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偶像科尔宾的神话陨落 | 新潮沉思录

文 | dlsdyc

“自治（self-government）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

                                                                     ——本杰明·迪斯雷利

12月12日，当中国人民正在欢度另一个电商节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英国正在进行一场决定脱欧命运的大选。从某种意义而言，当法拉奇宣布英国退欧党不与保守党竞争大多数选区之后，保守党的胜利早已是一个预定事实。除了那些依旧相信科尔宾可以复刻2017年奇迹的部分左翼青年外，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到保守党与工党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剩下的问题只是，保守党能赢多少。随着开票结果的逐渐揭晓，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以365席的绝对优势击败工党。工党202席的成绩也成就了工党几十年来的最差成绩。对于工党党魁科尔宾而言，辞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笔者的一些左翼群友无疑对这一结果气急败坏，纷纷高呼天理何在。他们的举动倒是和英国本地的某些学生青年颇有重合之处。当选举结果揭晓之后，颇有不少不满意结果的学生发动抗议，甚至出现了攻击警察的行为。他们这种如丧考妣的态度更是与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的民主党学生支持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无法相信自己所支持的政党、所支持的理念居然不能获得胜利。作为近两年全球左翼偶像的科尔宾会败得如此一干二净，也是一次激烈的三观灾后重建。

讨论保守党为什么会胜利同样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约翰逊成功唤回迪斯累利主义无疑是本次大选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更想知道，为什么科尔宾会输，甚至会输的那么惨。这绝非是一种偶然，这背后是工党内部残酷的分裂。

奇迹崛起

在2015年之前，对于许多人而言，杰里米·科尔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即使是熟悉英国政治的人，也只将他当做一个特立独行的政坛边缘人。他是少数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英国人，是极少数会为爱尔兰共和军辩护的人，是一片叫好声中反对英国干涉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是整个英国新工党时代最为叛逆的党内成员，是一个被《金融时报》之类的亲商业媒体描述为危险的极左分子的人。他与当时英国政治的主流显得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何当科尔宾以黑马的姿态当选英国工党党魁会震惊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

由于工党在2015年的选举中大败于卡梅伦领导下的保守党，时任工党党魁米利班德不得不辞去职务。科尔宾以党内缺乏左翼声音为理由，加入了工党党魁争夺战中。在当时，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路线已经统治工党将近20年之久。科尔宾的参选也被当做一种无害的调剂。然而，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事先不被看好的科尔宾成功以59.5%的支持率当选为新任工党党魁。这一充满奇迹般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科尔宾的政治声誉，特别是左边的声誉，激起了左翼青年对他最初的浪漫想象。

2017年的大选则更是科书记的高光时刻。梅姨成功接任因为英国脱欧而辞职的卡梅伦，成为新的保守党领袖。携地方议会选举大胜之势，她更试图在下议院再现自己的胜利。在民调明显落后的情况下，科尔宾选择放手一搏，支持重新解散下议院进行选举。许多工党人物都批评这一自杀性举动，认为工党必输无疑。但是，科尔宾又一次实现了华丽逆袭。他公开喊出“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的口号，将各路支持者汇聚在他的旗下，并且一举斩获262个议席，迫使保守党不得不与DUP联合执政，才能保持议会多数。

正是在这一刻，科尔宾的奇迹上升为左翼青年的神话。在许多左翼青年看来，科尔宾两次奇迹般的胜利证明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他一贯特立独行的主张则收获了不菲的人气。在左翼数十年的低迷之中，科尔宾成功唤起了新的幻想。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从来没有离现实那么近过。一种近乎于信仰的信心从中诞生出来，那就是科尔宾一定会赢。（至于具体的内容各位可以参见工党喉舌《卫报》的报道）

神话陨落

时钟拨回到2019年。随着鲍里斯·约翰逊成为新的保守党党魁，英国脱欧的新一轮战争开始了。在经过漫长的政治角力之后，英国宣布于12月12日重新举行大选。同样是踌躇满志的保守党，同样是民调大幅落后的工党，同样是工党党魁科尔宾。条件已经达成。全英国，或者说全世界的左翼青年都在期盼新的神话。那就是他们为之欢腾的时刻，那是他们高唱赞歌的时刻，那是他们心中梦想的完美时刻。他们坚信民调的差距在奇迹的魔术师科尔宾面前将不值一提。科尔宾即将踏上政治巅峰的第一步。

