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枪手》：“政治正确”的结局是个败笔？我不同意 | 赵皓阳

（前言）

《天才枪手》这一部电影总会让人想起上半年的现象级电影《摔跤吧！爸爸》，这两部电影也确实有一些相似性，首先它们一部来自泰国，一部来自印度，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作品，跟我们所相对熟知的好莱坞大片，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其次，两部电影都反映了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其艺术成就、思想高度，都是少有的佳作。能获得普遍的好口碑，也在情理之中了。

我之前写过一篇《摔跤吧！爸爸》的影评：《高考吧！爸爸》，其实《天才枪手》与《摔跤吧！爸爸》非常相似，它们核心都在探讨一个议题：上升渠道。

（一）“钱”的规定性

电影的四个主人公非常具有特色，它们分别代表了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脑力劳动者（教师家庭），体力劳动者（洗衣工家庭）。电影好就好在这个地方，所有人的动机、出发点、选择，都是跟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经济状况——可以简单概括为阶级出身——息息相关的。在电影中，你想探究他们每一个人行为的逻辑时，这四个孩子的家庭背景（阶级出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小巴，作为条件最为优越的大资产阶级，是电影剧情推动的主动力，无论是提出给予小琳作弊的报酬，还是父母要让他去美国留学，我们能看到的剧情出发点都是他发起的，这也符合他实力最强的阶级地位。而格雷斯，作为小资产阶级，她的一切动机就是通过上迁婚实现阶级晋升，说白了就是用自己的美貌（自然资源）换取一段与阶级地位更高的小巴家（社会地位）的婚姻，所以她注定是要与小巴绑在一起的。

小琳和班克，作为无产阶级，毫无疑问地要出卖劳动力（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就是作弊——向大资产阶级换取报酬。在电影开头就通过小琳向校长“要钱”的剧情，侧面展现了小琳家中的经济状况（任何一个富足环境生长下的孩子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算计）。不过虽然同为无产阶级，小琳和班克最后选择的不同也体现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异，小琳在及时脱身之后依然有后路可走（虽然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因为他父亲是教师，他们生活即便再艰苦也不会有冻饿之虞；而班克，他母亲的工作面临着随时被现代化机器所取代的危机——电影中特意给出了一个镜头，班克看到了新兴洗衣机的广告，不得不选择回头忍受“胯下之辱”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和灵魂，因为他意识到了，他已经无路可走了。

而串起他们四个人的，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金钱。

小琳进入一个如此庞大的作弊骗局，目的是什么呢？开始是为了帮助好友，为了友情，后面就只有一个动力了：钱。包括班克也是如此，当曾经如此正义或泥古不化的他，感受到了金钱的美妙之后，也无法自拔。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社会问题，“钱”对“人”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物化代表——金钱的身影无孔不入，万事万物似乎都离不开“钱”这个字，但如果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挣钱？”；“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发财？”——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答案，而有些人则要思索一番，似乎以前并未严肃思考这个问题。

然而现实就是，“钱”的规定性，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过年期间有一个很火的漫画：

后面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截图了。剧情比如说她母亲劝她生孩子，她给母亲算了笔账，说生孩子养孩子的钱够买辆法拉利了，那我为什么不去买法拉利；她母亲说生孩子可以养老，她说我把养孩子的钱存起来，投资升值，一样可以养老。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作者，也就是我们漫画中的主人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反驳母亲，而她站在的无懈可击的角度就是用“钱”来衡量。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商品经济社会中，已经习惯于用“钱”来衡量一切，习惯于接受“钱”的规定性。我放假回家，参加一些无谓的家庭活动时，就会私下里偷偷抱怨，我给杂志网站写稿子，千字千元，这一晚上我能写五千多字，那就是五千多块，不比你们在这里耗着好吗。我姥姥就说我，你这是钻钱眼里了，你挣钱啥时候不是挣，挣也挣不到头，你这XXX、XXX（七大姑八大姨）一年就见这一回，你说哪个重要。

但是在传统的家庭中，在经历过集体主义生活的父母、祖辈看来，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认同用“钱”来规定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用我姥姥常说我的话就是：“掉进钱眼里了。”在他们看来，诸如亲情，陪伴等诸多因素，是需要独立思考的，他们并没有把一切事物和金钱联系起来的习惯。

这就牵扯到一个概念——“异化”。无论是以钱来决定生孩子利弊的漫画作者，还是稿费来考量时间成本的我，再包括小琳和班克用作弊去换取收益，都接受了“钱”的规定性，用钱去当做衡量事物、判断决策的标准，可以说，我们被这个商品市场经济社会所“异化”了。

