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期”：婚姻的“保险杠”还是生命的枷锁？ | 404厂

《民法典》最近连出新闻，有人提议允许同性婚姻这件事，谁都知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至于一些机构张冠李戴，把“法工委说有人说”直接裁成“法工委说”，这种事情，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更在乎的是另一处修改：冷静期。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一个月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简单地说，以后协议离婚，哪怕双方都签字同意了，也要等一个月的“冷静期”后，再来签一遍字。

对于这项新规，有人说好，让大家冷静冷静再离婚。

有人说不好，现行法律之下，离婚已经很难了，没有必要再增加一道“门槛”：司法实践中诉讼结婚十次有八次通不过，对没走到“最后一步”的夫妻而言，协议离婚几乎成了离婚唯一的可行方式。

2019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李钺峰就提出：

对于有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的，没有必要设置冷静期。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婚姻一直是一件“终身大事”，它代表着两个人的共同的感情、财产、子女受到了社会和法律的保护。

同样的，结婚与离婚的自由，也是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01

时间回到1950年。

第一部婚姻法刚刚颁布的时候，广大农村地区一片鸡飞蛋打。当时有些地方盛传，婚姻法是妇女法，是离婚法，斗倒了地主，现在该斗丈夫斗婆婆了。甚至有些地方的干部对“离婚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这些词汇都没法理解。哪怕是在法案制定的时候，有些人也觉得这些内容不够“稳妥”，会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不满。

有个地方，还因为“贫下中农买个媳妇不容易”，判了童养媳不能和丈夫离婚。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用一人一票的方式，这部新的婚姻法肯定是通不过的。

一直到婚姻法颁布的两三年后，全国各地宣传普及婚姻法的斗争都还在艰难推进。

从1951年到1953年，中央和政务院连续颁布了三个指示，要求宣传和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

“根本摧毁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以增强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力量。”

△北京市民收听宣传普及《婚姻法》的广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普及《婚姻法》的工作，在当年的紧迫性，甚至高于恢复国民经济，以及筹备召开1954年的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而这项工作也是艰巨的，不但要跟城市农村各种封建家长作斗争，还要面对各种贫下中农的不理解：

“当年花钱买了个媳妇，怎么了呢？” 

列宁说，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在国情不允许的情况下，让落后民族跑步进入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要按“消极自由”“自发秩序”，让人民自发地被启蒙感召，中国可能这个世纪都实现不了男女平等，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男女政治权利平等，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不光是中国，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年也面临这个问题。

东正教的性别家庭观念其实跟东方传统的儒教文化圈非常有共鸣：天下一家，沙皇就是全俄人民的“小爸爸”，家长就是大家族里的“小沙皇”，妻子儿女都是他的私有财产，离婚自由、婚姻平权这种事情，在1917年的俄国真是想都别想。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苏俄颁布了当时全世界最激进的婚姻法：夫妻离婚自由，妇女堕胎自由，未婚同居关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甚至同性也能结婚。

这一点，比帝俄覆灭后几十年才把女权主义和同性平权提上日程的西欧和美国，整整领先了半个多世纪。

即使到今天，俄国人的思想观念似乎还是欧洲最保守的，立法严禁向青少年传播同性恋相关的内容，俄罗斯在当代世界也是独一份。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俄国人可能想也不会想到，两性在婚姻方面可以是自由平等的。

02

苏联激进的婚姻制度到了三十年代，都被取消了。1930年，妇女工作部被取消，“家庭好主妇”“光荣母亲”这些“荣誉勋章”又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上。1936年，堕胎被《家庭法典》列为刑事犯罪，直到1955年，斯大林去世两年以后，才又从刑法中拿了出去。

△农业集体化使苏联跑步进入了工业时代，但却没能维持激进的社会改革成果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新制度搞得天怒人怨，生产维系不下去吗？显然不是。

当初为了配合实行这套最激进的婚姻制度，苏维埃兴建了托儿所、日间洗衣房等公共设施，号召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走出来，去参加集体劳动，妇女有了独立于家庭之外的劳动所得，平等的婚姻当然水到渠成。

