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10月14日，德国耶拿城外炮火喧天，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气味，滚滚烟尘遮蔽了城市与旷野。耶拿大学的讲师黑格尔写信给朋友说：
“我见到那位帝王——那世界精神——骑于马背上巡城。目睹这样一尊个体真是绝妙的感受，他，独立与此，骑于马上，却触及整个世界，并拥有它……这非凡的人，让人无法不去崇拜。”
不久后，“那位帝王”占领了耶拿城，黑格尔没能见到这位“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在仓皇离开的德国人中，这位面色阴沉的青年教师的行李箱里，还放着刚写成的《精神现象学》书稿。这是他的第一部正式的哲学著作，而他为之心驰神往的“那位帝王”，此时正步入人生辉煌的顶点。
1806年的时候，黑格尔36岁，而拿破仑·波拿巴只比他大一岁。
那个硝烟漫天的午后，身高5英尺6英寸的拿破仑骑着白马，驰骋过器宇轩昂的法兰西战士组成的步兵方阵，锐利的目光穿越了普鲁士兵团组成的防线，射向摇摇欲坠的耶拿城。而这位皇帝不会想到，在耶拿城的某个角落，一个同样锐利的目光，也正含着热情与理想向他看来，甚至在那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哲学家眼里，自己已经与他的最高理想——世界精神画上了等号。
“没有人否认波拿巴是位杰出的将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他扫除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旧制度。在意大利、德意志和其他地区，开明的自由派聚集于他的旗帜之下，因为他预示着贤能统治的未来，而不是封建的过去。”
▲耶拿战役时，意气风发的拿破仑一世英国历史学家蒂姆·克莱顿在他的新书《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中谈到极盛时期的拿破仑的形象时，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当年黑格尔写给友人的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1806年的拿破仑已经听够德国的开明派们对他的赞颂，这位初出茅庐的哲学讲师很难引起他的注意，他更不会想到，这个他将成为与自己一样，光照整个十九世纪的英雄。
十年后，在英国伦敦街头的报纸上，一个身材矮小，戴着巨大的帽子和剑的小丑跨在马背上，正趾高气扬地向巴黎进军。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他还是那副瘦削、萎黄的样子，有着巨大的鹰钩鼻，以及稀疏的头发。这些印象都来自于1797年战地记者传来的那位坚守土伦港的法国将军的肖像。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拿破仑已经是一个大腹便便，身型粗壮的中年人了。
1815年春天，拿破仑从流放地回到巴黎，夏天，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再次离开巴黎。波旁王朝复辟，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01
统帅们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与拿破仑同岁。1806年的时候，他的哥哥理查德·韦尔斯利刚刚从印度总督任上回到英国，而阿瑟已经从印度回到英国两年了。理查德举荐弟弟进入了英国议会，并在托利党内阁中担任了爱尔兰首席大臣。1814年的图卢兹会战后，阿瑟被封为公爵。
“他从没有对阵过拿破仑本人，不过也从没有在任何会战中败给法军。他无疑是反法同盟的最佳捍卫者。”
他是一位傲慢的贵族，也是一位勇敢冷静的指挥官。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保守主义者：自矜于自己的贵族血统，对自己的职责恪尽职守，同时勇于冲锋在最危险的地方。
1815年3月份，拿破仑重新登陆法国的时候，伦敦正在经历着一场骚乱。那时候，英国政府刚刚颁布了《谷物法》，宣布当农产品价格过低时，将禁止谷物进口，以保护英国的地主和农民。但对正处在工业革命中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来说，这项法案无疑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大为提高。
谷物法的颁布，很快引起了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抗议，资产阶级想要支付更少的工资，工人想要吃到更便宜的面包，而英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收到了拿破仑登陆的消息，又必须组织起对欧洲大陆的远征。
不过，英国人对拿破仑、战争和革命恐惧与痛恨使得英国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放下了谷物法的争议。拿破仑登陆的消息传来，伦敦的骚乱突然就结束了，就像《谷物法》突然地颁布一样。
1815年4月4日，威灵顿公爵率领英军抵达了布鲁塞尔，开始着手准备对拿破仑的战争。刚刚平息了骚乱的英国政府无法拨给他足够的火炮、军马和驭手。但是，到了5月，他还是准备好了一支用来对抗拿破仑的大军。虽然这支军队“可憎、孱弱、装备不足，并且还有一个缺乏经验的参谋部。”
▲威灵顿公爵的肖像，与其说是一位将领，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英国绅士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打得全军覆没的普鲁士人，在这十年间仿照法军模式建立了一支全新的军队。而当年被黑格尔寄予厚望的法国人，在德国却干着奴役其他民族的勾当。他们对德国人课以重税，随意征收各种想要的物资。当年，德意志人以为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会带给他们自由，但是拿破仑却告诉他们，他们还要打败法国人。
