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关学到新世界 | 新潮沉思录

明清鼎革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

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之时，许多事物追其渊源，往往溯于明清，可以说清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长期影响着近现代中国，清代的制度和文化则一直对我们当下都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明清鼎革之际的许多现象，对研究体系、结构变化的研究者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包括本文所描述的探寻中国与世界关系时拿“满清入关”做类比这个“知乎现象”也是这影响的体现，更不要说郭沫若先生所写、触动了毛主席并且实质性影响了新中国的《甲申三百年祭》。而我们当代，研究清史的国内外学术研究更是不胜枚举，甚或包括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新清史”学术范式。

本文不探讨明清鼎革是什么性质，更不研究明清鼎革的社会结构变化或者其他什么别的东西，只取一点指明，就是明清鼎革对于建州的意义在于，原先不合理的东西统统合理化了，就算不合理也可以“留发不留头”地合理化，更何况还有一大批“饱学宿儒”抢着要上来帮助清廷进行理论工作。

由此，至迟康熙年间，清廷就已经获取了文明范畴内的合法性，无论是平三藩还是平台，康熙的身份都是中国皇帝，是天子，而不是蛮夷酋长。笔者觉得或许这就是“借鉴清史”后提出“入关”话题的原初。尤其是西方舆论近年来持之以恒地将中国妖魔化为“蛮荒落后”的地方，而中国社会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改变和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能力，在网络小说流行以力证道、宅男在键盘上频放狠话的时代，使用这个词儿实际上是在表达国内网络舆论中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想法。 

从缺乏国际话语权说起

今年中国人最关注的的持续性政治现象就是南边自由港的一系列政治失序连续剧，就连笔者的太太这个不关注时事政治的人闲谈中也积极运用考研政治基本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可以说是今年的出租车司机、过年亲朋聚会的必备话题了。在一系列事件和现象中，国内普罗大众所最不能理解的，是西方社会仿佛患了睁眼瞎，对暴力和破坏法治的行为视而不见，由此得出的直接结论就是我们实在是太缺乏话语权了，在国际舆论场中严重缺乏能见度。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说的话，并不能传达到西方社会和舆论世界里去，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牢牢把控着西方舆论的内容。

而从本质上来说，国际话语权来源于舆论掌控能力，来源于完整建构一套叙事话语体系的威力。学术理论——严肃媒体——市民媒体这是一个当代的逐级扩散话语结构，在我国是“基本理论——人民日报、求是社评社论——普通媒体”这样，如果理论体系战五渣，那么舆论斗争想取得胜利自然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今年在几次中西方舆论的冲撞中多次以“销号”“注销”“删帖”等手段应对中国的舆论冲击的表现，很大程度上袒露了“言论自由”的一些本质性东西。

自信意味着什么？

上文我们谈到了我国思想领域面对西方话语的弱势，这样的弱势说白了是从理论体系的基本假设开始的全面弱势，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不能完成范式的转换，根本性规则和评判权在别人手里，别人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主导权，想要“积小胜为大胜”即通过战术胜利的堆积实现战略上的胜利，这是不可能的。笔者以对多党制的认识过程试做一阐述。

对多党制的认知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价值判断，另一种是效果判断，以效果判断而言，不可能证明多党制必然优越的结论（论证文献很多，在此不赘述）；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坚决拥抱多党制的人，不论他如何进行论证，事实上都是基于价值判断，是“因为我选择，所以它肯定效果好”（效果论应该是“因为效果好，所以我选择”）。

笔者的学习过程经过了一个比较痛苦的祛魅过程，在最中二的时候我认为多党竞争的普选是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是发展到高水平的必然要求，还妄自尊大的脑补过在我国的路线图。随着时间推移，学习的日渐深入，才逐步对西方政治伦理祛魅化。事实上当代西方鼓吹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伦理就是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这也体现了西方文明高度的自信。然而鼓吹多元价值、社会多样性的西方社会，其政治哲学则是高度的一元化。

以此鉴之，我想我们可以就此清楚什么是“四个自信”，或者对于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有自信”、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无害化处理”，最起码有个明确清晰的判断逻辑了。

