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鞋子落地了 | 万小刀

柳传志/图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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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某一天，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租界，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小婴儿，从梵皇渡路的中行别业公寓匆匆而出。

23岁的丈夫柳谷书，是上海中国银行南京西路办事处的职员，另一个身份，是与中共有密切联络的地下工作者。

此行，他们是为了带怀中的娃娃回老家江苏镇江探亲。

在上海火车站，日本兵严密看守，来往的中国人，都被迫向他们鞠躬行礼。柳谷书夫妇夹杂人群中，抱着小婴儿，也不得不行礼如仪，内心充满屈辱。

此刻，这位名叫柳传善的婴儿，还没有任何记忆，但这个场景，日后将无数次由父母向他讲述，让他时刻记得，国家贫弱，国民将遭受怎样的屈辱。

好在不久之后，日本就战败，灰溜溜地滚回老家去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柳谷书奉命调入北京，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柳传善也随之到了北京。

作为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柳传善小时候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他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在当时是极度稀罕之物，柳传善每天抱着听说书，然后到学校讲给同学们听，成了大受欢迎的人物。

不过，正当柳传善沉浸在众星捧月的幻觉中时，他受到了当头一棒。

高一时，柳传善满怀激情，写了入团申请书。他自认为自己各方面都合格，柳谷书也被他的自信感染，特地准备了庆祝柳传善同志光荣入团的仪式。没想到，在入团评审会上，柳传善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抨击，同学们说他过于骄傲自满。他的入团申请被否决了。

这是年轻的柳传善遇到的第一次重大人生挫折，他感到万分委屈。

不过，政治经验丰富的柳谷书教了他一招：不要申诉，不要反抗，你就低头低调做人。

柳传善照做了。果不其然，过了不久，第二次入团评议会，他顺利通过。

这次经历，给柳传善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每当他志满意得时，就会想起这个教训，又偷偷把翘起的尾巴夹起来。

不过，两年后，他又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打击。

高三时，空军到学校招飞行员，柳传善是全校唯一一个所有条件都合格的，他热烈憧憬着能成为一名英雄的飞行员，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可是，在政审中，由于舅舅是个“右派分子”，柳传善受到牵连，被无情淘汰。

柳传善失魂落魄地回到家，觉得人生一片灰暗。

柳谷书夫妇看到儿子这个样，就专门和他谈了一次话。父母二人这样正式地和他谈话，这是柳传善人生中的第一次。

父亲对儿子说：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孩子。

——这个情节，这句话，柳传善日后将无数次向世人讲述，作为他个人品格的一种昭示。

飞行员的梦想虽然破灭，不过，对他这样的家庭而言，总还有些其他的门路。于是，几个月后，柳传善到了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就读雷达专业。

在这里，他的学习乏善可陈，但是却有一个重要收获：遇到了一位风华正茂的少女，龚国兴，并成功地和她结下了革命友谊。

所以，当1966年，其他人如火如荼搞革命，并邀他“同去同去”时，柳传善同学哈哈一笑，说：“不搞革命了，搞对象。”

也就是在此期间，柳传善看了歌剧白毛女，发现恶霸地主的房子名叫“积善堂”。这个“善”字让他很不安，生怕自己的形象被恶霸玷污，于是把名字改了。

从此，他将以另一个名字行走世间：柳传志。

毕业后，柳传志和龚国兴，先是被分到国防科工委在成都的一个研究所，其后又因伟大领袖的伟大指示，被派到广东珠海的白藤农场劳作。

农场的生活苦不堪言。不过，对柳传志来说，却是苦难中有甜蜜：他和龚国兴在白藤农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组建了革命家庭。

柳谷书毕竟在北京有一些门路，不久，柳传志和龚国兴转战到湖南的一个农场，很快就被调回了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那是1970年，柳传志26岁。

 

2

 

柳传志在中科院做的事情，是磁记录电路研究。对这份工作，柳传志完全谈不上热爱，就是混个饭碗。

他也曾做出过一些成绩，获得一些奖项。但是，他认为那些东西都毫无社会价值，其所参与制作的机器，都放在科学院蒙尘。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这样一点一点在流走。柳传志感到无比苦闷，但是又无可奈何。

若干年后，柳传志这样形容：“像鲁迅的书里写的，一个铁屋子里的人，大家都睡着了，你先醒了，那屋子里一点都不透气，你憋得慌……”

这样的日子，柳传志年复一年地过，一直熬了13年。

他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想办法换到了人事部门。本以为日子能好一点，没想到，他每天忙不完的工作，就是给中组部报送各种干部资料。

那时没有打印机，所有资料都是手写，而机关公文要求又严，一个标点符号错误，就要打回重写。柳传志的工作，就是没完没了地填资料、重写、报送。

时间到了1984年，柳传志已经40岁。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6年，中科院计算所所处的中关村，正显示出一片繁荣迹象，一些先行者已经从中科院体制中跳出来，干起了企业，一天的收入，抵得上原来的一个月。

大院里的人看了，分外眼红。

此时，中科院计算所的财政状况，也日趋糟糕，国家的拨款减少，研究项目也日渐零落，1500多名员工无事可干。所长曾茂朝去找上级领导，领导说：钱已经放在用户的口袋里了，你有本事就去拿吧。曾茂朝心想，该给兄弟们留一条后路了。