1813年，普鲁士王国领导了德意志起义，成为了法国的劲敌，并在第二年的莱比锡大战中，给了法国致命一击。
统帅普鲁士军队的是72岁的布吕歇尔侯爵，他喜好赌博、酗酒且好色，曾经因为酗酒被腓特烈二世大帝痛骂一通，再不启用。直到大帝驾崩后才重掌军印。1814年的莱比锡会战，是侯爵第一次打败拿破仑，但是在之后的追击战中，他又三次惨败。不过幸运的是，在进攻巴黎前的最后一战，他打败了皇帝，成了德意志的英雄。
与被士兵背地里形容为“鹰钩鼻佬”的常胜将军威灵顿公爵不同，布吕歇尔侯爵虽然战绩平平，但却被他的士兵亲切地称为“老爹”“前进的老将军”。士兵们也乐意为他去巴黎“寻回遗失的旧烟斗”。
▲与年富力强的拿破仑相比，72岁的布吕歇尔侯爵可谓“老当益壮”
布吕歇尔侯爵的助手格奈泽瑙也比拿破仑大了9岁，这一年已经55岁了。元帅把政治、后勤和战术细节全部交给了他。老元帅曾经说过：
“如果我要做一名医生，他们至少应该让格奈泽瑙做药剂师，因为我们谁也离不开彼此。”
在国王眼里，布吕歇尔与泽奈泽瑙是“疯狂的雅各宾派”，在同僚们眼中，他们至少也是共和主义者。他们接受了法国人带来的一切，包括启蒙思想、军事制度和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当然，现在这份忠诚被用来与法国为敌，从法国人的铁蹄下解放自己的德意志民族。
02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
威灵顿公爵抵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用法语给布吕歇尔写了一份信，希望普鲁士军队尽快向布鲁塞尔靠拢。年迈的普军统帅答应了公爵的要求，但是，他对亲近波旁王室的英国人充满了疑虑。普军参谋长格奈泽瑙同样要求普鲁士驻比利时的联络官用法文写信给威灵顿公爵，要求后者说明具体的行动计划。
随即，一份来自拿破仑的信件送到了普军统帅部，特使携带着《维也纳秘密协议》的文本，这份协议显示，普鲁士的国家利益被奥地利和英国出卖了。威灵顿不得不再次就这个问题向普鲁士作出解释，并保证，不会干涉普军东撤保卫自己的国土。
《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不厌其烦地展示了诸多这样的细节，在更细致得展示这场战争的时候，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场怎么样的战争。
二十年前，反法同盟与法国作战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欧洲各国的国王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援助与他们又姻亲的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恢复欧洲的旧秩序。而法国军队则是启蒙运动和革命理念的捍卫者。大革命的平等理念是法国军队的专利，贵族军官被专业军人所取代，教会财产被没收分割，法军每到一地，便宣扬启蒙思想，受到当地开明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后来坚信德意志国家是“绝对精神在地上行走”的黑格尔，也会透过耶拿城的重重防线，盛赞骑在马背上的皇帝是世界精神的化身。
1815年的法国军人，无疑还保有这一理想，他们义无反顾地背弃了路易十八，并宣誓再次为当年的革命理想而战：
“再一次，他们明确地为法兰西的自由和一个没有国王、封建特权和富有教士的世界而战。”
6月1日，拿破仑在战胜广场誓师出征时，30万巴黎市民围在士兵组成的篱墙背后，观看着盛大的典礼。苏尔特元帅发布了辞藻华里的“反攻动员令”：
“百次惊人的胜利是不会被一些暂时的挫折和不幸事件抹去的，记住，一个自由国度在一个伟人的带领下是不可战胜的。当国家荣誉和自由处在危难之中时，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一个战士。”
但是，这个时候的法军，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代表着旧世界的国王们的军队，而是来自欧洲各国阻挡革命暴力的决心和民族独立的汹汹怒火。
对英国人来说，早在法国大革命前的100年，英国就确立了成熟的议会政治。英国与法国的争论，更多的是现代自由主义中理性与传统两派的争论。坚信传统优于人的理性的英国人，仍然把他看做一个践踏荣誉，破坏和平的暴徒。而拿破仑对英国的商业封锁，也让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很难对他抱有好感。
同样，对法国的资产阶级来说，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彻底葬送了掌握着土地的旧贵族和教士阶级，但是频繁的战争和对英国的贸易封锁，也让法国的资产阶级深受其害。当路易十八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时常拿这些来恫吓曾经的第三等级，不要对拿破仑再心存希望。
英国的哲人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开始反思革命对秩序的破坏。他们批评法国人过分迷信自己的理性，结果导致了对个人自由的粗暴践踏。这些批评，后来成了英国保守主义重要的理论源泉。
另一方面，成为强势君主的拿破仑让英国人不能不想到当年的路易十四。虽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本人在英国有不少支持者，但从英王到议会和政府，无不对四面出击的法国充满了担忧。
当拿破仑回到法国的消息传来，英国人几乎是在一瞬间放下了围绕《谷物法》产生的内部争议，不约而同地拿起武器，参加了这场对拿破仑的围剿。
与一开始就坚定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英国人相比，参加战争的德意志人，则是被拿破仑“唤醒”的。
