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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长江把江苏一分为二,从此埋下了鄙视链的种子。主要有四大阵营:苏北、苏中、苏南以及宁镇。
1929年,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后,定都南京。江苏省政府就从南京迁移到镇江了。
江苏是重地,蒋介石得安排心腹坐镇。1931年顾祝同当上了江苏省政府主席。
顾祝同,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位列何应钦和陈诚之后,绝对心腹。
此人心狠毒辣。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有个同学叫叶挺。1939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他就是急先锋,把叶挺给抓了,极尽诱降,未果,将叶挺押解重庆囚禁。一代名将从此沉寂。
顾祝同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江苏翻车,就因为杀了一个记者。
那个记者叫刘煜生,1900年出生于江西,幼年丧父,随母到镇江投奔舅舅,此后长期居住在镇江,早年学习法律,1924年在镇江创办了《江声日报》,任主笔并兼任报馆经理。
“江声”寓意报纸为镇江民众发出声音。刘煜生针砭时弊,文风辛辣,《江声日报》很快成为江苏颇具影响力的报纸。
1899年,《清议报》第7期上首次出现“记者”一词,近代始有记者,不过大都是作为特约撰稿人为外文报刊服务。
比如沈荩,他曾东渡日本留学,后参加反清起义,失败后逃亡至京津地区,被日本《天津日日新闻》聘用为记者。
1903年,沈荩获知中俄将签订一份密约,清廷预备把在东三省及内蒙古的路政税权与其他主权“送予俄国”,于是他设法取得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提前发表,舆论大哗,签约计划由此搁置。
后来,沈荩在其北京寓所里被捕,入狱12天后,被慈禧下令“着即日立毙杖下。”
不过,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是黄远生,江西人,被誉为“报业之奇才”,只做了3年记者,但成就非凡。
他一生无党无派,因为名气大,急于称帝的袁世凯想笼络他,用10万元的价格约稿一篇,并许诺事成之后,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
黄远生没有答应,虚与委蛇,一方面引起袁世凯的不满,另一方面招致革命党的猜忌,他里外不是人,不得不逃亡到美国。但最终还是死于暗杀。
根据后来史料,大概率是被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误杀。
黄远生被刺后,由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将其遗体运回国内。著名学者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的父亲,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世凯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则必欲杀之”。
他关心民生疾苦,积极参加劳工社会活动,被时任国民政府镇江市长张鹏视为“危险分子”、“镇江一害”,欲除之而后快。
张鹏有个铁杆靠山叫赵启騄,赵启騄又正好是顾祝同的亲家。顾祝同就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任命赵启騄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
赵启騄嗜好抽鸦片烟和炒股。据传他每个交易日都要向上海股票交易所发出交易指令,每月电话费竟高达千元,全从民政厅的账上开支。
刘煜生有一天冒充省府官员,骗过门卫,混进赵启騄的客房,抓拍到了赵启騄一边手拿烟枪吞云吐雾、一边拿着话筒向交易所喊话的照片。
赵启騄的丑行被曝光后,对刘煜生恨之入骨,顾祝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1932年7月26日,顾祝同突然称刘煜生“意图颠覆政府”,亲自下令秘密逮捕刘煜生,并查封了《江声日报》。
他的理由是,1932年1月到5月,《江声日报》副刊发表了6篇描写贫民及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言辞激烈、有煽动阶级斗争之用意,如“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下,自然隐隐地右边上来的是敌人”,“地 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铁的纪律”,“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都被冲倒,时代已 敲响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送”等。
刘煜生被捕后,南京新闻记者公会派人到镇江向江苏省当局抗议并要求保释,遭到拒绝。
连国民党江苏省委党部都看不下去了,认为《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刘煜生“无反动行为”,希望顾祝同将刘煜生交保释放。然而顾祝同仍然置之不理。
刘煜生的妻子在外奔走。上书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陈述冤情。
接到申诉后,监察院数次派员前往镇江调查此案,但均遭到江苏省当局的多方阻挠,无功而返。
就在监察院即将正式咨请行政院饬令江苏省政府速将刘煜生由戒严司令部移送法院之际,顾祝同先下手为强,于1933年1月21日,下令把刘煜生枪决。
刘煜生被害的第二天,上海《申报》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社会震惊,舆论大哗。
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于2月3日发表公开信,指顾祝同“公然目无法纪,蔑视人权,破坏法治精神,妨碍言论自由,倒行逆 施,甚于旧军阀,酷民凶残,实属党国叛徒”;
安徽省新闻记者联合会2月5日抗议电称“顾 祝同毁法乱纪,蹂躏人权,草菅人命,殊为党国之玷,亦我全民公敌”。
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于2月5日发表宣言:“似此任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依法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有宁日。”