1984年秋，曾茂朝申请成立公司的报告获得了批准。他找来科技处处长王树和、人事局干部柳传志，让他俩筹备建立公司。

对于王树和来说，这是件做亦可、不做亦可的事情，既然领导上找了他，那也不妨试一试。

而对于柳传志来说，这是盼望已久的好机会，他早就想投奔商海，大干一番事业。

他们一起拉来了所里的科学家张祖祥，组成了“三人核心”。

曾茂朝给的条件非常优厚，到公司工作的人，编制还在计算所，工资待遇全部不变。给公司20万启动经费，并拨了计算所的传达室，给公司办公用。

1984年10月，王树和等三人，在计算所的大院里，逢人就问：你要不要到公司来？最后，他们拉来了7个人。

10月17日，共计10人在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的传达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途中，有个路过的同事，听到屋里欢声笑语，就进来吃瓜打酱油，于是稀里糊涂地成为第11个人。

20万、传达室、11人，日后将成为被广泛传颂的柳传志创业故事。

联想公司起步的地方：传达室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公司大会，隆重开始，第一件事：打扫卫生。

第二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为公司起一个名字。

11人争吵半天，最后起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响亮”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公司开张了，业务却没有。他们先是倒卖电子表，后来卖运动裤衩和电冰箱，都没有起色。

柳传志看中一桩大生意：倒卖彩电。

那时候，彩电可是最紧俏的商品，谁要能拿到货，转眼就能毫不费劲地加价千元卖出去。柳传志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一个好机会：江西省妇联的一位女同志手里有货源！

柳传志担心是骗子，专门派人实地去查看，确实看到了货，才放心地付了款。

出于对这个大机会的重视，新技术发展公司把大半条命都押上了。20万的启动款，一下子拿出了14万。

结果，钱打过去后，“妇联的女同志”连同彩电，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14万打了水漂。

柳传志的第一笔生意，就这样惨淡收场。这个自诩的商界奇才，甫入商海，就被一个大浪打翻。

不过，他们并没有消沉，而是继续在其他方面寻找路子。

计算所把所里承担的KT8920大型计算机项目分了一点给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了一些合同，让新技术公司有了60万利润。但这笔钱其实是计算所从左手腾到右手的钱，算不上公司赚的。

凭着计算所的金字招牌和一位叫李勤的业务员搞关系的手段，他们拿下了中科院的一个合同，帮助验收和维护中科院采购的500台IBM计算机，获得服务费70万，这是第一笔正式开张的生意。

如果说上面这两件事，还与计算所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话，那么第三件事，就开始显示出柳传志的作用了。

柳传志看好计算机在中国的发展，决心代理国外微机在国内的销售。此时，柳谷书已经作为国家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干部，被派往香港工作。柳传志通过父亲的关系，和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的人搭上了线，搞定了货源。

在一个展会上，柳传志又认识了国家体委一个叫王珂的小伙子，他们部门想购买12台IBM微机。双方一拍即合。

可是，等到要交易的时候，柳传志才发现，他还需要搞到“进口许可证”，才能成交。

去办进口许可证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业务员。那个年代，部委机关“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的习气，大家可以想象。业务员毫不客气地用羞辱性的语言呵斥柳传志，并叫他：“你给我出去！”

柳传志时年已经41岁，在中科院做了13年工程师，在人事局干了一年，现在是副处级的副总经理，何曾受过这样的气！

他被赶出门，站在门口的屋檐下，大口大口地喘气，感觉自己尊严被无情践踏，极尽屈辱。

知识分子下海，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如果心理不够强大，很多人会直接怀疑自己的路是不是走错了。

对于这个小年轻，柳传志可以直接骂上去、或者想办法报复，再不济也可以不理他，找别的人。

但是柳传志选了另一条路。他四处打听小年轻的消息，找到了熟人介绍，请他吃饭，低三下四地拍马屁，大献殷勤。

小年轻心情舒坦了，但是也没有松口，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自己要去香港，想换点外汇。

柳传志赶紧说，“包在我身上”。小年轻这才笑逐颜开，说“你们的事可以考虑”。

就这样，柳传志做成了第一笔生意，赚了好几万美元。

不过，香港中银那边支付代理费的时候，柳传志发现少了2万美元。他打电话去问，对方说，根据公司规定，就应该是这个数。

原来，柳传志当初和人谈的都是口头约定，并没有签合同，到了香港中银的总部，他们的口头约定没有被认可。

1985年的2万美元，分量可想而知。此时，龚国兴正因为“甲亢”发作，去医院动手术，柳传志也不顾上了，急着去香港讨账，结果到了深圳以后，却因为证件原因，无法过关。他被滞留在深圳的一个小旅馆。

柳传志无法，只好趴在旅馆的床头，给香港中银写信。他把公司做这笔生意的不容易都写出来，例如，一位女同志要到别人家里去疏通关系，敲门的时候手都要哆嗦半天；40多岁的甘鸿发着39度高烧，跑遍北京城办理各种手续，还为了省钱，在暴雨天舍不得打出租车，结果掉到下水道里差点淹死……

