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财政收割机 | 饭统戴老板

唐肃宗李亨，正是《长安十二时辰》里易烊千玺宁肯抛弃热依扎也要护的太子。作为长寿标兵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子，李亨在马嵬驿跟唐玄宗分道扬镳之后，自行在宁夏灵武即位，此时大唐已经变成了一个烂摊子。只要能迅速结束安史之乱，黑猫还是白猫对他早就不再重要。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太子李亨

担任盐铁使兼度支郎中（财政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的第五琦率先参透了圣意，这位复姓“第五”的财政干部因对富国之法深有研究而颇受宠幸，晋升神速。很快，他主持发行了名为“乾元重宝”的法币，这种铜钱质量轻面值大，与民间所持“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10。

次年，第五琦趁热打铁地铸了一种“重轮乾元重宝”，后者重量比“乾元重宝”又重两斤，但与旧币的兑换比例也上调到了1:50。公元759年，货币政策效果显著：史书记载，长安百姓纷纷因买不起粮食而饿死。有人炼铜来铸假币，数月内八百多个假币生产者被当街打死。

乾元重宝

有人感叹，乱世祭出财政重锤实属无奈，要怪就怪安史之乱打破了盛世的祥和。然而，正如《长安十二时辰》揭示的那样：帝制下从无黄金时代，后世文人用华章装填的幻梦背后，是百姓的流离失所和野有饿殍，从武周浊世到开元盛世，庶民的命运其实并无不同。

祸根早在和平时期就已埋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五分之一的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全赖玄宗朝在经济建设上的折腾：为了更快、更多、更好地促进财赋增长，朝廷增设了财政使职，重视起间接税务，荒废了组织建设，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盛唐送进坟墓。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杜甫的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实创作于安史之乱前，而非安史之乱后。

1. 积弊：开元存量告罄

中国古代的王朝兴废史，其实就是一部财政运转史。一旦钱粮卡壳，国运便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安史之乱看似是个战争灾难，实则可以套进公式：“所有的军事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所有的财政问题，都是土地问题。”

玄宗朝是李唐由盛转衰的开始，但严格意义上讲，唐朝土地制度的崩坏确实和李隆基没有直接关系，他在任内干的事，不过是在驼背上放草、在草垛旁纵火、在火堆里添柴。

李隆基沿着“父灭子、弟杀哥”的家族传统上位，扫清了以姑姑太平公主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把父亲睿宗李旦搁起来当太上皇，励精图治，内用贤相，外遣精兵，一直打到帕米尔高原，终于成就伟大盛世。直到晚年遇到乱臣贼子和外戚弄权，才耗尽王朝气数。

《长安十二时辰》里老态龙钟的李隆基

以上内容总结到位，但真正掀翻他胯下龙椅的，不是李林甫和杨玉环，而是以田赋制度为根基的旧体制的全面崩溃。

唐朝立国的土地制度叫均田制，与其相配的赋税制度叫租庸调，由其支撑的兵役制度叫府兵制，三者均脱胎于鲜卑人的北朝。高宗李治驾崩后，武则天为了制衡忠于唐室的关陇集团，大肆提拔来自山东、江左的门阀后裔。这批“新贵”有着相同的爱好：利用制度漏洞，额外购置田产。

游牧民族那套意在为民制产、平均地权的旧制，无论在北魏、西魏还是大唐，都受制于交通讯息不便、基层组织简单、统计成本高昂等因素，漏洞是一钻一个准。即便权贵不舞弊，人事与技术造成的账籍混乱也会令它自行崩溃。蛀虫的贪婪，不过是加速了制度的崩塌。

公元705年，武则天被逼退位，但财政收入仍持续流向王公腰包。看似对立的武周余孽和李唐正朔，在敛财层面其实是“同路人”。开元初年的主要矛盾，是愈发庞大的寄生阶层与愈发减弱的生产阶层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税基锐减、逃户频出、以及纳税机制混乱。

唐玄宗即位之初，必须解决上代遗留的历史问题。作为天才弄权者的李隆基，自然清楚这道冤有头、债有主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他也的确开展过一段整治活动，缩减了一批财政拨款、罢免了一些编外人员、核查了一类虚假僧尼，赢得了朝堂之上真心实意的热烈掌声。