然而,几天之后,《时事新报》记者王慰三在南京中山门外被暗杀,舆论再次大哗。
王慰三,今天知道他的人不多,张恨水有一篇专门纪念他的悼文。张恨水就是在他的引介下,毅然北漂,从而成名成家。
2月17日,北平新闻界再次举行追悼刘煜生大会,声讨顾祝同罪行,电请中央将其撤职查办。
随后,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济南、杭州、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汕头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
“好好先生”胡适也卷入此事,并成为一个污点,为此,鲁迅还和他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那时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刚刚成立,鲁迅和林语堂是同盟上海总会成员,他们致电杨杏佛、胡适、傅斯年等,要求其联络北方学者以拥护监察院主张名义,开展对刘案的彻底查办,希望“平、沪两方同时进行”。
后来,主持同盟北平分会的胡适致电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要求免职并查办顾祝同,“以重法治而维人权”。
因为胡适的名气大,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和维护人权的人士对他寄予厚望。
此事还惊动了国际友人。同盟成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致函胡适,“人们正在征集刘煜生所写的那些使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文字。我们准备将他的这些文字连同他的相片和小传,用中英文印成小册子。”
这却引起了胡适的猜疑和反感,他以为中间有凭空捏造的嫌疑,“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进而把这怀疑和不悦向外界披露,造成了同盟内部分裂。在协调无效的情况下,宋庆龄、蔡元培致电胡适,以“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后胡适被同盟开除。
鲁迅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胡适,开头几句是:“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1933年9月1日,国民党行政院发出《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接着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免去了顾祝同的主席职务,令其退出政界,重回军界,转任“豫鄂皖湘赣北路剿匪总司令”。
顾祝同卸职后,陈果夫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开始了陈氏家族在江苏省的长期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CC系”在国民党内的崛起恐怕与刘案不无关系。
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将《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颁布的日期九月一日定为“记者节”。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各地新闻界的响应。
1935年,“九一”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承认。《大公报》于9月2日发表“记者节”短评。
10年之后,国民政府于1944年3月25日正式承认“九一”记者节。
当时,不仅国统区过记者节,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也在9月1日举行活动。
1943年9月1日,为了打破国民党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封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在记者节的纪念仪式上号召新闻界“更好地反映人民辉煌业绩,更有效地粉碎反动派的一切歪曲宣传”,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重庆《新华日报》则为纪念记者节发表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
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还是新闻院校必考经典。
1946年9月1日,毛泽东为记者节题词“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朱德题词为“拿着笔杆配合枪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职业的劳动者统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九一”记者节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列入了“记者节”,但未确定日期。
中国记协于2000年1月25日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国务院于2000年8月1日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同意将中国记协成立之日的11月8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中国记协的前身是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发起人是范长江。现在新闻界著名的“长江韬奋奖”就是以他命名(另一个人是邹韬奋,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创始人)。
范长江儿子叫范东升,原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他曾牵头做了一个课题:《用户联结:拯救纸媒的“诺亚方舟”》。
在旧版第85个记者节之后、新版第19个记者节之际,纸媒找到了得救的那条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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