武器这种一听就极其暧昧的理由；在韩国部署萨德，各种航母舰队在东亚地区蠢蠢欲动；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频频搞小动作，接连在台湾、人民币汇率、南海与中国对美出口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在中东力挺以色列，声称要制裁伊朗。——丝毫看不出其一点“全球收缩”“美国优先”的意思。

特朗普竞选时提出了加强美元的竞选口号；又表示美国物价过低，导致制造业利润微薄，从而没人从事制造业，于是要刺激物价。就是说特朗普既想要货币升值又想要通货膨胀——稍有经济学常识的想象一下就不可能，你通货膨胀钱都不值钱了，那怎么可能会升值呢？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关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国际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理论，这也是当年我学这门课的重要考点——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保持稳定，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三项中的两项。因此，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要基于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所以说，要想达到特朗普的政策效果，就必须管控美国的自由货币市场。但是就如我们前文所述，特朗普高举金融自由的大旗，不断给华尔街松绑。所以这三种元素在特朗普的政策下两两互为矛盾，让人实在一头雾水黑人问号。

更何况，特朗普选举中很大的基本盘是中下层白人民众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亟需改善自己处境。但是特朗普的上述政策因为会明显提高特价水平，从而必然会损害中下阶层的利益。特朗普将如何对这些中下层选民交待？将来如何面对他们的愤怒与反抗？更不要说这些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在竞选之处所指望的“反大银行”“反索罗斯”之类的目标了（下图来自川普竞选团体的宣传视频）：

反大银行

反克林顿

反索罗斯

“全世界可怜虫们，联合起来”

对于特朗普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与承诺，对于美国政坛的重重迷雾，我们想要看透它，就必须有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要想读懂特朗普，先要读懂波拿巴。1848年法国革命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同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之后马克思发表了这篇文章，深刻的揭示了路易·波拿巴当选、政变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马克思指出，在推翻了“七月王朝”，法国的主要矛盾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自己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于是果断发动“六月起义”，但不幸失败。无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代表工商资产阶级的“共和派”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为争夺议会权力展开了激烈争夺，一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局势。跟大革命更加如出一辙的是，又是一位拿破仑粉墨登场，终结了局势。

然而就像马克思所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路易·波拿巴的政治生涯伴随着各种“看不懂”和政治喜剧。本身作为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秩序党盟友的波拿巴忽然开始发难，他成功获得了流氓无产阶级和本土小农的支持。更有趣的是在后期资产阶级也纷纷背叛了被认为是“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转而支持波拿巴。最终波拿巴就像他叔叔一样，亲手终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用拿破仑三世去跟川普相提并论，除了各种“看不懂”的政治套路和煽动流氓无产阶级的“粗鄙之语”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其中。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流氓无产者、小农和大资产阶级都会支持波拿巴，他们的利益应该是有冲突的。最明显的就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他们明显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秩序党，代表他们成功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去了议会的权力，那为什么还要转而支持波拿巴呢？

这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马克思在文中说得好：

每位议员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或地区、甚至仅仅代表了凑够七百五十这个数字的要求，而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是作为主权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运用一次的王牌。国民议会和国民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总统和国民的关系却是个人化的、具体的。议会中的议员们代表着国民精神的各个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实在化身。和议会相比，总统拥有某种近似于神权的权利；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是因为人民的恩赐。

这一段的意思是，路易·波拿巴是什么阶级并不重要，当他决定竞选这个总统的时候，他就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服从于自己的政治利益——选票和权力。他获得了小农和流氓无产者的支持，就意味着他代表了这个阶级了吗？不能这样说。同理，大资产阶级选择了秩序党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秩序党确实要服从于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但是，秩序党作为议会执政党，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在里面，例如——跟波拿巴争夺政治权利。而大资产阶级渴望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铁腕政府，撕来撕去的议会斗争不是他想要的，他们放弃秩序党倒向波拿巴也是题中之意——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波拿巴本人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为什么意义重大，因为它告诉我们，政治行为远比经济行为复杂，用简单的阶级利益——也就是经济分析法，有时候会在分析政治问题上遇到死胡同。政治，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代表”的政治，更要考虑到政客本人的政治利益在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学会活学活用。