玄宗反腐的手腕虽然硬，但落马者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是武则天时代的受益者。而连篇累牍的歌功颂德文章，则出自跟着高祖打江山的老臣一脉。啃噬根基的硕鼠，两边自然都有，但让辅国良臣的后代把吞进去的吐出来，那实在是不能够、不合适、不应该。

不忍对硕鼠开刀，就得拿韭菜问斩。心思缜密的李隆基思来想去，发觉财政的窟窿可以推给前朝，反正韦后和太平公主都已经定过性了，自己不会是历史的罪人。他要做的，是把大唐的疆土再向外推一点，重现太宗皇帝“天可汗”的光荣，自然能够青史留名。

当玄宗把目光投向西域和东北，他发现还是得先解决钱的问题。

从“虽远必诛”的高宗朝算起，军费一直是大唐财政支出的最大头，眼下一百年过去，均田制难以为继，朝廷连官都快供不起了，哪儿有钱再供军？何况此时的唐军，正面临着府兵转向募兵的重大变革。

唐朝武士复原图

府兵制创自西魏宇文泰，历经北周与隋。这种国家民兵制度在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有过生动的体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是说花木兰替父从军的行头、马匹、口粮都要自己置备，因为她当的是府兵。

寓兵于民的设计，有益于国家将给养负担直接转移到民众身上。但它有个前提，即高水平的军事化与生产必须能协调，府兵只适应灵活机动的短期作战，不适合旷日持久的战略国防，一旦边境需要常备军，省钱的反倒会更费钱。

杜甫诗里也讲，府兵抽调服役，白头不得退伍，没有休息（武皇开边意未已）、封赏（蛋糕不够分）、尊重（新兴权贵使唤他们）和抚恤（缺钱加懒政）。府兵脱离家庭太久，既加重了家属负担，又加重了农田荒芜，进一步构成财政的压力。

田赋制度崩坏后，玄宗干脆放开了作为试点项目的募兵制。开元二十五年（737），新兵制不再进行“下等民户不配当兵”的政审，作为职业雇佣军的募兵，只负责刀头舐血、饮马长城，一切费用均由国家包办。

府兵制与募兵制

《长安十二时辰》里“十年西域兵、九年长安帅”的张小敬，就是开元年间应征的募兵。同期被编入唐军的，不仅有“安西都护府第三十三折冲府第八团”的汉人，更多则是来自中亚、操着印欧语系的纯种异族。这些人只认钱，钱没给够随时掉转枪口。

这种两面人的典型代表，当属祖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粟特人（Sogdian）——安禄山。

2. 改革：财政大臣的全盛时代

开元八年（720年），踌躇满志的李隆基还不认识那个觊觎王座的胡人胖子，他只知道军队建设和基层管理都急需钱和粮，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要改革，就得选拔人才。摆在李隆基面前可供挑选的唐朝官员，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李唐的关陇贵族，其中有根正苗红的皇族宗室，也有北朝的权臣之后，简称“贵族派”；另一类是来自山东、江左的门阀士族，通过考试取得任官资格，简称“文学派”。

跟大众认知相反的是，“贵族派”里并不都是尸位素餐的饭桶，反倒出过不少武能统兵、文亦科举的人才，《长安十二时辰》的男二号李泌及左相李适之，都是如假包换的贵族。同样“文学派”也并非是寒门出身，而是来自于九品中正制哺养了数世纪之久的名门望族。

两拨人都怎么选？这就好比有两个美女，一个背景强，一个学历高，你问一个男人，选哪个？当然是颈以下腰以上脂肪含量高的那个。

玄宗希望建立一个财政体系健全、高效运转的集权政府，促使地方租税更多、更快地流向中央。换句话说，哪派更能帮他搞钱，他就重用哪派。姚崇、宋璟这些科举入仕的文学派，相继违背了他在敛财问题的规划，为了不使改革原地踏步，皇帝果断将权力交到了贵族派手中。

开元九年（721），再苦不能苦朝廷、再穷不能穷皇帝的现实刚需，促成了宇文融这位标志性的理财大臣赶上了历史的行程。

宇文这个鲜卑复姓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而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如果姓宇文，就相当于把“我爸是北朝皇族”几个字刻在了脸上。宇文融上台后，第一个提案就是解决逃户问题，他规定逃户如果自愿配合当地机关进行人口登记，只须交纳1500钱，便可免六年租庸调。