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悖论

现在我们条件改善了、有钱了，所以在科研领域投入的精力和经费越来越多，然而另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存在着许多高校教师“吃饭砸锅”的现象，拿着来源于纳税人的财政经费，却轻则时常“反思良心”，重则“天天抨击党、国家、社会乃至民族”，而新一代的青年人又往往听不进去这些，当堂辩论、打差评是比较和平的手段，极端一点就是挂微博、举报有司等等。反过来许多教师也和笔者聊过，他们往往感到忧虑，认为许多是学术问题和个人见解，为什么这些学生“要告密”，以至于许多会课程涉及敏感内容的授课教师，往往排斥录音录像，也从不发有实质内容的微信朋友圈或微博。

笔者认为，许多案例其实没有年轻人所说的那样上纲上线，只不过是大龄愤青的牢骚罢了（当然不应该乱发牢骚），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更常见的做法是忽略、听而不闻（当然这也是因为举报没用）。在前些年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声音是另一种样子，所以这样的学者个人观点或者叫“牢骚小话”与社会舆论不存在格格不入；而近年来入学的本科生，他们世界观初步建立的时候（高中），正处在我国舆论场大幅度扭转之时和之后，对于这样的“牢骚小话”，笔者的学弟学妹们惊人一致的没有什么度量去容忍。

这样的转变当然让许多年纪大的教师们很不适应，甚至觉得当局“鼓励告密”，搞特务政治云云。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矛盾实际上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的悖论的新的表现形式，既要鼓励学术研究，但又担心和惧怕学术研究的结果或者发现的问题冲击国家的秩序。

社会科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底层逻辑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曾经详细阐述了波兰尼的理论，并明确市场经济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个社会学现象，是一个有明确适用范围、基本条件、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工具或制度。在该文的探讨中，笔者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更深层次逻辑。而实际上，在人文社科领域里相当多的理论是由更底层的政治哲学、价值支撑的，这些价值判断是“不言自明”的，犹如欧几里得几何的五公理和五公设。

在西方舆论的语境里，至少包括①私有产权②多党制③普选制④代议制⑤分权制（三权分立）是必须遵从的，我个人认为这些是西方世界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是在西方学术里，要不然是不言自明、无需讨论的“普世价值”；要不然就是“启蒙哲学先贤”充分脑补以后，假定特殊条件之下分析推理得出的，实际上符合不符合只有天知道；或者还有近年来流行的新研究模式，本质上是循环论证说罗圈话，甲研究成果A=>B，乙研究成果B=>C，丙研究成果C=>D，丁研究成果D=>A，实际上转了一圈啥都没整明白，但是好像看上去“很好很强大”。

西方对一个实体进行认识，需要代入其分析逻辑框架，最基本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民主”、是不是“自由”、有没有“人权”，其实核心就是看是否符合其基本价值，符合就是自己人，不符合就是异类，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就要敲打。比如日韩，基本符合，所以是“民主国家”；新加坡，不完全符合，所以有时候西方舆论要敲打敲打新加坡；中国，基本上不符合，所以永远不是“自己人”，是异类。对于异类，弱小的可以刷存在感，强大的要小心谨慎应对。

干预下的社会科学主导范式

笔者近期研读了一篇王绍光教授对“治理（governance）”一词涵义变迁的研究文献，这篇文献的研究完整呈现了涵义的变化过程。我在此做简单介绍：近年来，西方理论界提出了一个概念，声称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范式转换”，主流从“统治”走向“治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统治是以政府为中心的，而治理是去中心化、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参与的。经过梳理三十年余年来的文献，王绍光老师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范式转换”并不存在，“治理理论”大抵是规范性主张也就是价值理念，是基于全球新自由主义大潮之下的价值逻辑，而不是事实逻辑。

或者笔者更进一步地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公共治理、国家治理本身就是多方合作共同完成的，既不存在过去政府包打天下这一事实、也不应该推崇政府退出治理主体这一主张。

然而，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其研究范式本身带有“元叙事”特征，即解释一切无所不包。在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学术界积极活跃试图进行理论解释。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与西方理论界主流所鼓吹的“治理（governance）”涵义并不相同，但事实上有相当多的研究者没有考察这样的差异，却陷入西方的元叙事之中，用与中国存在不相容的本质矛盾的逻辑体系解释中国，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解释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提出后，经济学界出现用供给学派理论来解读供给侧改革的研究，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美国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出现在七十年代，针对的是滞胀现象（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出现），其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所抨击的庸俗经济学）萨伊定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格格不入，这样的理论研究不啻为“左手扇右脸”。