然而，神话陨落了。随着当地时间十点计票的开始，一个又一个选区的结果被揭晓。在开票的第一时间里，就有两位影子内阁的大臣被打落马下。从workington到dalington，再到Bishop Auckland，曾经被工党引以为傲的“红墙”在一夕之间轰然倒塌。许多工党的百年选区更是纷纷变蓝。科尔宾领导的工党直接创下1935年以来最大的选举失败。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次失败最为致命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席位的减少，而是传统选区的瓦解。自从工党起家以来，英格兰中北部的工业选区工人就是它的主要支持者。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更是强化了他们对于工党的忠诚度。然而，在本次选举中，这些曾经工党最为忠诚的堡垒却纷纷瓦解。工党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百年选区的倒戈，等于那些从工党诞生就支持工党的选区放弃了对它的支持。这一致命性的打击，绝对可以称之为工党百年来的最大失败。

这次彻底的惨败击碎了科尔宾的神话，也击碎了部分左翼青年的幻想。他们几乎本能地拒绝这一结果，并且将这一原因归结到各种神秘的原因之上。然而，他们真的了解科尔宾和他的奇迹么？

科尔宾的两次胜利与其说是奇迹，倒不如说是极为敏锐的政治嗅觉。如果我们重新对这两场奇迹进行解构，则可以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成分。虽然今日之媒体喜欢将科尔宾描述为一个极左分子，但实际上科尔宾更多是一个老式的左派分子。只不过是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光谱之下，他才会看上去那么左。

科尔宾的这种政治理念当然无法与布莱尔的新工党路线相兼容。新工党路线实质上就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路线。更令人糟糕的是，英国工人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新工党路线虽然收获了城市选民和大学生选民的好感，却无疑让一般的工党工人产生了一种疏离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衰弱，科尔宾的机会出现了。他长期的老式左派立场，赢得了工党基层选民的爱好。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只有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才是真正的自己人。只有他真正关心中北部工人的生存现状。

正是这些普通人，将科尔宾成功抬进了工党党魁的位置。换而言之，科尔宾的这次胜利是在新自由主义衰弱的情况下，凭借自己长期反新自由主义的形象所完成的一次政治收割。至于所谓的“三英镑选民”问题，事后我们可以发现即使不凭借这些选民，科尔宾依旧可以凭借51.2%的支持率赢得选举。工党内部人心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关键因素。

17年的大选胜利则是一次巧妙的背刺。这一背刺与艾德礼对于丘吉尔的背刺没有本质区别。当保守党将重点全部集中在脱欧时，科尔宾敏锐地注意到一般民众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生活。对于NHS的热议就是在那时重出江湖，并且一度压制脱欧成为最热门的话题。正如克林顿那次背刺一样，“笨蛋，问题是经济”。英国工人更关心的是在脱欧之后如何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经济地位。梅姨不受欢迎的政策加剧了选民的担忧。

不过，从客观看，梅姨的方案虽然不讨人喜欢，但是对于平衡赤字还是有更好的作用。科尔宾敏锐地把握住英国民众的核心关切，通过成功的政治操作在2017年实现华丽逆袭。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科尔宾更为精确地抓住英国人民当时真正的痛点，在保守党的视觉盲区之中，完成了一场成功的背刺。

在明白了这两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科尔宾今年败得并不冤枉。一方面，约翰逊成功唤回迪斯雷利主义，强调重视工人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这一举措使得科尔宾不得不开出更高的价码吸引选民，然而过高的价码很容易被选民视之为不切实际的举措，反而受到了负反馈。另一方面，科尔宾对待二次脱欧的暧昧态度，直接导致了中北部工人选区的反水。这些选区虽然从工党建党以来就是忠诚的票仓，但是在16年公投时却大多支持脱欧。

与17年情况不同，只要是个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正是以工党为首的反对派阻碍了脱欧进程。工党阻拦越久，则让这些忠诚的票仓越失望。他们自然会认为即便是科尔宾领导的工党，也更加在意伦敦，而不是日益衰败的工业选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投努力脱欧的保守党似乎是更好的选择。在这一双重的阻力之下，科尔宾的神话祛魅了。