在1813年以前，普鲁士国王都是拿破仑最忠实的追随者。在耶拿战役后的几年，普鲁士的将军们也积极地仿照法军的制度，来重建自己的军队。但是，法国人告诉这些将军们的，不仅仅是怎样打赢一场战争，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核心的问题为谁打赢这场战争。
为了民族，为了祖国。
在法国人的“启蒙”下，普鲁士军人和知识分子成为了德意志统一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份热情一直保持到了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四分五裂的民族终于再次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1813年至1815年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则成为他们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的第一步。
如果说，1797年的战争是整个欧洲绞杀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的话，1815年的夏天，战壕两边站着的双方，早已经踏过了十九世纪的门槛，成为了新世界话语权的争夺者。这已经是一场不同国家启蒙理想的战争。
03
战争的结果
从6月15日法军开进比利时境内算起，短短四天的时间内，战争就分出了胜负。
1815年6月20日凌晨，威灵顿公爵写信给他的哥哥威廉说：
“这是我经历过最为绝望的一战。在过往的战斗中，我从来没遭遇过这么多的麻烦，也从未如此接近过战败。”
6月23日，法军元帅苏尔特在拉昂检阅了残存的法军士兵，7万大军此时还剩不到3万人。
滑铁卢一战，双方投入了20万人，在不足2.5平方英里的战场上厮杀了整整四天。最后一天的晚上，四万多具尸体和重伤员躺在战场上，仰望着被硝烟浸染的天空。
6月21日，拿破仑回到了巴黎，他向议会请求组建一支新的军队，但上下两院都拒绝了他的提议。山穷水尽的皇帝宣布退位，路易十八回来了。但似乎法国人并不欢迎他。
“只有在外国的刺刀下，他（路易十八）才得以维持自己祖先的王座。”
英军中一位在心底支持拿破仑的中士莫里斯记下了巴黎人对新统治者的厌恶。同样，威灵顿公爵的副官约翰·弗里曼特尔在一封家书中感叹：
“我之前从来不相信人们对波旁家族的憎恨这么根深蒂固，直到此时我才发现现状普遍如此。”
无数细节表明，这场战争中，普鲁士人发挥了比英国人更重要的作用。拿破仑曾经试图阻止英国与普鲁士结成同盟，但是他失败了。普鲁士人在侧翼牵制住了法军，并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给了法军致命一击。战争结束后，布吕歇尔侯爵回到西里西亚隐居，而格奈泽瑙将军则在1816年辞去了军职。
而启蒙思想已经在“德意志兰”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滑铁卢会战的次年，黑格尔来到了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的《逻辑学》第一版已经付梓，《哲学全书》的写作也已经提上日程。世界思想史的重心转移到了德国，启蒙的时代结束了，古典哲学即将放射出它最后的光芒。
对英国人来说，滑铁卢战役结束了路易十四以来英法两国长达一百年间，围绕着商业、军事、政治各方面的竞争，它获得了广袤的殖民地，巨大的海外市场，并在工业革命的加持下，坐稳了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
在英国内部，滑铁卢之战的胜利却让自由主义者大失所望，他们哀叹“人类的自由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对英国的资产阶级来说，这也不算是一个好消息。战争的胜利鼓舞了土地所有者支持的保守派，反对《谷物法》的斗争更加艰难。1819年，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上，一位示威者被战争中的英雄连队第十五骠骑军团砍翻在地，这位示威者也是参加过滑铁卢会战的老兵。
拥护《谷物法》的马尔萨斯谈到过支持这项法律的理由：自由贸易会让粮价下跌，粮食生产无利可图，以土地为财富的地主贵族将会丧失他们的社会地位，上院制度、传统价值观、等级体系以及维系英国的社会秩序都会受到颠覆。
▲1846年的“反谷物法同盟”大会 在《谷物法》实行的三十年间，资产阶级一直没放弃废除它的努力，连马尔萨斯最后也承认开放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这项法律随着“日不落帝国”之梦的开启，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保守的英国人自然不会容忍这种秩序的颠覆，哪怕这种来自重商主义时代的旧法律已经大大束缚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反对《谷物法》的斗争直到1846年才有了结果，那个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结束了，英国步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
德国人赢得了自由，英国人保卫了传统，只有法国人迎回了“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
04
被改写的国运与命运
巴黎不欢迎战败的皇帝。
1871年，色当会战失利的路易·波拿巴纵马驰回巴黎，这座帝国的首都却对他紧闭了大门。皇帝只能拨马再战，最终成为普鲁士的俘虏。巴黎人拆掉了旺多姆圆柱上拿破仑一世的雕像。这是当年拿破仑三世登基时，卡尔·马克思预言过的场景，可惜晚了十八年。
1815年，当拿破仑回到巴黎的时候，三个月前用紫罗兰欢迎他的市民们，却对他表达了激烈的否定：在那时的漫画里，拿破仑一手拿着大革命的旗帜，上面写着“以自由之名，我用锁链抓住了他们”，另一只手拿着独裁之剑，革命之斧，他的长袍上绣着“狡诈、咆哮、欺骗、放逐、剥夺人权与行刑队”的字样。
