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有江苏突袭检查学生书包看有没有试卷、练习册:
后有浙江允许学生九点之后不写作业:
我在《生而贫穷》第四章中就分析了高考问题,这篇文章在网上已经被删了,目前只能在书里看到了。
在书中我就说过,我当然支持高考改革、应试教育改革,支持我们的教育选拔标准向多元化改变。但是,高考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不能违背;高考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不能改变;高考能为穷人家孩子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能为努力拼搏的学生提供应有的回报,这一特质不能抹杀。
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媒体报道关于家长和老师的冲突不断增加了。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让教师可能的工作时间被无限延长,有一个微信群,老师回家躺床上还得忙工作的事。但是教师待遇就是普普通通,有早读有晚自习已经让教师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这如果再包含回家工作的时间,那以“时薪”来算教师工资就是被无限压低的。所以老师们抵触无限延长的工作时间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家长就会觉得老师真轻松啊,随便甩锅,把这么多活让家长来干——这与“医患矛盾”是根出同源的。现在师范生普遍招生困难,大幅提高教师待遇,自然会有年轻劳动力流入,平均每个教师负责的学生减少,工作量不就下来了吗。待遇提高了,也不愁师资质量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减负”或“素质教育”的问题,而是“加”的问题——提升教师待遇、提升基层教师数量和素质,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
(二)
这一代学生被称作“宽松世代”,也被称作“被毁掉的一代”。专门有一部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来展现宽松教育的内容,比如学校教授的圆周率,只用记住“3”这个整数就可以了:
如今,“宽松世代”纷纷走向职场,宽松教育的恶果也逐渐显现。因为缺乏相应的技能与能力,他们在职场中屡屡受挫,即便连最基本的工作都难以应付,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面临一个惨淡的人生:
但问题在于,不是所有国民都一起“宽松”的。因为宽松教育,日本中小学的放学时间在3-4点左右,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去上辅导班、兴趣班,精英私立学校也会给学生“开小灶”,这样,普通人家的孩子与精英阶层的子女差距越来越大不可弥合。而教育作为阶级晋升重要手段的意义也被不断抹杀。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高校教授、知名学者、知识分子都会支持“减负”“素质教育”——因为他们就是教育轻松化下阶级传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巴不得取消高考,像美国那样校友子女优先入学、熟人推荐优先入学。 所以说知识分子的嘴,骗人的鬼,千万别信这些鬼话。
(三)
(四)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请看苏修的新玩意》(《红旗》1975年第11期);《苏修教育——一面镜子》)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宽松教育都没能获得理想的结果。新中国曾经在教育领域取得过翻天覆地的伟业,新中国的教育政策让90%的人识了字、读了书,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旧社会,读书写字是属于“士人”的特权。我每次写文章批判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时候,总有脑子不太灵光的人质疑:你不也是文人么,你有什么脸说他们。我算个鸡儿“文人”,所谓的文人只不过是他们粉饰风雅的表皮,背后的本质是地主、官绅、士大夫等反动阶级。写文章、著历史,是他们在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背后的文化特权。只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咱老百姓也有条件读书写字写文章了,不能因为谁写出几篇长文章来就骂人“文人”。
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课时,其门生罗时实等问:“国粹将亡,为之奈何?”
梁启超反问:“何以国粹将亡?”
门生答道:“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
梁启超听后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半文盲率超过90%。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短短几年间,新中国就有超过一亿人都识了字,到了七十年代,全国文盲率下降到了20%以下。伴随着义务教育、乡村教师的普及,越来越多最基层的广大人民,也能沐浴在文化之光的照耀中,同时更是提供了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机遇。
在研究高考问题的专著《无声的革命》一书中,用详实的数据记载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研究发现: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
工农获得了大量高等教育机会,其中在六十年代达到巅峰:
同时,女性获得了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建国前的高等学校女性入学比例:
1964年毛泽东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句话不仅变成“*****”口号之一,也是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动力之一。因此,到“**”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男女平等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和北大的男女性别比都被降到了2:1左右,苏州大学在1976年前后更是达到了均衡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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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不说,我所知道的江苏很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做作业,学习到凌晨一点,学习到23点半以后,是常态。
高考和中考竞争都特别大。
可以參考一下臺灣的“教改”,
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也是說臺灣學生的壓力太大,
要改革教育制度讓學生“減壓”,
結果臺灣的人力素質就一路往下掉了。
多年後有人問李遠哲對教改的看法,
他居然說教改不是他主導的!他只是建議!
學生減壓只是個民粹的口號,
學校教不了,有錢的就去補習,壓力一樣大,窮的就更翻不了身了。
說“聯考”不公平,改成“推甄”,
結果永遠是有錢有勢的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