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开着倍速追了几集之后,虽然不乏一些将历史张冠李戴和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与桥段,但抛去这些随处可见不知道出于认识水平还是其他原因所产生的BUG,这部剧还是存在一些值得肯定的新意的。(文艺作品宜粗不宜细-_-||)
真实历史一、新中国初期的国内形势并不稳定,而是普遍存在着特务的破坏活动:
该剧的开篇,就上演了“抓捕火车上的国民党特务”的情节,并以这段情节中“女主误以为男主是特务帮凶,最终误会消除”的内容迅速交代了两个人的身份。这段情节在刻画男女主角的性格特点的同时,也将那个时代的特征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现了出来,那是一个敌特活动猖獗的年代。
那时,新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在四川、贵州、广西这些新解放的地区,以国民党残余力量为首的各种反动势力仍旧大量存在着。解放战争后期,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而是妄图在各方面“留下一个烂摊子”,并伺机“反攻大陆”。在他的授意下,“XX救国军”总指挥王旭夫、贵州省宪兵司令谷正伦等人在四川、贵州等地先后成立了“游击骨干训练班”,以培养反动力量。
国民党“宪兵之父”谷正伦
参加“游击骨干训练班”的人群中,有的是国民党残余势力,有的是地主、资本家和黑社会头目,还有的是土匪恶霸、会道门头目和一些土司头人,在他们的带领和指挥下,200万土匪、60万特务和60多万反动分子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1949年5月,以刘金兰(男)为首的“天门道”发动了波及皖北区9个县,近百个区乡,规模达万余人。1950年1月,在劣绅钟祖培的纠集下,四千多名土匪打着“XX救国军”的旗号向广西桂林的恭城县城及周边区乡发动疯狂进攻,造成数百名干部牺牲,无数群众被害,其中一名年仅十八岁的名叫秦克祯的年轻女干部更是被土匪凌辱致死。同年2月,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在距离成都市区仅九公里的龙潭寺被国民党残部巫杰率领的土匪残忍杀害。
1950年2月10日,贵州全境被土匪所控制的地区达到了34%,到了同年3月30日,竟然上升到了73%!贺龙于1950年3月15日发给党中央的急电上明确写道,土匪的活动导致“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我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
而在当时,土匪的活动不仅在西南十分猖獗,在其他地区也不遑多让。当时,西北、华东、华中、华南以及东北地区,匪患都十分严重,“匪过一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至于朱德认为“反动匪徒已经成为当前全国的救灾工作和其他所有各项工作中最首要、最为突出的问题”。
还有一些土豪劣绅,则利用封建迷信来欺骗、恐吓群众,进而欺男霸女,作威作福。河北霸县的一名叫冯锦修的XX头目就是如此,他用手段大肆敛财,获得的财富则用来在天津购房置业,骄奢淫逸。抗战时期,冯与日伪勾结,曾获得冈村宁次的题词。抗战后,冯又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散播反动言论。1951年,冯在其孙子的举报和党中央政策的指示下,最终被逮捕枪决。
在新政权尚未站稳脚跟的地方,匪徒频繁出没,在新政权建立较强控制的地方,特务则四处作案。
解放初期,广州的中央医院成为了救治解放军伤病员的重要场所,而潜伏的特务就在这里暗杀解放军伤病员,解放军某部排长曾献余、某部班长曾鸣涧、某部战士段雨东、某部团参谋长杨仲明,先后惨遭毒手。
在上海解放的前7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为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筹集活动经费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1951年5月1日,在贵州省遵义县城纪念劳动节之际,潜伏于此的国民党特务在水井和食品商店投毒,造成809人中毒和两名儿童死亡。
这些猖獗的特务活动在新政府的强力打击下,最终于1951年9月逐渐平息,被逮捕的敌特分子则根据罪行轻重,分别被判处死刑或劳动改造(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地方都成立了劳改营的原因所在)。
国民党反动派编写的“反攻大陆”教材《国民革命战争(全民战争)》部分内容
当下,很多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政策无法理解,觉得那个时代的人的言行莫名其妙,但如果对那个时代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现代人低估了改造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馆藏于上海警察博物馆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向大陆散播的反动宣传品
真实历史二、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资本家阶级并没有被直接消灭,而是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来的优越生活:
电视剧的开篇,男主角常汉卿一副富家子弟的做派,他给自己装有技术资料和精密仪器的行李买了一张下卧铺的票。除了极少数时间段,常汉卿一家人都住在洋楼里,并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差钱的状态。这些情节所表现的,是不少文艺作品中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事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原资本家群体的生活条件依旧比大多数人要优越得多。
在一些闪烁其词的文艺作品中,总是试图给我们营造这样一种印象——1949年以后,大多数善良的地主和资本家与少数恶霸地主和资本家在新中国都被第一时间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被物理消灭或被投入监狱,财产也被政府毫无代价的没收了。事实上,这些都是胡扯。
