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陷阱与六道轮回 | 404厂

10月21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沈春耀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的时候做了“修改情况汇报”。

沈春耀提到，现行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将维持不变。这也就意味着，之前媒体热炒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18周岁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事实上，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立法也确实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严格一点。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普遍是18周岁或者16周岁，而男性则是20或21周岁。甚至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更为“激进”，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男女性法定结婚年龄甚至要低到16和18周岁。伊朗甚至9岁就可以结婚，

在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也比现在要宽松的多，男子20周岁，女子18周岁。

后来，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晚婚晚育”成为“政治正确”，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也随之“水涨船高”。

现在，老龄化问题又代替了人口过多的压力，“全面二胎”放开以后，大家似乎又呼唤着结婚年龄的进一步“下调”。连萧条的房市也期待这新的民法典能够让年轻人早点结婚，来一波“重大利好”。

按照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人类的性关系、婚姻关系、人口再生产成为一个需要关心的“经济问题”，并渐渐演化成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而实际上，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口、财富乃至人类最基本的饮食需要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起源于这一时期。

1798年，在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土伦战役中崭露头角的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远征埃及。在尼罗河畔，这位法国日后的皇帝颇为自矜地说到：

“看呐，士兵们，那金字塔顶四十个世纪的历史在凝视着你们。”

正是在这一年，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学原理》，其中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却在日后成为了经济学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马尔萨斯的父亲是拿破仑一生崇敬的让-雅克·卢梭的挚友，他也同样相信改变社会制度就能最大程度的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当年初出茅庐的马尔萨斯却对父亲的信条不以为然，在这本匿名发表的“处女作”中，马尔萨斯更多地接受了同时期英国思想家们关于社会财富、食物分配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 

对于刚刚走入大学校门的经济学大一的“鲜肉”（freshman）来说，宏观经济的第一课便是认识衡量宏观经济生产力的标尺——GDP。尽管GDP作为一个指标，同样存在着很多像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弊病（当年生产但没有被销售的积压的存货依旧被算入当年的GDP），但从目前来看，再很难找出更好的指标；毕竟一个优秀的经济指标，不仅要满足客观性和全面性，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尺度。

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指标，GDP最原始的基本概念是由“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17世纪中叶提出来的。现代通用的GDP的概念则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则在1934年提供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

或许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东西方在对于经济和生产力的看法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劳动力以及背后的人口，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毕竟现阶段，人依然是技术和资源发挥生产效率的媒介。

人类知识的发展，本身就是基于发现新生事物和批判旧有概念的。“马尔萨斯陷阱”也难逃这一定律。

这个“陷阱”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粮食产量线性增长，人口以指数增长；指数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快，最终粮食产量的增长会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并且随着人口密度的暴涨，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天花板”会导致人类冲突的加剧——用当下时髦的话讲，叫做“存量博弈的时代”。

这种存量博弈，除了有让一些人摩拳擦掌的战争，还包括瘟疫和自然灾害。

在马尔萨斯诞生前的三千年，古代神话和宗教在这方面就有了丰富的隐喻。三千年间，历史也不断印证马尔萨斯的判断——苏美尔人的石板和《旧约》中说，天神认为自己曾经创造的“杰作”堕落了，决定用一场大洪水来“净化”这个世界；匈人阿提拉挥舞着“上帝之鞭”，使得被输水管搞得几百年慢性铅中毒的高雅罗马人被涌入的日耳曼人所取代；中世纪肆虐的黑死病在当时造成了至少1/3人口的死亡，送走了黑暗的中世纪……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似乎是有些危言耸听了。人类文明并没有进入到“马尔萨斯陷阱”所描绘的那个可怕的世界。

如果用一种历史的眼光，站在更长久的时间尺度上审视“马尔萨斯陷阱”，就会发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于18世纪后期——以此为零点，时间轴的向左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而从此向右便是欧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席卷”全球。

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并没有让人口增长够成对资源的沉重负担。而且，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地的开拓转移了大量的移民，工业革命早期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让最广大的人民没有多少资源消耗的机会。更何况，人类平均寿命由30岁剧增到70岁，发生于以青霉素问世为代表的20世纪。

马尔萨斯只能观察到18世纪之前漫长的历史变迁，但到了马尔萨斯之后，在人口增长和对资源的压力方面，有很多“无形的手”在控制着人口的增长。

但正是在19、20世纪这一片凯歌之中，一些学者依旧忧心忡忡。马尔萨斯的“巨影”一直在游荡。

1959年，马寅初将《新人口论》放在伟大领袖桌前的时候，招来了一阵犀利的嘲笑：

“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马寅初为此挨二十年的批，但在伟大领袖身后，巨大的财政压力和严酷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国家却不得不“矫枉过正”，采取了比马寅初当年的方案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马寅初预言了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却没能在必要的时候以必要的方式实行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表达了和二百年前马尔萨斯同样的担忧。《极限》书中宣称，地球的石油资源将在1992年耗尽——当然现在看起来这像是个笑话，毕竟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还在纠结着沙特油井遇袭将给油价带来哪些波澜；即便是在《极限》出版的当年，耶鲁经济学者亨利·华利克便直言这是“不负责任的一派胡言”。