柳传志一边写一边流泪，所有的心酸委屈，都在其中。

香港中银的负责人看了信以后，不相信一个国有企业的员工会这么拼命，就派人去调查，发现句句属实，大为感慨，于是就如约补付了那2万美元。

不过，这一年柳传志最大的成就，还不是和IBM的代理生意，而是收获了倪光南和“联想式汉卡”。

倪光南是浙江宁波人，比柳传志大5岁，毕业于南京工学院，1961年就进入计算所工作。

与柳传志不同，倪光南是典型的科学家，在人才济济的中科院计算所，也是大牛中的大牛。

当柳传志他们在费心费力地想着公司要做什么主业时，公司“核心小组”的三个人，同时想到了倪光南。据《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作者韩少华）戏剧性的描述：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个人各自将自己最中意的人选写在纸上，喊声“一、二、三”，同时亮开，三个都是“倪光南”。

柳传志他们之所以这么看重倪光南，除了其科研确实有水平以外，还与倪光南的一个重大发明有关。

当时，个人计算机才刚刚兴起，上面运行的全是英文，中文是识别和运行不了的，因此，到中国使用，需要进行汉化。而倪光南发明的，正是帮助计算机系统进行汉化的“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简称“联想汉卡”。

当时，找倪光南的人很多，如北京的信通公司和深圳的中航技公司等。但柳传志鼓动三寸不烂之舌，硬把倪光南给抢了过来。

在和倪光南谈入伙条件时，柳传志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倪光南提出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但倪光南只提了三大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柳传志全盘答应，倪光南就带着联想汉卡，嫁入了公司，和柳传志开始了长达9年的蜜月。

有了联想汉卡后，新技术发展公司终于有了主打产品。仅仅半年，汉卡销售就带来了毛利40万元。作为总工程师的倪光南，成了新技术公司技术的代言人和最闪耀的明星。

倪光南/图源：百度百科

 

3

 

1986年7月，王树和在完成了新技术公司的初创使命后，退回计算所继续当官，柳传志升任公司总经理。

在成立1年零8个月以后，公司正式进入柳传志时代。

柳传志觉得汉卡的利润太薄，还是做微机代理更赚钱，在朋友介绍之下，他和一位深圳商人搭上线，准备从对方那里进300万的货。

结果，300万打过去，对方又消失不见了。

300万这个数字，和两年前的14万不可同日而语，等于是新技术公司全部人的身家性命。柳传志当即红了眼，立马坐最快一班飞机，飞到深圳去找人拼命。他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把钱弄回来，如果弄不回来，就不活了。

到深圳后，找介绍人问到对方的地址，柳传志直扑而去，但是对方不在家，柳传志便在门口蹲守。

等了好几天，那个人才出现，柳传志扑上去要拼命，那人反而笑道：“不过就是挪用了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也不知那人是害怕了，还是本来也没想着骗他，最后还是把300万的货发了过来。

货是拿到了，但柳传志从此落下一个毛病，每天晚上都会被噩梦吓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在海军医院疗养了三个月才有所好转。和他一起负责这事的副总李勤，也被吓出了心脏病。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俩只要在深夜接到电话，就会一个彻夜难眠，一个心跳加速。

在他们如此拼命之下，1987年，新技术公司做出了7千多万的销售业绩，给政府纳税347万元。这家成立才两年多的公司，已经成为中关村冉冉升起的大明星。

不过，光环之下的新技术公司，也惹来了很多麻烦。

各大部门日常的吃拿卡要自然是免不了，好在还不伤筋骨。但物价局的一个处罚，让这家明星公司差点夭折。

物价局在对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精确测算后，认为联想汉卡定价过高，牟取暴利，违反国家价格政策，应予处罚100万元。

这一年，新技术发展公司税后利润总数才70万，一下子要交百万罚款，这是要了老命啊。

员工们群情激昂，嚷嚷着让柳传志召开新闻发布会，让舆论来评评理，被柳传志喝止了。

平心而论，联想汉卡作为高科技产品，其价值肯定不能按照原料和人工成本来算。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的知识资本，才是最重要的投入。而物价局的计算并不算这些。

从公司的角度，确实是难以忍受的委屈。

但是柳传志没有找媒体曝光，而是带着女助理夜访物价局长。找了局长又找副局长，受尽冷眼和尴尬，好不容易对方接受了吃请，于是又是一通低三下四的奉承。

最后，罚款数额降为40万，柳传志老老实实交了。最终也没有和物价局闹翻。

他对员工们说：你得知道自个儿是谁。

如果说物价风波还只是公司经营层面的问题，那么，走私风波和奖金税风波，则两次差点把柳传志送进监狱。

1989年，广东省有关部门查处了一起走私案，发现其中很多走私商品是被新技术发展公司买走。

当时，由于进口的高科技配件关税很高，而且渠道缺乏，新技术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和保证配件供给，而买了不少走私进来的货，证据确凿。从法律上，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柳传志，罪无可逃。

当知道被调查时，柳传志对副手李勤说，“也许有人要进监狱了”。

李勤说：“我去，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柳传志说：“我是法人代表，我不去谁去。”然后又补充道：“你给我送饭吧。”

回到家里，柳传志等着警察敲门的声音，夜不能眠，起床提笔给中科院领导周光召和胡启恒写信，他委屈地写道：

“……这些年，为了公司的兴旺，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周光召和胡启恒都回信对他表示宽慰，并坚信他没事。