皇帝再次背叛了革命，在他的帝业受挫之后。
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登上了英国战舰，束手就擒，之后，他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这位皇帝再也没有登上过欧洲的土地，尽管至今仍有无数关于他逃离了这座小岛的传说。
路易十八回到了巴黎，尽管这座城市并不是很欢迎他。但是在列强的帮助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他的“开明专制”维持到了1824年。
“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卡尔·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路易十八死后，他那位信奉极端君权派思想的弟弟查理十世再次冲下了历史的悬崖。此后，法国陷入了无休无止的革命——专制——革命的循环。
1815年那个春天，巴黎人被紫罗兰熏染重燃的梦想，在夏天的战败后散落成一地鸡毛。此后，保守派君主主义者、自由派立宪主义者、革命派、共和主义者以及围绕在拿破仑家族周围的“波拿巴党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二百年间，法兰西经历了两个国王的王朝，一个皇帝的帝国，四部共和国宪法，现在麇集在巴黎街头的“黄马甲”们，说不定还在酝酿着一次新的鼎革。
1815年的那个夏天，法国人在滑铁卢的原野上损失了2.4-2.6万人，其中包括6000至7000人被俘。与一百年后在法国东北部旷日持久的那几场“绞肉机战役”相比，这个数字还带着古典时代的温情。正如法国人没有从战败中告别革命，获得稳定，欧洲其他国家也没能从战胜中获得和平与秩序。
参加战争的人们更鲜有获得胜利后安宁。除了前面提到的在曼彻斯特被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杀死的老兵外，参加滑铁卢战役的各国将领之后纷纷被派到了其他的战场上继续厮杀。
威灵顿公爵在战后成为了滑铁卢亲王，1818年他回到英国，步入政界，甚至一度担任首相，一直到1852年他去世时，他都一直是英国陆军的统帅。在他死后三个月，拿破仑三世登基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1815年，格奈泽瑙为保卫普鲁士和德意志的独立而战，在战后，他辞职隐居。但十五年后，当普鲁士需要一位将军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时，这位年迈的元帅再度出山，成为了扼杀起义的刽子手，并在波兰染上霍乱去世。
除了格奈泽瑙元帅，1831年的那场霍乱夺走了欧洲9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时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黑格尔。
“只有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理解错了。”
临终前，黑格尔对他的学生如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1815年，每个欧洲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他们被革命的热情所唤醒，被战争的洪流所裹挟，最终完成了一次民族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最终，每个人都希望以自己最理想的方式结束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迎接新的世纪。这种对进步、和平的期盼奠定了整个十九世纪历史的基调。
在历史的大潮中，滑铁卢这样的转折性事件往往会被简化为一个符号：1815年，拿破仑复辟，在滑铁卢被英普等国联军打败，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从此归于平静。但是，展开历史的细部，人们才能发现，在这种转折性事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与无奈，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信奉的战斗的理由：自由、荣誉、民族、秩序以及正义。他们浴血奋战，一言一行都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改变他们未来人生，乃至整个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
英国华威大学副研究员和古文物学会会员蒂姆·克莱顿用运用大量新史料和研究成果，从军事史的角度写成的这部《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在今年11月刚刚推出了汉译版。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高度还原了这场二百年前改变欧洲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战争。
这本书以“小时”为单位，还原了这场为期四天的战争中一个个惊醒动魄的细节。内伊元帅的指挥失误，普鲁士军队在关键时刻的冲锋，以及威灵顿统帅的7.43万层次不齐的军队（其中只有2.6万人是久经战阵的英国军人），如何坚守阵地，粉碎了法军的冲锋，最终等到了决定战役胜利的那一刻。
这场最后的战役中，指挥官的素质、参战士兵的心态与人们对战争双方的态度较之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战争细微处展现出来的种种趋势，成为日后十九世纪军事、政治、思想的预演。
阳光之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未来早已隐喻在当下的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