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说“金钱”规定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规定了我们的人生价值和人生选择，可以说，我们被“钱”所异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异化”既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客观现象，是我们人类在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中，重新改变世界、定义世界、规范世界的一个现象。

当然，在这些飞速改变中，作为肉体凡胎的人类会产生种种的不适应，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比如在最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中，“异化”理论与白领人士愈发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衰弱等心里疾病联系在了一起，“异化”理论成为了解答我们世界的一把钥匙。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在影片结尾中，小琳像考试方坦白自己作弊行为，被许多观众所诟病这是强行“政治正确”。相反，我认为这个结尾很合理，小琳不过是摆脱了金钱的规定性，找到了自己人生除了“钱”的规定性之外更多地意义。她放弃了出国，考取了师范类学校，说明她发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规定性——教书育人。这一种选择还是令人欣慰的是，这个世界的“规定性”有很多，而“钱”只是其中一种。

当她跟小巴说，不参加party、放弃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钱的时候，估计就是在澳洲经历了“生死时速”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我是谁，我干了什么，我要去哪里”这个问题。当她发现了那个靠作弊大敛钱财的自己并不是真正想要的自己，当她意识到了为钱去拼死拼活的作弊、用“挣钱”来规定自己人生价值的方方面面十分荒谬的时候，她拒绝接受“钱”的异化，她选择了在作弊成功后拒绝那一笔巨款——这已经不是“教钢琴课”时候、不再是与资本家进行交易的那个她了。最后坦白自己的作弊行为，只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举动，对自己的过去完全放下而已，也算对自己的“异化”方一次切割性的交待。

而班克则更多的赋予了一种悲情的色彩，当他拿到了二百万、全面更新了洗衣店设备之后，依然无法自拔想要“干票大的”，劝说小琳的理由也是“挣很多很多钱”。小琳的故事线是从“异化”走了出来，而班克，从一个会举报作弊——具有高度道德感和正义感的小青年，深深地陷入了“异化”之中。班克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无奈，毕竟客观规律如此，被“钱”异化是大势所趋。有班克这个形象的存在，影片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扩充了。

“道德”属于价值观，是一种同样可以被“异化”的东西。班克举报作弊，毫无疑问是出于一种原始的正义感，他肯定觉得他是对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来看，他可能就是个虚伪的事儿逼。对于小琳的做法，许多人也会认可：凭自己本事挣钱，有什么毛病？这些事情都没有对与错，只有永恒的、我们谁也不能超越的客观规律。

（二）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前几天跟朋友聊天，我说打算养只猫或狗，因为作为一个90后空巢老人，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守着这么大房子空落落的，不如有个活物还能添点生气。朋友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你怎么也被消费主义洗脑了，猫狗这些宠物，就是消费主义神话的虚妄概念。我想了想他这话，也对也不对，我爷爷奶奶家在华北农村，那里狗文化非常深入人心，家家户户养狗，不过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和打猎，养猫是为了抓耗子。可见在我奶奶家，养猫狗是为了它们的自然价值——看家和抓老鼠——二者的目的分别是是保护家里财产和保护粮食。而在消费主义定义下的宠物猫狗，萌、好看、能给人以慰藉成为了首选因素，这是为了卖出去，为了在商品经济的市场中让人们买它，因此更多地体现为社会价值，包括拍照发微博朋友圈，也是为了满足人的社交属性。相比之下，宠物猫狗的自然属性就被弱化了，毕竟城市中也没有可满足它们自然属性的条件，估计以后的年轻人对于“猫抓老鼠”这种天经地义的事都得接受半天。更不要说为了成为满足人们消费的宠物，许多猫狗品种都是长期的人工配种造就的，有许多宠物为了“萌”的属性，留下了终身痛苦的遗传病。

可见，资本主义不但异化了我们每个人，还“异化”了猫狗。

从根本上讲，小琳和班克在电影中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自然属性去交换社会属性。在这个被“异化”的方方面面的社会中，他们的聪明头脑既有用又没用，然而终究还是要向资本大佬低头。差学生们可以凭借向学校交赞助费获得读书机会，好学生们凭借聪明的脑瓜获得奖学金以支持自己完成学业——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平衡。

小琳在作弊行为暴露之后，跟校长怼的一条理由就是，学校可以收取高额的赞助费让有钱的差生继续读书，凭什么我不能靠给差生作弊挣钱——无论性质还是结果都是一样的嘛，只不过学校的钱转到我兜里了。话句话说，凭什么学校能被“异化”而我不能被“异化”！？