最后，也许是周、胡等人做了工作，也许警方本来就没想要抓他，事情只是虚惊一场。

但没过多久，另一件事又来了。

1989年，柳传志为了促进销售，制定了业务人员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大家的干劲，年底任务超额完成。

但是，真要发奖金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当时国家对工资的控制很严，法律规定，如果发奖金的数额超过3个月工资，就要按300%的税率缴纳奖金税，也就是说，发给员工100元，就要同时上交国库300元。

柳传志发现，如果按照这个税率缴税，要么只能不发奖金，失信于员工；要么就会把公司发破产。

他既不愿失信，又不愿破产，于是就利用支票从别的公司套现30万，发了奖金。此举等于偷逃国税90万。

偷逃国税90万，在那个年代，完全足以让一位企业家在牢里度过很长时间。而不幸的是，柳传志被人告发，税务局立案调查。

经过一番上下打点求情、公开与私下认错，最终柳传志逃过一劫，此事以罚款9万元结案。

除了这些以外，柳传志还有好多行为，都是在法律的边缘游荡，几乎把一只脚放在监狱的门口。

他不停地告诫自己和下属：要改革，但是不要做改革的牺牲品。

但实际上，他一直都活在战战兢兢之中，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4

 

柳传志几次三番差点把自己送进牢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没进去，却率先把自己最得力的下属，亲手送进了大牢里。

1988年，柳传志招了一批年轻的新员工，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叫孙宏斌。

孙宏斌毕业于清华大学，这年25岁，虽然看起来形象木讷，说一口带山西口音的蹩脚普通话，但看问题有高度，做事有狠劲，管理下属有一套，在同一批招进来的50多人中，很快就脱颖而出，被提拔为企业部主任经理。

柳传志对孙宏斌有多喜爱呢？为了锻炼孙宏斌的普通话和演讲能力，柳传志要求，只要自己在公司，孙宏斌每天都要当面给他用标准普通话讲一个故事。

当时，柳传志在香港成立了联想公司，并把新技术发展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自己长期在香港开拓新业务，国内的市场开拓工作，几乎都交给了企业部负责。

在柳传志的欣赏之下，孙宏斌成为提拔极快、权力极大的一个人。对于孙宏斌，柳传志从来都不吝啬自己的夸奖。很多人都把孙宏斌视为柳传志大力培养的接班人。

此时的柳传志和孙宏斌，完全是明君和猛将的关系，大好河山，等着他们一起开拓。

但是孙宏斌屡立奇功后，就把公司老员工不放在眼里，连犯三个错误：

一是把企业部经营成自己的自留地，所有企业部员工，“只听孙宏斌的，假装听李勤的，不知道有柳传志”。

二是为了业务的开展方便，绕开公司财务规定，自己掌握千万以上的货款。

三是办了一份部门报《联想企业报》，开宗明义宣称“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

由于他的高傲与强硬，很快就有人向柳传志告状。

柳传志立马从香港赶回，处理此事。但事情滑向不可控的深渊。在柳传志召集企业部人员开的小会上，本来他是要训话，结果变成了企业部人员炮轰柳传志，气得他拂袖而出时，扔下一句“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柳传志要求孙宏斌开除几个闹事的下属，孙宏斌坚决不开除。柳传志甚至说：“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

孙宏斌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

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在企业部的一次内部聚会上，员工们情绪激动，有人提出，要不然干脆把货款拿走，另起炉灶——此时，企业部还掌握着千万以上的货款。

柳传志是为了300万都能拼命的人，可想而知，他听到这个消息，会是什么反应。

柳传志当机立断，召开会议，宣布免去孙宏斌职位，自己亲自兼任企业部部长，并且派人把孙宏斌软禁起来。

柳传志软禁孙宏斌，是非法行为，如果孙宏斌要追究，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柳传志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他大风大雨都闯过来，岂会怕这一点。

柳传志先抓人再找罪证，孙宏斌被私押了很久，才移送警方，最后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若干年以后，孙宏斌提前释放。他没有向柳传志报复，而是诚恳认错。

柳传志说：“我从没说过谁是我朋友，但以后你可以和别人说，你是我柳传志的朋友。”他借给孙宏斌50万元，供其从头开始，再创事业，并且以联想的名义在孙宏斌公司投了500万。后来孙宏斌创立了融创中国，成为一方霸主。

2003年，孙宏斌向法院申诉，要求再审案件，联想专门去函，声称对孙宏斌的申诉不持异议。孙宏斌被改判无罪。此是后话。

当时，柳传志对孙宏斌下手如此之狠，除了“不惜一切手段维护联想利益”这种解释以外，我认为，还有杀鸡儆猴的意味。

孙宏斌事件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柳传志的雷霆之威。此后崛起的年轻人郭为、杨元庆，都对柳传志服服帖帖、忠诚无比，其中未必没有孙宏斌事件的阴影。

 

5

 

柳传志之所以老跑香港，是因为他在香港建立了香港联想。

而之所以要跑到香港去建立一家公司，是为了省去中间商的盘剥。因为那时候，中国内地的电脑，大多通过香港转口，香港的中间商，要吃掉15%的回扣。柳传志舍不得，就动了自己在香港建一家贸易公司的念头。