进退维谷之地

科尔宾在本次选举最受诟病的地方，就是他关于二次公投暧昧不明的态度。从事后的结果看，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工党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它既不能满足脱欧群众的要求，导致工党铁仓纷纷倒戈；也不能满足留欧派的要求，导致自由民主党分走了一部分票源。在这一点上，科尔宾难辞其咎。

当然，他首鼠两端的态度绝不是某些人政治低能儿的表现，不过也证明他并非是某些人所吹捧的英国社会主义的明日之光。任何过分高估和低估科尔宾的行为，都是某种政治的幼稚病。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在15年和17年都敏锐把握住政治时机的优秀政客，为什么会走这一步错棋呢?

事实上，绝大多数键盘政治家在科尔宾所面临的情况下，可能也只能走这一步棋。正如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布莱尔的新工党路线就已经占据了工党统治地位。虽然保守党在2010年击败工党获得执政地位，新工党派系依旧保有工党很多重要位置。打个比方，新工党路线派系就相当于工党的建制派，科尔宾实际上是以反建制的面貌出现在工党领导人的竞争之中。虽然科尔宾在2015年意外当选工党党魁，但是他对党内的控制力实际上非常虚弱。

在仅仅担任党魁一年之后，科尔宾就因为英国脱欧问题受到党内新工党路线派系的激烈挑战。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作为一个老式的左派分子，科尔宾一直是个坚定的疑欧分子。从他年轻时候开始，他就对欧盟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保持怀疑。作为一个对于自己政治态度比较诚实的政客（一种比较罕见的品质），再加上他的工人基本盘，英格兰中北部老工业选区也大多支持脱欧，科尔宾无法违心地选择留欧。

但是鉴于工党大多数南部城市选区都支持留欧（这些选区大多是工党建制派的支持者），科尔宾不得不在16年就保持一种暧昧不明的立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试图将自己从这一无解的矛盾中摘出去。这一策略在16年无疑是成功的。虽然科尔宾在党内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是他成功保住了党魁的位置。同时，通过17年的大胜，他暂时压制住了党内派系间的矛盾。

不过，矛盾只是被压制，而不是被解决。对于工党建制派而言，他们只是在等待刺王杀驾的时机。科尔宾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在19年工党年会召开之际，他试图突击解除副党魁沃森的位置，加强对于工党的控制。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沃森。沃森此人绝对是工党内部的顶级党棍，正是他带头将布莱尔逼下首相宝座，实现工党领导人的更替。在科尔宾领导的工党下，沃森更是新工党路线的牌面人物，常年稳坐副党魁的位置。（由于工党的选举制度，导致副党魁并非由党魁任命）

科尔宾的盘算无疑是美好的。在面对约翰逊的步步紧逼之下，通过罢免沃森收紧党内控制权，他才能更好地统合工党，从而为注定到来的选举提高胜算。计划的失败则将一切毁于一旦。科尔宾不但将工党的内部分歧直接暴露于众，使此事沦为政治的笑料；更重要的是他将更加难以整合工党内部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关于英国脱欧的意见。于是，16年的噩梦以更为糟糕的方式降临了。这一次脱欧成为无法绕过的问题，NHS也无法打消脱欧工人的怒火。在这种情况下，科尔宾除了将自己继续摘出去不表态之外，也只有通过过度许诺，吸引可能的民众。

毁灭的命运早已注定，只不过它往往被掩藏在胜利的光芒之下。科尔宾败选的种子早在16年就已经埋下。然而对于工党而言，这次败选的问题则严重得多。这几乎是工党基本盘百年未有之变局。从最后的选举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工党实际上和美国民主党一样，几乎成为了一个城市党和大学生党。

一个自称中左翼的政党，在丧失了传统产业工人支持的同时，却在伦敦的富裕选区获得了些微胜利。一个代表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领袖，最后剩下的都是一些亲近新自由主义欧盟的支持者。对于英国工党而言，这不咎为极端的讽刺。我们不仅要问，一个失去工人的工党真的还是工党么？工党需要思考在工人和欧盟之间，它到底要选哪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