这样的荒诞剧其实说白了，就是研究范式的主导权在别人手里，别人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套衣服，我们拿来穿，当然穿上不合身。研究范式决定了研究的方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成果。所以只要研究范式还在别人的意识形态主导下，那么上文所提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悖论就依然存在。这也是近几年清华、复旦、北大、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提出要构建清华学派、东方学派、中国学派的一部分原因，即获取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权。

同化作用——为什么列宁反对议会斗争

20世纪初叶，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第三国际对于采取何种策略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si）论（bi），其实争论的实质在于是否走和平斗争、议会斗争路线。列宁坚决反对放弃武装斗争，抵制纯粹的议会斗争这样的路线，最终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取得一致，进行了整合，与第三国际则陷入了互相看不顺眼的抵制（拉黑）状态。

从今天回望20世纪的国际共运史，我们可以把历史总结归纳一下，第三国际未必对，不过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根本不存在。但凡走议会斗争的路线，最终必然被同化为原有建制的一部分，从日前对科尔宾现象进行分析的一文可以看出，英国工党在既有规则之下不断妥协、改变，在布莱尔时代变成了一个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主题的政党，这样的荒诞事乍看不可思议，但却深刻表明了“元叙事”的巨大威力。

20世纪的西方工运政党，如今不是消亡，就是已经演变为其政治建制的一部分，总之没有走议会路线成功的，而且这些政党本身，其政治底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Piketty（即《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在其新书《Capital et Idéologie》（资本与意识形态）对此进行详尽地分析，他的结论解构了前文我所提及的一个基本价值—“私有产权”。

摸着石头过河

从五十年代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这句歇后语就频繁的出现在各种场合，并成为新中国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在前些年舆论场最甚嚣尘上的时候，对于新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几乎被否的一无是处，认为“xx问题/现象早已经有xxx/xx/x分析研究过了，有西方的先进经验，所以照搬就好了。对于如何看待摸着石头过河，笔者想以肯德基的菜单更新做个例子。

作为一名炸鸡爱好者，KFC上新笔者都会去尝试一二，在多年来的试吃过程里，笔者发现KFC的菜单更新，基本上符合“蹄疾步稳”的改革模式。KFC的核心产品是原味鸡、鸡腿堡、圣代、辣翅、薯条等，对核心产品KFC会适当推出竞品，比如最近的“海苔脆皮鸡”，但是竞品是季节性、阶段性的，不会危及核心产品的地位，到期自动下线。竞品经过试验性推广受到了好评，或许在第二年的竞品中还能看到，而如果竞品收到极高评价，超越了主打核心产品，经过多次试验出现重复结果，竞品就会上升为主打产品，典型是老北京鸡肉卷和墨西哥鸡肉卷之争。

这是局部产品更新的逻辑。另外一个存在的情况，则以米饭类主食和早餐的推出为典型，面对市场竞争的强烈需求，KFC全面推出了早餐产品线、米饭类产品线，而不是一点点更新产品、逐次迭代。从KFC来看，对于有所本的事物，比如现存稳定的核心产品线，保持稳定比革新更重要，变革要逐步进行；对于目前是空白的事物，先站住脚、填充内容比稳健更重要，不能搞成添油战术、和稀泥。

在更深层次上，这里涉及了保守主义/进步主义之争，涉及了整体论/还原论的看法区别，这是政策科学、经济科学中时常发生的争论，如果有机会笔者会更深入的谈谈。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阳光照射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即便偶有乌云遮天，也只是暂时的。这就是和平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所面对的社会。我们相信努力肯定有回报，我们相信爱拼才会赢。笔者今年评价最高的电视剧《大江大河》结束时的一段旁白，就是时代中国的心声：

我愿意做一个矢志前行的逐梦人

志之所趋 穷山距海 不可阻挡

尽狂澜走沧海

一拳天与压潮头

这应该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写照吧

靠着一股革命者的勇气

劈波斩浪闯出狭小水域 汇入海洋

我们赶上了中国百年来

国运蒸腾日上的时代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我们想做我们自己，我们想要自己的努力被承认、被接纳，不被无视、不被辜负，我们想消除贫困、消除偏见，我们想建设更美好生活。所以，当旧有体系如此多的障碍、设置、阻隔放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能融入这个体系，我们想要改变。这就是新体系的意义了。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参考文献：

治理研究：正本清源，作者：王绍光，《开放时代》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