由于联想自己毫无海外贸易经验，也没有渠道，柳传志采取的是合资的方式。合资方有三家，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分别占1/3的股份。

其中，北京联想有内地市场；香港导远公司是吕谭平等三个香港年轻人成立的一家小公司，有外贸经验和渠道；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下属公司，能搞到大量贷款。

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还有一个背景，它的负责人，名叫柳谷书。

柳谷书作为国家有关部门驻港官员，在此地有深厚人脉关系，为柳传志在香港立足，帮了很大的忙。

北京联想公司早期来往香港和内地的证件，都是柳谷书帮忙搞定的。柳传志公司的贷款由柳谷书帮忙搞定，在香港的人脉关系都是柳谷书介绍，言谈、穿着、礼仪等也是柳谷书手把手教的。

当然，这一切，在联想的所有宣传资料中，都不会提及。

除了技转公司的巨大作用外，香港联想的进货由导远公司解决，销售由北京联想解决。

柳传志日后把这种模式总结为“瞎子背瘸子模式”：“‘瘸子’帮‘瞎子’看路，‘瞎子’背着‘瘸子’走路”，成了建立合资公司的一种理论支撑。

有了钱、有了销路、有了货源，香港公司发展很快，除了做贸易外，接着又做起了制造。

柳传志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别人做代理，他想做自己的品牌，卖联想自己生产的机子。

总工程师倪光南，也把重点由汉卡转向微机，窝在香港厂房的实验室，紧锣密鼓地搞研发。

1989年联想新春晚会，倪光南在香港奋斗，无法回来，柳传志带领公司320人，向南而立，共同祝愿“我们的总工程师（倪光南）”身体健康，早日归来。

春节后的几天，倪光南回北京，柳传志专程率众到机场迎接，不久倪光南再去参加德国汉诺威展，柳传志率众到机场相送。

柳传志提出了“技术-生产-销售”的业务发展路径，也就是俗称的“技工贸”，倪光南完全赞同。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就这样亲密无间地奋斗在一起，这是他俩共同度过的最美好时光，可能也是中国的企业家和技术领头人共同度过的最美好时光。

联想计算机很快横空出世。虽然除了一块主板和一个牌子以外，其他的配件全部是组装，但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联想计算机和联想此前代理的AST计算机功能上毫无二致，价格却便宜很多，一下子火爆市场。

很快，香港联想跨过了连续三年盈利的门槛，上市提升了日程。

1992年底，香港联想先做了一次增资扩股，扩股金额为一亿港元。

不知何故，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明确表示不参与此次扩股，他们让出30%，股本由33.33%降为3.33%。

吕谭平等人本来没有实力参加此次扩股，他们只拿出了10万港元。但柳传志授意北京联想，借给吕谭平等4千多万港币，让他们顺利参与了扩股。最终吕谭平等共计占有了2.08亿股的股权，吕谭平以12.5%的股权，成为第一大个人股东。

后来，香港联想上市，股价最高时一度涨到70元/股，吕谭平等人随便卖掉一点股份，就还掉4千多万，还净赚了数亿。

等于说，吕谭平等人先后只投入了40万港币，就盈利了几个亿。

这件事情引起了倪光南的极度不满。在此之前，曾经亲密无间的柳传志和倪光南，就已经因种种原因出现了裂痕。

倪光南有科学家的固执，他坚定地认为公司应该由技术带动发展，应该把资源和人力重点投入在研发上。但是，他对产品有完美主义倾向，脱离公司发展实际情况，大力投入新产品开发，并对旧产品快速迭代，导致公司生产和销售跟不上，公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长期脱节，矛盾不断。

而柳传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业务发展思路渐渐由“技工贸”转成“贸工技”，他认为当前情况下，销售比研发更重要。资源应该更多投入到市场，而不是研发。

这一理念冲突，被认为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关系恶化的最深层根源。日后将被称为“倪柳之争”，甚至上升到中国应该搞“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路线之争，在十几年后，仍然余音不绝，甚至愈演愈烈。

1994年春，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倪柳矛盾被公开化。当时，由于倪光南的司机连续出现几起事故，柳传志责令车队为其更换司机。倪光南认为柳传志故意针对他，大为光火，写了一封长信给总裁办，并抄送上级领导以及柳传志。

该信严辞激烈，怒火喷发。

柳传志看信之后，感到无比委屈和愤怒。他觉得，我是好心关心你，你却含沙射影，所在为何？

柳传志给倪光南回了一封长信，写道：“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倪光南没有回信。两人也没有再就此事深谈。

日后，《联想风云》的作者凌志军评价：“1994年春天，在联想历史上最令人悲伤之事，就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彼此失去了信任。”

后来，当倪光南获悉吕谭平的扩股资金是来自北京联想借款的详情后，认为柳传志涉嫌挪用银行贷款，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实名举报。

这次举报比前面几次都更加凶险。由于涉及金额巨大，且倪光南此时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和中科院院士，身份非同一般，他的实名举报，力重千钧，连朱镕基和罗干都作了批示，要求彻查。

检查组一波又一波地来到联想，柳传志被困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受组织谈话，焦头烂额。