新中国成立伊始,新政府确实接收了不少工矿企业,但这些接收的工矿企业都属于官僚资本,也就是蒋介石集团名下的产业。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敌产”,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没收都是无可指诋的。
而对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新政府则承认其合法地位,并试图将其引导到国家的建设之中。本着《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原则,新政府力图“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其中自然包括民族资本家们。即使是地主阶级,新政府也采纳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的建议,只制裁少数民愤极大和坚决与新政府对抗的地主,大多数地主则“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胡子最长的那位就是张澜先生)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伊始,真正被物理消灭的只有像四大家族这样的和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且大多是通过以没收其财产使其丧失剥削地位的方式来达成目标的。至于民族资本家们,他们依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着。
即使是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公私合营(即国家出资入股企业并参与经营)的企业按照“四马分肥”政策,企业全年盈余的25%仍旧会用来支付股东红利、董事、经理、厂长的酬金。到了1956年,“四马分肥”改为定息制度,即“即把资产家原有的资产核算为私股,每年按照私股在企业全部资产中所占份额发给年息 5%的固定股息”,定息制度发放至1966年9月,一共发放了10年。
这里多说几句,和某些魔幻文艺作品中表现的许多企业经营得好好的突然因一纸命令而化私为公不同,新政府颁布“公私合营”政策时,大多数私营企业已经出现了经营困难、濒临破产的现象。不少企业主甚至急切盼望“公私合营”,因为这样他们就相当于将自己的企业卖了一个不错的价钱。事实上,“公私合营”从某种意义上说更类似于一种对原企业所有者让利较大的收购。(至于这些企业为什么经营困难、濒临破产,那是另一个故事,如果一定要讲一讲的话,那就是无法与新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容)
这种优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自然会引来一些人的艳羡甚至嫉妒,也蕴藏着某些隐而待发的矛盾。该剧将这些历史事实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在几场常汉卿的同事,内燃机车工程师姚怀民与其妻子的餐桌吵架戏中,我们甚至可以洞悉某些历史事件背后最直接的原因。这相比某些机械降神的文艺作品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无论这是不是创作人员的主观愿望。
真实历史三、出身富家的海归专家虽然专业能力强,但是其行事作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奔腾年代》这部剧中,创作人员为了表现男主常汉卿的才高八斗与特立独行,在表现其高超专业能力的同时,也在无意中呈现出了常汉卿这类海归专家的另一个问题——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在该剧的开头,女主因为晕车而希望男主能帮忙打开车窗,男主首先以目不斜视的“亲切说明”解释了开窗只会导致煤烟吹进车厢并拒绝了开窗的请求。在女主误以为男主是特务,误会解除后,男主还嘲讽女主是“低等动物”。男主到工厂后,因为觉得工厂为工人准备的娱乐与演出是“赶庙会”,以一己之力将其禁止,在女主到车间为工人们表演快板节目时,又出言嘲讽。
男主因为自己的电力机车研发部门缺乏人手,从内燃机车部门请来了一位姓田的老师傅。在工作中,因为田师傅不懂英语,填错了实验数据,男主便在奚落一顿田师傅后当即决定将其清退。后来,男主在已经成为其妻子的女主的教育下,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存在问题,而田师傅则高风亮节,主动申请了调离。
(说明:字幕背景不同是因为图像转场导致的,下同)
看到前面的剧透,想必读者已经了解了《奔腾年代》虚构的男主,海归专家常汉卿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个性的表现),那么真实历史中的,这些问题在那些海归专家群体中是否存在呢?从现有资料看,至少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三点,是《奔腾年代》这部剧对历史现实还原的较为真实、有据可查的地方,在年代类影视作品中也算是走在了前列。但说完满意的地方,就要开始说一说本剧不足甚至可以称为BUG的涉及历史的问题内容了,其中有的内容更是极大地误导了不明真相的观众。
历史问题一、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的工厂并非剧中的私营企业:
在该剧的剧情设定中,中国电力机车的研制是在一家名为“江南机车车辆厂”的工厂中进行的,这家工厂在1949年前是一家私人工厂,公私合营后才纳入国家的经济建设体系,而工厂的所有者就是男主常汉卿的家族。男主常汉卿享受工厂的定息,男主的姐姐常汉坤则是工厂的董事,她一出场,便将女主遗落在男主那里的军用水壶当作废品扔进了垃圾桶。
但事实上,剧中工厂的原型——诞生了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电力机车专业制造厂家的株洲电力机车工厂自建立伊始,就是一家国营工厂,只是那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在株洲田心开始筹建铁路总机厂(剧中江南机车车辆厂附近的农村公社就叫田心公社),并于次年初步建成。1949年8月,株洲解放,工厂自然被新政府接管。1952年,工厂改名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简称株机厂。