更何况1930年到1940年，苏联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农业集约化程度更高了，农村人口也大量向城市迁移，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大城市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而且传统的婚姻制度，对人口的增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没有直接的好处。

人类把生育的数字作为一个衡量国民生产的因素，其实是“现代化”的产物。古代虽然也会进行人口统计，但是主要是为了统计户数，征收赋税。真的要认识到人口的再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是十八世纪的产物。到了这个时候，西方才开始真正关心，在上帝赐予的“传统美德”之外，性关系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婚姻这个时候才从教堂转向政府设立的民政机构。

△进入公共政治生活的婚姻，担负着两项重要的使命：传播价值观和维持人口生产有序

当时婚姻制度所推崇的这套价值观，就是启蒙运动的理念。一夫一妻制度下，一个家庭生产出来的孩子肯定不如一夫多妻制度下多。毕竟，女性生一个孩子所花费的成本和男性生一个孩子花费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只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对两性配偶进行最“经济”的分配，每个男性分到的性伴侣，肯定也比女性多。但谁都知道，人类社会不能这样运行。

人人平等的观念之下，女性不能再被当做一个生育的工具，所以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女主人。具体一个家庭为国家提供多少劳动力，其实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通过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可以看到我们究竟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而在1930年代，这场“家庭中的热月”背后，其实是苏联结束了打碎一切的革命时代，进入了“进两步退一步”推进社会进步的建设时期。

虽然可惜的是，苏联这一步，再没有重新迈出来。

换句话说，婚姻制度，其实代表着人的日常生活，与这个整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制度联系。

03

维多利亚时代之前，英国王室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一个国王带着一个妻子，一群情妇，婚姻都是为了继承王位，顺便让自己的儿女继承别人家王位。

维多利亚本人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她的子女进入了其他欧洲各国的王室，到生命的最后欧洲各国的国王或者王储都是她的孙子，她被称为欧洲的祖母。十几年后，欧洲大陆上互相攻伐的，都是表兄弟。

但是在当时，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在全国人面前表现得，却是一副中产阶级夫妻恩爱，一起照顾孩子的形象。女王夫妇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去温莎城堡度假，与孩子们嬉戏，并把这些场景通过报纸传达世界。

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女王换上了黑纱，在人前总是一脸戚容，让所有人都相信她是一个为亡夫守哀的孀妇。近一个世纪以后，人们重新发现女王寡居的四十年里，也有着丰富的感情生活。这些“秘辛”被排成电影，让人们津津乐道。

但要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二百年前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身上，人们可能不会有这么高的讨论热情，毕竟，在那个时候，和情夫过日子才是常态。

西蒙·波伏娃说：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婚姻也一样。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

近代，国王和女王有些风流韵事不算什么大不了的，拜伦笔下大名鼎鼎的唐·璜“睡”遍了全欧洲，也没被欧洲人的吐沫星子淹死，反而被尊为情圣。但是，到了维多利亚身上，因为要迎合英国中产阶级的婚姻观念，所以女王跟马夫多说两句话，都得被王室和政府捂得严严实实，一百年后才被人当风流史拿出来说。

当年的各国王室泉下有知，估计会问：这也叫风流？

但对观察维多利亚时代的现代人来讲，这已经是对近代婚姻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了。

04

萨特和波伏娃在一起的时候，约法三章：

彼此满足对方，彼此拥有各自的性生活，彼此坦诚并交流各自的性事信息和感想。

即使在当代，这种关系也是足够大胆，对普通人来说，以私人契约订立的开放式性关系，还是一个超前到遥远的话题。毕竟，女权主义导师和存在主义大师之间的爱情，万载之下，可遇不可求。

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还是爱情的最后归宿。

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也是宏大的社会制度对个人生活最紧密的联系之处所在：大到要几个孩子，给孩子买学区房应该谁掏钱，小到家里谁来洗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这也就意味着，婚姻关系建立和结束的方式，其实是一个比具体家庭是否决定解体，更加宏大而紧迫的问题。

我们今天所作的每一个回答，都将面临未来更复杂的社会，更沉重的反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