根据柳传志的解释，借款给吕谭平等完全合理合法。他说：

在技转公司不参与扩股，让出30%股份的情况下，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拥有平等的购买权。我们主动提出，如果吕谭平等人筹资困难，北京联想可以帮忙解决，条件是，北京联想买大头20%，香港导远买小头10%。香港导远也表示，如果北京联想不帮忙，他们就卖5%老股给外资银行筹资，而董事会里新加入占股5%的外资银行，会对公司不利。所以，我们借款给吕谭平，目的是为了防止其他外资进入，以及保证我们占大股。

组织上接受了这一解释，没有对柳传志进行任何处罚。

而柳传志则认为，倪光南“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于是向组织要求对倪光南免职。

组织上也认为倪柳两人已经不再适合搭班子，他们必须考虑是免掉柳传志，还是免掉倪光南。最终的决定，是免倪光南。

1995年6月30日，上级领导来到联想，把200多个干部都叫到会议室，宣布最终决定。

在压抑的气氛之下，柳传志做了自我辩解，说着说着，开始抑制不住地抽泣，并掏出手绢来擦眼泪。

他说道：

“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

我曾经为两人之间的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到了最后，我的痛苦就转化成无可名状的愤怒。因为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为向院领导告状，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一个对抗性的领域。……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

我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

而倪光南则没有对这些进行任何的辩解或回应，他只是一再表示，自己渴望为科教兴国这个目标，为联想肩负的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而尽可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事后谈到此事，他说，“柳传志只是在表演”。

 

6

 

柳传志由于一次次被审查，而不得不待在北京，香港公司的工作，就全都给了吕谭平负责。

但吕谭平对市场估计失误，在电脑及其配件即将迎来大降价狂潮的前夕，以高价购进了大量的电脑、微处理器和芯片。

结果，当降价潮袭来的时候，香港联想亏得一塌糊涂，把前三年赚的钱全部赔光了。

由于香港联想的巨额亏损，银行都不敢再给香港联想贷款，眼看着公司就要因资金断裂而破产。

柳传志匆忙赶赴香港救火。但是，以前谈笑风生的银行经理们，现在都板起了脸。

柳传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才有银行愿意以股票价格的四分之一，给予抵押贷款。柳传志毫无办法，只好咬着牙把北京联想的股票全都抵了出去，拿到5亿元贷款，给公司续了命。

其后，柳传志把吕谭平等香港管理方免了职，把指挥和研发中心从香港搬到深圳以降低成本。

尽管如此，香港联想的股价仍然一路下跌，最低时，每股价格降到了0.29港元。

最后，柳传志用了惊天一招——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以挽救后者。

此时，北京联想在郭为、杨元庆等猛将的带领下，高歌猛进，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高科技公司，微机的出货量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第一，是非常优质的资产。

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的消息公布后，香港联想的股价应声上涨。

1997年，北京联想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经评估定价后，用于购买香港联想股票，成为香港联想的绝对大股东。同时，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合并，成为中国联想（后称“联想集团”）。

此前，北京联想的董事长由计算所的曾茂朝所长兼任。但合并后，联想的所有大权都归了柳传志，他成为中国联想的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CEO。新的董事会里面，除了曾茂朝以外，其他全是柳传志一手提起来的人。

当我们回头梳理这一过程时，会发现，柳传志之所以借钱给吕谭平扩股，可能有另一个原因。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柳传志一直挣扎在体制的夹缝里。他很想拥有完整的企业管理权限，但是又不得不受制于国资委、财政部、中科院、计算所等“婆婆”，同时，他身上还有着远比民营企业家严格得多的种种党纪和单位规定的束缚。

所以，柳传志无时无刻不在用尽一切办法拓展自己的权力，挣脱体制的约束。这未必全是出于私心，其初衷，也可能是为了让联想能发展得更好。

在增资扩股时，以柳传志和柳谷书的关系，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为何要退出，让吕谭平白捡个大便宜？而明明吕谭平等没有实力扩股，柳传志为什么要冒着自己可能坐牢的大风险，借钱给他们买？

我认为，柳传志当时之所以一定要拖着吕谭平，并让他们占到30%以上的股份，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让内地有关部门无法插手联想事务。毕竟，联想是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外商占有重要股份，并且在其中拥有董事席位。

吕谭平是柳传志精挑细选的人选，为人忠诚、讲义气。换句话说，就是听话、好控制。在香港联想所有重大事件中，吕谭平无不对柳传志言听计从。这样的人，是柳传志最佳的“合作伙伴”。

而北京联想注入香港公司，合并成中国联想，更是让整个公司既有了外资上市公司的保护身份，又让柳传志（以及他信任的人）完全控制了公司。而在法理上，联想又有国资作为最大股东，仍然具有国有企业的身份，享受着政治上的地位。

高，实在是高啊！

而联想内部股改的过程，更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柳传志的厉害。

股改，历来是国有企业的敏感话题，有多少叱诧风云的企业家，栽在上面，身陷囹圄；又有多少风光无二的企业，由于股改而一蹶不振，最终倒闭或者廉价卖掉。

国有企业股改能够顺利完成，让企业不出事、企业家也不出事的，百不存一。

而联想，是其中最成功的。

90年代初期，联想发展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但是公司内部，却士气不佳。国企病，在这里也出现。