原本是由南京国民政府所修建、新中国所接管的国营工厂,在剧中却改为通过公私合营才纳入政府管理下的私营工厂。这种修改从创作的角度考虑可以增加戏剧冲突。因为真实的历史中,株机厂作为铁道部下辖的国营工厂,自然不存在什么董事,也不可能允许某些不存在的董事说什么“企业要求的是利润”从而反对电力机车的研发。但这种为了戏剧冲突而对历史的曲解如果令观众信以为真的话,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首先,这样会导致观众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误解,误以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存在私营机车工厂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达到较高水平后才能诞生的事物了。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国的机车工厂不是由前文提到的株洲厂那般由本国政府出资兴办,就是如大连机车车辆厂那般由外资兴办,或者是唐山机车车辆厂那般由清政府督办,并没有私人兴办的机车工厂。
其次,这样会让一些人误以为新中国的重要企业都是从民族资本家那里接管来的,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也会被人误以为是夺占的历史。笔者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不止一次看到有的弹幕在刷“XXX太坏了”“XX把人家公司占了”等言论,虽然不排除某些ID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水军,但一些ID可能真的是将电视剧中虚构的与历史相差甚远的情节信以为真了。
历史问题二、“钢铁侠”一样的男主:
剧中,男主常汉卿是与钱学森同期回国的归国留学生(-_-||钱学森在美国已经是终身教授了),潜台词就是男主常汉卿与“能顶五个师”的钱学森属于一个级别的海归专家。
全剧在大多数时候,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常汉卿在工作岗位的时候,中国电力机车就在发展,常汉卿扫大街的时候,中国电力机车的发展就停滞不前了。
但事实上,这种剧情在无形中将男主常汉卿神化到了“铁匠铺里造机甲”的程度,其夸张程度已经可以与某漫改电影相提并论了。
电力机车作为一种复杂的交通工具,决定了其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研发必然需要多部门的联合。在研发的过程中,自然也不可能是由某位级别是“总工程师”的专家独挑大梁。即使真有这样能力的专家,他也应该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主要负责决定研发方向和培养后备人才。例如钱学森回国后就发现,“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教学,而不是马上进行独立性研究”,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相关人才,即使由顶尖人才主持科研,那也是独木难支。
曼哈顿计划动员了将近15万人才最终成功,其中包括1000名科学家
而剧中这种男主一人“上负责向国家领导汇报争取支持、中负责同厂内同事攻克技术难题,下负责机车具体工程小到螺丝”的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等于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次和电力机车背后所蕴含的不同方向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的研发工作全都加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中国电力机车研发人员的形象是如何的呢?有没有归国人才呢?真正参与中国电力机车研发的工程师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笔者就从前文提到的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来分别介绍一下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 宏观层次——中科院院士曹建猷:
曹建猷院士出生于1917年,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5年,曹建猷与夫人共同考取公费留学资格,于同年11月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力系统及自动化,1950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曹建猷回国,在唐山工学院担任教授,次年开始担任该校电机系系主任。
1956年,曹建猷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制订中国科技发展12年规划的工作,并在同年提出采用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单项工频25kV交流电压制式,他的建议被采纳,25kV也成为了国家正式标准。
1957年12月,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铁道部和部分高校组成的26人专家团前往苏联考察电力机车与铁路电气化相关技术,曹建猷任副团长。1959年开始,曹建猷主持建立了“电力机车”和“电力铁道供电”两个专业,奠定了中国铁道电气化教育的基础并培养了大量人才。1960年,曹建猷参加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的通电试车工作,任领导小组副组长。1975年,曹建猷与时任铁道部电气化局局长商定在石太线研究新的晶体管远动装置。1978年,曹建猷开始担任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没空扫地……)
(2)中观层次——技术专家蒋之骥:
蒋之骥出生于1913年,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开始担任株洲机厂正工程师。1956年因其优秀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被选拔至铁道部党校学习俄文。1957年前往苏联学习电力机车,1958年参加前文提到的以曹建猷为副团长的考察团,同年6月,考察团回国。考察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全面了解了当时苏联刚刚定型的H60型电力机车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机车设计进行了78处重大修改。该设计在回国后通过了技术审查,并获得了“设计优良”的赞誉。