差不多就在《极限》预测的那个石油资源将要耗尽的时候，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一文，文章指出中国人口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16亿，中国的粮食需求将超过粮食产量接近50%，于是布朗得出了“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结论。

显然，袁隆平胸前闪耀的共和国勋章打了莱斯特·布朗的脸。但中国的胜利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按照区位产业优势，经济率先发展的东部平原省份才应该是农业重镇，不过严峻的粮食压力，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往往和紧张的耕地供给针锋相对，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有些问题，甚至至今还困扰着我们。

中国为了实现自身粮食安全，实际上很多政策的“余波”并没有被大众所重视，但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反应到了大宗商品市场的现货和期货的价格当中；其实中美贸易谈判在大豆上的“纠结”不仅是筹码，同时也是无奈。

这些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产业的投资机会，但这里就不展开了，否则又是长篇大论。

所幸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莱斯特·布朗也没有看到中国人口超过16亿，从而使得“谁来养活中国”成为巨大挑战的那一天。

尽管如此，人类作为整体生存的延续并不能代表个人及其小家庭生活的状况；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尚未出现的“马尔萨斯陷阱”，近年来开始鼓吹的“人口红利”的流失，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以及全面的放开二胎政策……

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仍旧是曲折而漫长的。

当前世界以GDP为标尺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提高生产，但提高生产的本质是为了扩大盈利，这意味着需求要及时跟上，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服务无法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人一跃”，将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进而形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

再高速转动的工业齿轮，如果缺少足够的消费人口，只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安全威胁。中小企业的破产、失业、最终造成技术和社会的停滞。

当一个经济体内部无法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时，政策的制定者采取的做法往往是采用生产效率不高的生产方式来对此加以解决，而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对于“康乾盛世”的“饥饿”，张宏杰先生这本《饥饿的盛世》可以说是常读常新

明代中期，美洲高产作物的流入迟滞了历代王朝末年颠覆社会的“流民潮”的来临。流民潮之后建立的新王朝，“盛世”也要比前代“璀璨”。但是，盛世的康乾之际，农具与一千年前的唐代并没有太大的进步。

人们不得不大量种植玉米、番薯，结果造成了土质的变化和水土流失的加剧，而不断地填湖造陆、挤占河道，也让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当盛世过去，更大的流民潮呼之欲出，而“丁戊奇荒”也不能不说是对这个缺乏真正技术革新的“饥饿的盛世”的巨大报复。

不仅古代存在着这种情况，工业化时代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八次危机》一书中认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是为城市的失业问题寻找出口，毕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

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口的膨胀要全社会通过政府来“负全责”，这对改革开放初期那个财政捉襟见肘的时代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同时，霍英东那句“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会打动决策者推动住房商品化的决心。

由于我国人口的庞大基数，现在我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构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当代年轻人，晚婚晚育都已经算是“保守”了——不婚主义者在年轻世代中的比例大幅增加；毕竟房价、养老、医疗等等这些压在年轻人身上“大山”已经够苦了，更何况养个孩子：奶粉、疫苗、上学、课外辅导，每一步都是槛。

那些认为生个孩子就是再添一副碗筷的观点，早就被年轻人面临的残酷现实打得晕头转向了。

对于“人生”的苦难，佛教的视角其实很有意思。

苦集灭道，排在第一的便是一个“苦”字。

六道轮回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跳出六道轮回才是真正的极乐——毕竟这个轮回运气好，投胎做了人，但作诸种恶，因果报应导致下个投胎做了畜生和恶鬼，也不是没可能。

既然生命从开始便是苦，那为什么不从源头上消灭苦呢？

古典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虽然行为经济学指出了这种假设的一些漏洞，新制度学派只好出来纠正说，理性也是有“边界”的，但无论如何“理性人”依旧是聪明的。繁衍生息这样人类整体层面上的“宏大叙事”对于个人而言，却是烦恼的根源。

“马尔萨斯陷阱”看起来是耸人听闻的，但其实它表达了马尔萨斯对于人类需求扩张的烦恼。在马尔萨斯的世界中，如果不加节制，早晚有一天会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与其无助地等待着“末日审判”的到来，不如在根子上斩断烦恼的来源。

如果你能像萨特幻想的自由人一样，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都能坚持自己的决定，当然你眼里孩子可爱不可爱才是你生不生孩子的决定性因素。但在现实世界里，你却得小心翼翼，权衡利弊，生怕哪天“因孩返贫”。

当然，就像当年蹭课听当代西方哲学专题课老师跟我讲的那样：个人才是最宏大的叙事。跳到六道轮回之外，“少生孩子多种树”，这未尝不是一种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