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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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参加了《大美晚报》的征文活动，获奖得到5元稿费，她拿着稿费去买了一只小号名牌唇膏，曾在继母的虐待下长大，5元稿费是她难得的可支配财产。
她觉得，世俗的美，比文学本身更重要。
透出一股命运的不可抗争带来的苍凉，只身一人求学，那时的她，无丰富阅历，无得势乡党，无耳提面命师长，无权势泰山，无万贯家财。
她大方地承认和享受欲望带来的快乐，热爱繁华世俗的味道，爱名气，爱金钱，爱物质，爱世俗，虽早早成名的她，醉心于笔下庸俗的小人物，追求自由。
她是写小人物系列的鼻祖，也是我写小人物系列的前辈，她就是——张爱玲。
尴尬的是，这位民国的才女，笔下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之后流行的左翼文学，以女性视角写都市女性情怀，前些年来，收到的风评，不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区别于官媒口径，她是独辟蹊径的自媒体作者，在革命文学流行的年代，反而去写家国大义不抵温柔厮守，倾一座城、成全一个人。
些许年来，搜索她的书籍，还是禁书。改编自她的小说拍摄的影视作品（如色戒），还是禁片。在民国一众文学家下，她是独此一份。
何也？张关注的依然是小人物的男女情爱、家庭琐事，深入骨髓，难入革命文学主流。
然自媒体人看张爱玲的作品，容易共情。讲官外话的人，大多独立、难以依靠、偶尔的孤独、渴望被理解。现代的自媒体人，写一段有关她的文字，很有必要。
大家这样评价她：
- 她把庸庸众生看的通透，没有站在高坛，反而低陷到尘埃里，剜心刺骨的痛，痛了一生。偶有繁华，却一直孤独。
- 她克制自己的感情，冷静地看自己笔下的人物，顺着命运的河流，流走消失。最后，左不过一滴蚊子血的叹息，满是虱子的嘲弄。
- 她写的人性可鄙，母亲可以嫉妒女儿，跟女儿的追求者谎称女儿吸鸦片；写优雅但残忍的负心汉；写一个女人从一个公馆到另一个公馆的黑化，蜕变；写男人女人对于另一半的贪婪，找到了红玫瑰还想要白玫瑰。
- 她描述的小人物，带着命运的悲剧，讲述的故事，有着极端的考验。在她笔下讲述的不仅是故事，更是底层悲剧人物的人性。
张是庸庸众生的一员，一个人的话语弱小的可怜，挡不住生活的洪流，乱世的旁观者，从乱世深处冷眼旁观着乱世。
一个大都市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底层求生。大时代大博弈下，一隅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显得太过渺小。
有人鄙夷她格局太小，我却觉得是读者之幸，能够让我们从小人物，小情感维度去触摸民国这个年代。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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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全面高潮。在太平洋上，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用一次豪赌完全诠释了“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一典故；在东欧大陆，缓过来气的大熊开始逐渐展示巨人的惊人力量；中东北非的狼烟依旧与黄沙交织在一起。
时下日军已经占领香港，张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深陷经济窘困的她开始了一代文艺女神的创作生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多篇轰动性中短篇小说。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张步入了自己人生第一个转折点，遇到了胡兰成。
起初胡兰成并没有见过张，他获得的讯息多半源于杂志报纸上的文章，当时胡兰成任汪精卫政权宣传部部长，比她大13岁。机缘巧合下翻看张的作品《封锁》，后，便多次登门拜访，对张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1944 年，胡兰成与第二位夫人离婚，与张在上海秘密结婚。在婚书上，胡兰成亲手在后面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时距离日本投降，还有一年。
热恋不久，胡兰成突然有了大麻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亲日派汪精卫政权随之灰飞烟灭。胡兰成逃亡到浙江温州，并很快与第三者同居。
胡兰成逃亡期间，曾给张写信，曾有这么一段：
之后，因为因时局发展，我又辗转武汉，在那里认识小周，自次背信于你。可是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人都要疯掉了。次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被划为文化汉奸被政府通缉，到温州老家避难，与秀美成婚。你来看我，要我于小周同你之间做出选择，我不愿舍去小周，更不愿失去你，我无法给出选择，你在大雨中离去。间隔没几日，我又回到上海，去你那里，我们再不像从前那般亲近，甚至我轻触你手臂时，你低吼一声，再不愿我碰你。我睡了沙发，早晨去看你，你一伏在我肩头哽咽一声“兰成”，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我起身离去，回到温州。数月后收到你来的诀别信，随信附一张三十万的支票，是你的《太太万岁》和《不了情》的剧本费。