在任何一家私企，管理层能从无到有，把公司做到这样，都能成为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而联想的创业者们，却依然只能拿着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工资。尽管有些奖金，但也发得提心吊胆，而且与市场相比，数额与贡献严重不符。

柳传志就动了股改的心思。但他没有像那些心急的企业家一样，一上来就要求MBO（管理层收购），而是先四处探风，了解上面的意思，然后极有耐心地一步步往前拱。

1993年，柳传志争取到了35%的分红权，这个分红的收益，归属于全体员工，而不仅仅是管理层。

这一举，立马让员工有了主人翁意识。有了分红的收益，原来恋栈不去的老人，可以放心让位或者退休，老人与年轻人的矛盾，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柳传志更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虽然每年都给员工分红，但是却只是记账，并没有把真金白银给到员工手里，而是帮他们存着。

存起来干什么呢？因为国资委和财政部说了，联想如果要股改，让职工持股的话，必须拿钱来买。

柳传志一直把分红的钱控制在自己手上，一直等到7年之后，才终于攒够数，从中科院手里，以员工持股会的名义，把35%的股权真真切切地拿到了手。

这35%的股权里面，15名特殊贡献者持有12.25%，100名历史贡献者持有7%，其他员工共同持有15.75%。

柳传志本人位列15名特殊贡献者之中，占股约为2%。由于整体占股比例不高，柳传志虽然被尊为中国企业家教父，但从来没有进过百强富豪榜。

当然，以联想的实力，2%的股权，也足以让柳传志进入亿万富翁之列了。

就这样，柳传志完成了股改，没有造成公司巨大动荡，也没有把自己搞进监狱，还顺利让自己与核心高管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实现了财富自由，堪称是中国国有企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股改。

而尤其让人感叹的是，把本该分给员工的分红，在手里捂了7年时间，却没有员工反对（或者就算是反对也没有闹出任何风浪），这是何等的手段！

但是，有一位极其重要的特殊贡献者，却被踢出了持股人员名单。他就是倪光南。在股改之前的1999年，联想单方面将倪光南解聘，并给与500万元补偿。

这500万打到中国科学院的账上，倪光南至今未领取。

 

7

 

进入新世纪以后，联想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公司员工超过一万人，电脑销售量稳居亚洲第一。

柳传志一手培养起来的郭为和杨元庆，领导联想科技（负责代理业务）和联想电脑（负责联想自有品牌业务），成为各自领域的霸主。

郭为和杨元庆，都是1988年招入公司的年轻人，都为联想立下汗马功劳，都被认为是柳传志的接班人。

他俩各有特点，郭为特别擅长“堵枪眼”，无论任何时候柳传志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派郭为去解决。杨元庆特别擅长“一根筋”，认准的事情，就坚定不移地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能够帮柳传志完成长远的部署。

此时，柳传志已经56岁，他得考虑联想以后究竟该由谁接班。

柳传志内心属意于杨元庆，但是又舍不得郭为，进退两难。他试过让两人搭班子，但是俩人都干得不开心，

最后，柳传志心一横：分家。

联想被一分为二。杨元庆继承中国联想，郭为带着部分人员、资金、渠道，另起一滩。当宣布消息的时候，郭为失声痛哭。

他坚持要求新公司的名字和标识使用联想字样，被杨元庆和柳传志否决，最后只好新建了“神州数码”这个品牌。

2001年，神州数码在香港主板上市。

柳传志还派另一爱将朱立南，做起了联想投资，并成立联想控股集团，把联想集团（请注意“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的不同，前者是后者的大股东）、神州数码和联想投资，全部纳入麾下，自己担任董事长。

2003年，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巨头IBM找上联想，商谈收购事宜。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是IBM想收购联想，而是其想被联想收购。

联想虽然已经在国内市场封神，但是与国际巨头相比，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在那个时代，从来都只有外国公司收购中国公司，很少有中国公司收购外国公司，何况是IBM这样的巨头。尽管收购的只是IBM业务的一部分，但也将创造新的历史。

而且，这么大的收购，一旦失败，将给联想带来灭顶之灾。

柳传志思前想后，毅然接过了IBM抛来的橄榄枝。

消息传出后，无数人嘲笑柳传志不自量力，认为联想收购IBM是“蛇吞象”之举。但柳传志不为所动，指挥麾下大将杨元庆和马雪征，坚定推进。

此时，在国内市场，联想和戴尔鏖战正酣，争夺第一的宝座。由于联想收购IBM的总金额里面，一半用现金，一半用联想股票。如果和戴尔一战失败，联想的股价会大跌，需要付给IBM的股票就会大幅攀升，甚至有可能导致收购失败。所以，这是联想生死存亡的一战。

杨元庆顶住了重重压力，把戴尔挑落马下。

2004年12月，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的代价，正式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震惊了世界。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那不仅仅是联想一家公司的成功，也是中国的成功。联想，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那一刻，柳传志走到了人生巅峰。

与此同时，柳传志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职位，杨元庆正式接任。柳传志退居二线（但仍然担任联想控股董事长），不再管具体业务。