在泳池里，小琳第一次听说了“赞助费”这种说法，表现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这就是电影戏做的足的地方，前后呼应有很多。小琳跟班克一样，他们这些好学生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学校就是教书育人、择优而录，凭什么我们这些聪明脑瓜们要和那些空有钱的傻学生们享受到同样的教学资源呢？当然，那些有钱家的孩子同样有这样的到的疑惑：我们交的钱维系了学校日常运营，老师校长都是我养的，凭什么要把我们交的钱用奖学金去补贴那些穷学生呢？

这就是“异化”社会中的价值观冲突，集中体现为自然价值和社会资源的冲突。按理说像小琳、班克这样的聪明脑瓜，在传统社会怎么也能成为长老、神父、乡村之贤，这种受人尊敬的社会管理地位。然而在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中，他们的聪明脑瓜一无是处，只能沦为出卖尊严为大资本家作弊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在那部著名的宣言里所说的：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三）穷人的上升渠道

对于班克，似乎是个很不讨喜的角色，我看网上基本都在骂他。而我却更多地想给予他一些同情。因为对于他来说，真的没得选。首先他虽然有一些不讨喜，但我不认为他道德是有缺陷的，他在看到有人抄小琳的卷子时，尽管小琳是他奖学金的竞争对手，他还是选择善意的提醒了她，主要她并不知道小琳已经卷入其中，单纯是为了维护他心中的“正义感”。

我们上文中也说了，他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钱，在新技术冲击面前就是活下去与否的选择，而小琳好歹还是活得好不好的选择。班克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获得了一条光明的上升渠道：拿奖学金去新加坡读书。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穷人的未来是如何被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轻轻松松就摧毁了——只需要购买几个小混混。摧毁的不只是班克的未来，还有他的信念、尊严和正义感。他是一个有深度的悲情角色。

我们来对比在固化年代完成阶级飞跃、同为80后的三位名人：郭敬明、凤姐、王宝强。他们三位都可以说是最底层的阶级：郭敬明四川自贡人（不是上海），家境其实比另外两位要好很多；凤姐重庆綦江人；王宝强河北邢台南和县大会塔村人。然而前面两个人的阶级晋升则是有“原罪”的，对于郭敬明来说，没有最初的抄袭他确实走不到今天的地位（他是个天才的商人，但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是有缺陷的，此外抄袭事件还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关注度，对于他的名誉是有损害，但是对于商业事业却是有帮助的）。而凤姐，则是利用了人们“审丑”心里，更有在汶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期间用不幸遇难的同胞哗众取宠、为人不齿。基本上凤姐至今还不为主流舆论所容。不过他们对凤姐的批评很有趣，像知乎这样精英和“精神精英”聚集的网络社区，对于凤姐的评价大致感觉就是你没读过985、没出国留过学，你不选我们精英阶层所承认的上升渠道，你就是异端，就一定要被口水喷死，否则下层人民都走了这些“邪路”可如何是好。郭、罗二人，一位踩了法律的红线，一位打了道德的擦边球，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阶级晋升的困难，就如凤姐所说“穷的叮当响的人这么一步步走过来，难啊。”

王宝强算是真的是具有“正能量”的阶级晋升典范，然而他太少了，就他这一个“典范”，仅仅是因为这个市场需要有人来演“淳朴”（说不好听点就是傻）的形象，观众们呼唤这种形象、渴望这种形象，因此造就了王宝强——有且仅有一个王宝强——从一条极其狭窄的上升渠道里挤出来的唯一。

对于一个穷小子班克，他既然接受了“钱”的规定性，那么他只能从哪里来获得钱呢？正常的劳动工作能保证他对自已优越自然属性的期望么？不能。同样要违反法律，同样要打道德的擦边球。

就像经济危机来临时，虽然大资本家们也会受到冲击，但是最惨的永远都是无产阶级。就像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多少人被赶出房子流离失所、夜宿街头；而那些“大而不倒”的财团们，用着美国政府救市的钱——也就是纳税人的钱去发奖金。

电影里也是这样，谁去冒着风险冲锋陷阵去第一线作弊呢，还是无产阶级。如果不是小琳最后的坦白，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班克因为用手机被抓，被学校开除、出国无望，人生差不多就这样了；而那群有钱人家的孩子获得高分留学美国走向人生巅峰——怎么看班克也并不是很赚。所以说小琳跳出了“钱”的规定性，那么大资本家们在她面前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了，她最后选择的玉石俱焚，也让那些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二代巨婴”们得到了应有的道德审判。

所以说，班克的人生可能性还有另一种归宿，就是那一个幽灵，百年间喃喃自语的那句话：

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