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召唤16背后的美国传媒术 | 新潮沉思录

对游戏市场了解的人都知道，因为鹅厂N年前代理了CODOL，所以蒸汽平台国区已经N年都买不到了。更别说EPIC开启平台大战后，各大3A厂商都开始鼓捣自己的平台——今年干脆连年货FPS都被以CG大厂闻名的战网平台独占了（当然了，暴雪动视是一家。笔者虽然又有手机也有RTX2070，但是暗黑4和OW2还是值得一香的）。

不过真正要命的是，天书不知道从哪学来了“996式福报管理法”，要别人去写东西，可买游戏的经费都不肯出，所以买不起游戏的笔者就只能“云通关”一下了，因此可能产生的种种不足与漏洞，责任不在笔者，特此说明。（小编：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

言归正传，COD系列日常黑毛子已经至少有10年了。如果我们把初代“现代战争”(也就是FPS玩家眼里的经典COD4）也算上的话，那就是12年了。这些作品的套路大多是塑造一些“好人毛子”、“特有魅力毛子”，然后把锅甩给发动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反政府武装，同时顺带黑一下自己的“战争狂将军”——玩过的人自然知道笔者说是卡马洛夫、雷泽诺夫以及谢菲尔德/谢波德将军。这些人员的存在给予了意识形态宣传以某种程度上的客观性（当然内核还是汤姆·克兰西那套“好军人坏主义坏政府”）。

本作剧情在基本上维持了这个套路的同时引起玩家那么大反感，还是因为其“我在现实中仓皇撤退，我在游戏里‘战鹰出击’”的弱智宣传，笔者云通关之前确实没能想到本作的政治化水平竟然能低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进入游戏中期的回忆关时，本作女主被戴着“又绿又白”头盔的救援人员从战争废墟中救起不久后就遭遇了“俄国入侵军”的化武袭击，随后不久本来打算和剩下的家里人一起逃到山区时，女主父亲死于穿着海魂衫的俄国士兵之手。随后，小时候的女主和她哥哥在穿越火线时又目睹了侥幸逃过化武袭击的平民被俄军枪毙（甚至还只杀男人，把女人和小孩带走了），至于后来把美国的某些“传 统 艺 能”（比如水刑）拿出来移花接木到毛子身上就更是不知道到底在黑谁了。

笔者思考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这作编剧要么是那种吃个鸡排喝个奶茶都要讨论姓资姓社，姓俄姓美的病态人士，要么就真是那种拥有“没被欺负过的眼神”的天真人士，再不然就是他们的上级命令让他们写这种给白头盔洗地+胡乱抹黑毛子搞对平民无差别袭击的剧情。

毕竟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现任总统不管是在阳谋层面还是阴谋层面都和大俄不清不楚的，像COD这样在北美“群众基础”不错的娱乐产品不在文案内容上下一下功夫，怎么能维持自冷战以来到2020之间构建的一整套产业体系呢？要知道美国不止是光靠军事基地和石油产业就能支撑起来的国家，回顾过去的数十年，通过文娱产品与新闻媒体在全世界输出美式宪政主义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虽然近年来某大国的身影在美国的文娱产品中出现的频率开始增多，但考虑到目前美国的精英人士们大多是“大俄PTSD”患者，毛子估计还能继续在西方文娱作品中当一段时间的“默认假想敌”。

这种从上到下的“全民式默认”甚至在如今的某东方大国的网络语境中演化出了一个笑话：“中国人想去美国学习，美国人问，你想学我们美国什么先进技术或者知识啊？中国人回答：我想去学习你们国家的舆论宣传。美国人回答：自由民主的美国才没有那种洗脑东西。中国人回答：对对对，就是这种！”。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结合我们经常在各种渠道获取的，美国人/西方人对自己的那一套的天然盲信似乎并不能仅仅解读为精英阶级的宣传政策。比起现实主义意味上的“宣传”概念，“神话”一词可能更加适合。

过去，这类的工作交给的是经学家与神学家，而现代美国神话的构建则是从二战后开始并服务于“冷战”，由美国政府、军方、特殊机构以及各种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推动的大众传播学者们完成的。

老读者们都知道，像沉思录这样的公众号长期处于只能用爱发电的悲惨境地。诚然，这是保持独立性所付出的代价，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传媒业从前端生产者到后方理论构建者都长期处于一种“内卷”的状态。相比对岸政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针对媒体行业各种资助与帮扶，笔者实在是只能感叹，丰 泽 宇 宙（指沉思录之前介绍过的内卷文化）真的快要建成了。

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传播研究机构中，至少有六家是政府心理战工程的产物，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以阿尔伯特·哈德利·坎特里尔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和全国舆论研究中心都接受了大量的来自美国军队、情报部和宣传机构的长期资金援助（Simpson，2017）。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些研究机构所属的大学迄今为止也是全球学子不惜挤破头也要进入的的高等学府，这才能让这些机构及其衍生的发展到如今这个从新闻到政治题材脱口秀一体化的媒体帝国。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屁股交易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种交易之所以能得到抠的要死的国会老爷们的大力支持，朝鲜战争中共产主义者们对“四等人”的迎头痛击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一份来自美利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图书馆的历史档案显示，20世纪5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所聘请了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开展相关研究。根据研究所现存的合约数据显示，至少以下的研究项目均是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进行并完成的：

以东欧和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人民为对象的“心理战的目标及其脆弱性”研究；一个旨在从社会、政治和心理各方面了解暴力……因为这事关军事力量的控制和利用”的项目；一份关于“囚禁行为”和战犯心理崩溃的报告；关于药物的相对有效性、点击、暴力和其它审讯囚犯时使用的强制性技术的系列研究。

不仅如此，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时与美国新闻署签订了合作协议以期培训南越政府收集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可靠数据，培训美国新闻署工作人员的大众传播研究技术等合作项目。整个20世纪5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费预算至少有50%（至多有85%）来自于上述合约提供的资助（克里斯托弗·辛普森，2017）。

这听起来当然十分阴谋论，估计也多的是人会攻击这是阴谋论，可真正关键的问题则是这种对上述研究的“阴谋论质疑”本身也是美国心理战与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我国传媒系学术研究中对海外传来的，所谓“现代化与国际化范式”的传播学研究的顶礼膜拜必然来源于威尔伯·施拉姆于1982年的访华（学界称之为中国传播研究的第三次浪潮）。

很不幸的是，不管是施拉姆还是拉扎斯菲尔德，这些在我国传播学教材上留下大名的著名学者们的研究资金，多多少少（其实是大部分）都来自于政府为“国家安全任务”而在应用社会科学投入的资金。多位期刊编纂者与投稿者都与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有密切联系。

按照克里斯托弗·辛普森（2017）的研究，当时的《公共舆论季刊》（后改名为顾问委员会）编委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资金上依靠这些由美国强力部门与其签订的资金契约。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否认对“COD现代战争等这些文化产品中的意识形态宣传”持以阴谋论态度的人的源头不是施拉姆他们呢？相比之下，整天被不知道哪来的“佐人”们怒斥修正、收编、异化的沉思录至今依然只能维持用爱发电级别的稿费支出。这还是新媒体领域，像是过去新闻里头那位潜心编纂《普什图语词典》车洪才先生得到的回报不过才区区千字80。

那么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笔者认为短期内是不太可能了，毕竟资本是讲回报率的。最后，留给各位读者一些回家作业以供思考：为什么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直到1982年施拉姆访华才开始呢？

参考资料：

《胁迫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