不过，2009年，联想集团陷入巨额亏损。柳传志被迫重新出山担任董事长，杨元庆担任CEO。

柳传志出马后，力挽狂澜，很快又把联想集团带入盈利轨道，并于2011年再次交棒给杨元庆。

2015年，联想控股也在香港上市。至此，柳传志及其门徒，已经做出了三家香港上市公司。

 

8

 

柳传志除了有辉煌业绩之外，还积极参与各类企业家活动，并组建或参与组建了泰山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西湖大学等极具影响力的组织，在企业家圈子里拥有巨大声望，甚至被媒体称为中国企业“教父”。

他带领联想，在外国巨头林立的个人电脑市场，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把一个中国品牌，做到世界前列，在当时，无愧于民族之光。

但是近年来，关于联想和柳传志的争议，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由于他放弃了“技工贸”的路线，改为“贸工技”，联想的研发支出被削减，销售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被一些人贬称为“买办”。

也由于联想电脑长期以销售见长，以组装为主，被认为没有核心技术。柳传志当初驱逐倪光南，放弃芯片开发，也被认为是没有远见。尤其是近两年来，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受到美国打压，联想常常被拎出来批判。

联想长期宣扬爱国，打着民族品牌的旗号，利用国民的爱国热情来做营销，但是，它的一些言论和行为，却深深伤害了爱国民众的感情。例如：

联想长期针对中国与国际市场采取价格差异化战略，同样型号的电脑，在中国大陆卖的价格，比在美国卖的价格高很多。而人们发现，联想电脑除了在中国盈利，在其他国家都是亏损。这被认为是用中国用户的钱，去补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用户。联想因此荣获外号：“美帝良心”。

2017年，在9.18事变86周年之际，联想台湾公司发出一张以日本军旗为底的宣传图片，上面写着“感谢祭”，下面写着“日本武士”。

图源：2017年9月18日联想台湾网站，转引自微博@巍岳钦禹

我们不知道，在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东北的这样一个耻辱日子，联想要感谢日本武士什么？

2018年9月，国外媒体the INQUIRER采访联想CEO杨元庆，问为什么美国政府打压华为中兴，而联想同样作为中国大公司，却不受影响。杨元庆回答说：“联想是一家全球公司，不是中国公司。”（Lenovo is a global company. We are not a Chinese company）

图源：the INQUIER网站

面对国内网友铺天盖地的指责，杨元庆在微博回应称，我说的是“联想不仅仅是中国公司，更是一家全球公司。”

可是，结合上下文，结合当时的事态背景，杨元庆的辩解，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最大的争议在于2016年一次全球通信行业的投票事件。

当时，全球影响最大的通讯标准化机构3GPP举行了几次通讯领域的标准制定会议，在关于5G方案的一次投票中，联想投给了LDPC技术方案，而中兴、小米、酷派、努比亚、OPPO、华为等其他中国企业都投给了华为提出的L+P（即LDPC和Polar两种方案都用）技术方案。

要知道，华为特别想推Polar技术进入标准，这关系到它能不能占领5G时代通信技术的制高点。可以说，能否成功推动Polar进入标准，关系到华为的未来，也关系到中国5G技术的未来。

在这轮投票中，联想是唯一一家没有支持华为，而投给了LDPC的中国大陆企业。

图源：3GPP文件，转引自知乎@申鹏

2018年5月，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这次会议投票结果被翻出来热炒。联想的行为，被很多人认为是“卖国”。

对于柳传志来说，这可能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指控。久已不在江湖露面的他，公布了一份录音，呼吁全体联想人“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

他怀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怒火万分地说：“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在联想集团的头上，这不但是要砸了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而且还要我们终身蒙羞受辱……如果几万名员工都不能正气自保，我们还办什么企业？我们就是一群窝囊废！联想的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全体同仁要积极献计献策，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一誓死打赢这场联想荣誉保卫战。”

不仅如此，就在那天，突然有近百位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家公开发表各种言论对联想和柳传志表示声援。发声的企业家包括中化集团宁高宁、复星集团郭广昌、蒙牛集团牛根生、阿里巴巴马云、招商银行马蔚华、巨人集团史玉柱等等。

但是网民显然不领情，依然把联想和柳传志骂得狗血喷头。

 

9

 

2019年12月18日，75岁的柳传志，宣布辞去联想控股董事长的职位，这意味着，他退出了所有的具体业务，这是真正退休了。

柳传志的鞋子，也终于平安落地了。

在退休声明中，柳传志说，“在我们的整个企业生涯中，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犯过不少错误，遇到过许多挫折。我们曾攀上高峰，也曾跌入深谷，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经验还是教训，都是用生命的精华在交付成长的学费，收获存在的资格。”

纵观柳传志的一生，他有过苦难，也有过辉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能忍常人不能忍的屈辱，能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委屈，并且在逆境中顶着风前进。

他曾被视为产业报国的民族英雄，在晚年，也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这一点，和他的父亲柳谷书，颇为相似。

柳谷书晚年所做的主要事迹，是帮助外国企业，维护在华知识产权，因此常常要代表外国公司起诉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也被人称为“卖国贼”。

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一副字，或许适合柳传志此时的心境：

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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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大败局》（修订版），吴晓波，浙江大学出版社

《联想风云》，凌志军，中信出版社

作者：何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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