马克思的文章给我们的启发是，对于一个政客来讲，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可能是割裂的——这是代议制民主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解释了很多现象，例如为什么资产阶级政客有时会做出“超越阶级利益”的举动——无他，为选票耳。换句话说，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会一定程度的出现“超越阶级利益”的政客，这是他们为取得政治利益而少量放弃阶级利益的权衡之举。这是对唯物史观的一大丰富和补充，是我们认清世界、分析问题的一大利器。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今世界中一些“线性唯物史观”无法很好的分析问题：为什么特朗普用一些极端民粹的言论煽动底层民众——为选票啊；为什么特朗普上台之后还是做了一位“正常”美国总统所做的事——示好华尔街资本家；对外动武，笼络军方和军工资本——因为这是他自身阶级的固有特性。统治阶级的架构就是按照服从大资本家利益的方式来搭建的，特朗普既然进入了这种架构，那么服从于大资本家的利益也就服从于他作为总统的利益。路易·波拿巴也是如此。

领悟到了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一些传统分析方法无法解释的问题：比如说特朗普反对外国移民被视为右翼，但是承诺底层白人工人福利又属于左翼的范畴；希拉里的社会政策经常被称为左翼，但华尔街跨国资本是她背后最坚实的支持者。就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过复杂，需要考虑到的因素太多，简单的用“左、右”二分法去一刀切地分析问题会走入很多的误区。比如资产阶级内部就错综复杂，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希拉里代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特朗普代表了实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跨国金融资本愈发壮大，本土实业资本愈发萎缩，造成产业空心化，所以实业资本家支持特朗普，而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在美国，这种矛盾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的，但是实业资本从来都不是天然抵制全球化的。对于欧洲的一些工厂主来说，他们是移民政策、难民政策的坚实支持者，因为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要知道，老欧洲的白人多贵啊，还有各种社保各种税的，用1/5-1/10的价格用个非法移民岂不是美滋滋。所以说想问题不能太过简单化。

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要告诉无产阶级，认识到资产阶级选举政治下的斗争新方向，警惕统治阶级的狡猾与虚伪，批判资本主义选举政治的荒谬，总结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并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篇文章的意义为什么如此重大，就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条道路，只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避免一个又一个的路易·波拿巴去愚弄国民，把国家带上一条不归路。

（三）“小聪明”与“大智慧”

总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让我评价一下特朗普，我觉得现在说还为时尚早。特朗普竞选之初，共和党一位大佬在《纽约时报》发文说“民主党向来被认为是代表知识分子的聪明党，共和党是代表愚民的傻党。共和党总统其实大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为了其选民基础也不得不装傻。共和党多年的反智主义终于推出了一个真傻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意思是说我们装了这么多年的傻终于得到报应了，出了一个真傻的候选人。

川普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也是装傻，他早年的文章被人扒出来过，学术论文、时事评论、公司讲话写的都有板有眼，竞选时故意用一些语法错误和“粗鄙之语”明显是为了选举需要。但是判断一个人真傻还是装傻是一件论迹不论心的事情，他要到任期结束一直这样“装傻”下去那根真傻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薛定谔的装傻”。

我现在看川普，他是一个有“小聪明”而缺乏“大智慧”的人。在竞选中，他就用各种非常规手段剑走偏锋，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可能从中吃到了甜头，执政之后他也成为了一个各种不按套路出牌的选手，让美国政坛很是头疼。不过我以前说过这个问题，反歧视、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政治正确”确实有一些矫枉过正、道德绑架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政治正确”的巨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正确”就是一种“政治智慧”，就是通过适当的妥协、合作、沟通与谅解，达到多方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囚徒困境”。

从他无论是强推禁穆令，硬手腕免职政府要员（就刚刚还撤了FBI局长的职），似乎可以感觉到特朗普要把这种“非常规路数”用到底了。当特朗普从小聪明中尝到了甜头，持续的再用一种极端的、咄咄逼人的手段来处理政事，迟早会遭到对面势力更强力的反噬，这就是牛顿三大定律：力有多强，反作用力就有多强。

更牛逼的是前几日的宗教法令，同意宗教机构公开讨论政治。川普还试图推翻《约翰逊修正案》，同意非盈利机构参与政治活动（在美国，非营利机构为了保持自己的免税特权，都避免进行政治活动，不讨论政治和政策，更不会资助竞选人。）这不禁让我对美国人民的命运深感担忧，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选手看来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就说宗教法令这个事吧，宗教史不了解无所谓，《权力的游戏》看过吧，里面瑟曦把大麻雀放出来了之后怎么样了总知道吧。