1960年2月,蒋之骥被任命为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1961年,蒋之骥出国考察时,得知国外已用硅整流器(半导体)取代引燃管,回国后便极力主张发展硅整流器技术,并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组织力量进行半导体技术的研发。1965年,蒋之骥被调入铁道部。1967年,在蒋之骥的主持下,中国电力机车全部采用硅整流器,完全取代了引燃管。1972年,蒋之骥鉴于当时存在的机车设备生产与组装分属一机部和铁道部,导致交接存在问题的情况,多次组织质量改进交流会议,提高了产品质量。(实在没空扫地……)
(3)微观层次——“中国电力机车之父”刘友梅:
刘友梅出生于1938年,195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大学期间,刘友梅以热爱文娱活动著,还曾被选为舞蹈队副队长。1961年毕业后,刘友梅被分配到株洲电力机车厂。刘友梅因为认真工作、虚心学习,并且擅长文娱活动,还当过工厂内大型歌舞的导演,很快就与工厂里的工人们建立了坚实的友谊,并被工人们称为“电力机车的活字典”。
十年CR(CultureRevolution)期间,刘友梅因为与工人们建立的坚实友谊,始终被工人们视为自己人,刘友梅也就可以一直进行电力机车的相关工作。自“韶山1型”(未定型)电力机车的7号原型车开始,刘友梅开始出任总体设计师。1968年,刘友梅所领导的技术团队成功试制出8号原型车,被正式定型为“韶山1型”。后来,该型机车又分别于1971年、1976年、1978年进行了三次重大技术改进。1980年,韶山1型电力机车正式开始批量生产。1983年,刘友梅升任株洲电力机车厂副总工程师。
1998年,刘友梅主持研制的韶山8型电力机车在高速综合试验中达到了240km/h的速度。199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刘友梅担任中国首列“中华之星”高速电力动车组的总设计师。(真没空扫地……)
刘友梅院士
呃…为什么他们都在上海交通大学上过学……
笔者游览上海交大时拍摄的交大校史馆
历史问题三、1980年后司法机关追查1949年之前的地主被杀案:
该剧除了主线剧情外,还有一条次要的故事线,那就是“白曼宁的历史问题”。白曼宁是工厂的广播员,她在1949年前曾被牛家堡的地主强纳为妾,在杀死地主后逃离了牛家堡。“杀过地主”成了白曼宁的心病,她经常因此被噩梦惊醒。1980年后,公安机关逮捕了她。最后,法院判决白曼宁无罪释放,而养女安生却因为家长涉嫌杀人无法报考军校。
对于这段充满魔幻主义的剧情,笔者思考了很久都没有明白创作人员的意图。是为了普及“被强暴时反杀算正当防卫”这条法律常识?抑或是“家长杀过地主的不能考军校”这种笔者闻所未闻的“二十二条军规”?还是要科普20世纪80年代的司法机关开始清查民国的卷宗,比如1949年之前的地主被杀案了呢?
我信你个……(实在不想多说了)
除此之外,该剧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内容,但碍于已经严重超出预计的篇幅和那些问题对于笔者来说过于陌生,也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纵观《奔腾年代》这部电视剧,其优点和缺点可以说是一样的明显。其优点在于剧中的不少情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特有的情感与言行,而且也不时地用剧中人的故事揭示许多现代人缺乏了解的事实与道理。例如,常汉卿清退田长工后,已经成为其妻子的金灿烂带着礼品去田长工家安抚其家人,被常汉卿撞见后,又语重心长地向常汉卿讲述了一个书本上不会写的道理——新中国的奔腾,靠的是全国人民都抬着她。这句话在当下很多影视作品中,恰恰是最缺乏表现的。
在后面的剧情里,法国SD公司录用了常汉卿的大儿子常郡博为高级职员,并希望他能说服常汉卿到法国SD公司任职。创作人员借常汉卿的口用“拿筷子吃面”的生动比喻向观众们解释——外国高价挖角中国的技术人员,为的是挖走中国科技发展的根基,而中国科技发展的根基如果被摧毁,就只能仰人鼻息了。
但想必是该剧的创作团队人员比较复杂(挂名编剧一人,实际编剧X人)的关系,虽然有不少闪光点,整部剧却颇有些浪费题材。中国电力机车的发展史原本可以拍成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其中不少人都值得大书特书,但创作团队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人为原型,而是虚构了“常汉卿”这么一个带着多重身份与符号意义的人物,并掺杂了太多的虚构与想象。
例如“中国高铁之父”刘友梅,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于1949年败退台湾,他留在了新中国的蓝天下,并于1956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大学生。他不是“洋博士”,但在他的努力与谦逊下,他作为一个“土专家”却成功主持了多型中国电力机车的研制。他的人生与经历,与当下国家号召的“建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体系”可谓十分契合。
但可能是因为创作团队觉得“与工人打成一片的土专家造出中国电力机车”这种故事没有关注度,一定要改成“海归精英忍辱负重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这样的故事才够洋气、够吸引人,于是最终诞生了这部《奔腾年代》。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感叹,即使中国高铁已经成为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全世界最快的商用火车,一些文艺工作者还是觉得这一切必须有一个来自西洋的火车头,而且这火车头还一定要经历一个从“慈禧般嫌弃”到“复兴号真香”的过程才完整,才符合文艺作品的真实(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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