胡兰成离开她时，带走了她的爱，还带走了她生花的妙笔。一直到1947年6月10日，张写信与逃亡中的胡兰成分手，体验了大喜大悲的她，才算是走出来这段感情。
张在自己的文字里，把人世看得很透。但到了自己身上，又活得不是那么明白。就像她故事里的女人一样，也被辜负得理所应当。
家庭、情感的残酷，磨炼她以凉薄的面目示人，与中国人惯常推崇的古道热肠相对立。而她可爱的地方恰恰在于她很“敢写”“敢做”，不仅是形式还是内容。
有人要她写被“时代”要求的“歌颂土改”的作品，颇感困惑。再一次感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加上胡兰成给她带来的政治压力，只身离开大陆，来到香港。独辟蹊径，开始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讲述“土改”时期农民处境的艰苦。其实正像大多现在的自媒体作者的初衷一样，做自己。
大陆文学界，长期把她的作品被作为反面典型，指责它为“毒草”。在当时“主流”的势力反噬下，张生活非常拮据，但她依旧努力保持精致的心情，眼光。如是般般。雌雌温温，透露出物种进化史里不竭的隐忍的力道。
张试图在阐述一种自己的史观：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
1955年，张赴美国定居，开启了她新的创作高潮。开始把个人的离合和整个世界的局势作比：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只不过片刻的欢愉之于历史绵延，仅一个小小的颤动。
能自由一时是本性，能自由一世是能耐，这是张对生活的永不妥协。
鲁迅告诉我们，怎么想中国的事。张告诉我们，怎么在中国有思想的活。要不去掀掉‘筵席’，要不离开这“是非人间”。
然而文坛诡谲，在“支流”游泳，独特的写作视角不是聚宝盆。因为在特殊的年代，所思所写，最能区分路线问题，也是一众自媒体作者的悲哀。
在张36岁的时候，结识了65岁的左翼剧作家赖雅并怀孕，遗憾的是，她并没有人们想象中活的体面，孩子因为生活拮据而流产。
这一切，张体会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凉透的血，熄灭的火，封锁的城市、冬天的灵魂、冷冷清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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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同时她又爱名气，爱金钱，爱物质，爱世俗给人的一切感官享受与乐趣。
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教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旁观凡人们表面和睦的爱恨情仇，再反手把必然的悲剧拎出来给大家看看，不公平下，什么是小人物的生存方法。
她的旁观是无奈的，她的清醒使她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实的洪流，可她又无法假装糊涂，只好将眼见付诸笔墨，借此排遣内心的无奈与悲伤。不是因为旁观才清醒，而是因为清醒，才只能旁观。
张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不久自私的同情心。在她的文笔下，永远无力改变小人物的或无奈、或悲惨的结局。
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下，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强烈的历史意识，让她可以通过过去去书写现在——归功于她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1995年9月8日，她预感到大限来临，长路走到了尽头，于是穿戴整齐，躺在地板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安详地离开人世。
7天以后，才被人发现。张孤独地走了，正如她孤独地活。人生就是百年孤独，每个人带着各自的恐惧，寻求各自的圆满。有人找到了，有人仍没有。张一直孤独，但是，她以她的苍凉，在万家灯火的夜晚，留下了无数永恒的、文字的、启示性的薄荷糖——甜味没有了，凉还在。
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文人笔下，找到自己的小人物背影，在夹缝生存，追求自由、美好，同时也会被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诟病，但正如张所说：
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
以上是牲产队：小人物系列周年总结全文。
希望读者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生活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