讲真哈，要是特朗普就把自己政治智慧定位到瑟曦这种层面不求进步地话，那美国人民还是自求多福早做准备迎龙妈吧。

（四）超越“选举政治”

我们要意识到一点，川普成功当选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是这个世界各种矛盾酝酿激化后的最终结果。种种荒谬之事看似毫无道理，实则是因为我们在平安无事却又暗潮汹涌的世界里生活太久，麻痹了神经。本文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种种问题，被马克思主义称为“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割裂”，在西方政治学话语权下被称作“代表性危机”。

关于“代表性危机”引用澎湃新闻作者张跃然文章中的一段：

政客需要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但是在现实中，总有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利益无法被统一，导致政客的私人立场和他理论上代表的群体立场出现直接矛盾，成为可见的代表性危机（正如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若想在代议制民主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说，不犯下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这种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们停止宣称自己代表着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而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某种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造某种包含多个选民群体的庞大支持基础。因为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丧失该群体支持对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响也越致命，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

这样看来，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实会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性地回应特定群体的诉求，但他们本身不以“特定群体的政治代表”身份参与政治决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比如英国工党和加拿大新民主党）；以及，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囊括型政党”（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动员结构来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因为代表性危机的破坏性越来越多的在现实社会中表现出来，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要超越“选举政治”的口号。其实这一问题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被卢梭所洞见了，最早提出“人民主权说”的卢梭，他认为代议制是无效的：国家主权应该而且只能属于人民，而人民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同时主权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第三，主权是不能代表的；第四，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卢梭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也证明，代议制的民主根本无法代表全体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利益。然而现代社会实行一切规则都是有成本的，主权不能转让又不能代表，难道但凡有什么大事让全国人一个一个表态么，明显是不现实的。所以代议制一直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形式。

而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位巨头，同样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方式，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模版，提出了一种他认为相对理想的民主制度。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民有权随时通过投票来解雇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几年一度的选举时另选他人。

而列宁则是历史性的强调“先锋队”在民主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确切来说，这个先锋队就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在革命成功后，就是由该政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机关。列宁意图挑选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分子和资产阶级甘愿背叛自己阶级也依然很先进的分子，组成组成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精英政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解放、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列宁设计的先锋队有三个重要特性：第一，先锋队一定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确切的说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第二，这是一支精挑细选纪律严明的精英队伍，具有在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的优越性，首先要有知识，至少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吧，其次还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原意为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理想奋斗终生；第三，这个先锋队是一个中央集权组织，决策在党未决定之前可以由党员自由讨论，但是一旦作出决定，所有党员就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和执行，这就是著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但是列宁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先锋队腐化变质了怎么办，那岂不是又要变成了新的统治阶级、新的压迫者？于是理论进步的接力棒传到了毛泽东手里。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就在基层民主制度领域颇有建树。土改初步结束后，村民开始行使选举权，所有党员要在人民面前一一“对账”，成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担任领导职务，并送去改造学习。任何政策、行动都要经过民主讨论、表决通过，之后详细制定规划、初步试验、修订、再付诸实践、最后总结检讨，任何大小政策都要进行“二次修订”。同时各级干部开始讲一些理论知识（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传授给村民。

重读建国前后那一段历史是让人热血沸腾的，这就仿佛卢梭笔下的“高贵的野蛮人”们在重订社会契约，重新架构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社会基础。当时的毛也仿佛卢梭笔下的“大立法者”一般，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条又一条的政策，如今再次回顾，也能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跃然纸上。但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苏联面临的问题我们也终将遇到，先锋队变质的问题重要找出解决方案。毛在生命最后的阶段给出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用人民去监督权力、人民去接管权力，“造反有理”谁都能贴大字报、谁都能夺党委的权。而且还要“七八年搞一次”，让这种自下而上的净化行动变成制度化的习惯。然而毛的尝试毫无意外的失败了，民粹式的激进运动让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随着毛生命的终止这一运动也走向了尽头。时至今日左翼学术界和左翼运动几乎没有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有效实践。

总而言之，纵使蹒跚前行，人类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上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