这一举措共收拢八十余万逃户，收钱一百多万贯，即便是对宇文融存在偏见的文献，也承认当他再下基层慰问时，人民群众对这位父母官的感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而为了避免改革中出现掣肘，他又增设了具有全国事务处置权的财政使职这一岗位。

宇文融推行的这种打破官僚程序的集权模式，客观上确实遏制了流民现象，让众多佃农重新获得了土地。然而，由于他严重侵犯了文学派官员的权益（可见这帮士人吞了不少田亩与劳力），弹劾他的奏折堆得能把玄宗烦死。基于政治天秤的需要，李隆基罢免了宇文融。

逃户现象暂缓后，粮税转运成了改革的新重点。大唐开国的税收制度租庸调，收的是粮食和布匹，不是钱，所以把那些收上来的东西运到中央，不仅是交通运输的小责任，更关系到王公贵族的大福祉。

一个庞大的古代帝国，运输问题是重中之重

唐太宗时期，由于政府组织原始，物质需求少，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不缺钱粮。但到了高宗朝和武周朝，西北战事没停过，官僚权贵又经历了无数轮“消费升级”，中央不得不频繁地从长安搬到东都洛阳，离产粮区近点儿，来缓解愈发紧张的粮储困难。

朝廷的每一次搬迁，对于沿途百姓都是毁灭性的。武则天登基后，干脆直接把都城定在洛阳，毕竟女人东西多，收拾搬家太麻烦。

而唐玄宗和贵族派都是西北土著，既不愿意折腾，又不可能在武周的沙家浜扎下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迫在眉睫。开元十七年（729），先前被罢免的宇文融重回朝中，并向皇帝举荐了有着神童之名的裴耀卿。玄宗最后一次临幸洛阳前，终于钦定了这位多次上奏的贵族。

作为第二位唐朝财政改革旗手的裴耀卿，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重启了隋代的运河系统，以节级运输、分段专营的方式改善了效率低下的漕运。毫无例外，以上工作都是通过新增设的官员岗位来完成的，裴耀卿在次年拜相，同时兼任“水陆转运使”。

玄宗朝的使职层出不穷，除了广受诟病的转运使，还有劝农使、租庸使、出纳使、铸钱使等等。这些握有处理全国或地方性事务大权的经济特使，不可避免地被糖衣炮弹攻陷。不过，也正是得益于这些前赴后继的“兴利之臣”，李家才迎来了属于它的开元盛世。

如果说裴氏还算是技术型财经专家，他两位副手——萧炅与韦坚——的政治野心就不止于此了，前者是权臣李林甫的亲密战友，后者则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铁杆太子党。在韦坚的主持下，江南义仓的粟米被换成特供副食与奢侈品运往京师，还搞出过一场盛大的展销会。

新政到后期，目标已经产生质变，即由满足国家和民众的刚需，退步到满足朝廷和官员的奢欲。财政官员依托间接税务迅速升级了勾剥手段，除了对富户开刀的韦坚，还有割韭无情的采访使杨慎矜、为玄宗开辟小金库的户口使王鉷，以及身兼四十多个使职的杨国忠。

开元年间大力搞发展的经济改革，让先富的人更富了起来，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当然，玄宗看得到的好处，有人同样看得到。

3. 遗患：权相养狼记

安禄山出生于武周长安三年（703），是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其父原是北突厥的一名粟特军官，因在突厥王室的内乱中受牵连，于开元初带着族人逃往中国。安禄山在东北的营州长大，成年后作为一名募兵去陇右道扛枪吃粮，和“安西铁军弩手”张小敬同批入的伍。

在安西都护府，相比于坚持原则的张小敬，会来事儿的安禄山引起了陇右节度使张守珪的注意，并成长为后者的得力干将。开元二十一年（733），安禄山随张守珪调回幽州靖边，因在与契丹、奚的作战中能攻善守、作风顽强，逐渐成为军中最拔尖的新星。

天宝二年（743），已担任军区司令的安禄山进京面圣，李隆基赐其为骠骑大将军。而非首次出现在朝臣面前的安禄山，给人的印象类似《长安十二时辰》里扛着两杆金瓜锤的崔器：这是一个简单、不懂人情世故、直率且完全忠诚的军人，没有任何政治派系。

《长安十二时辰》里神还原历史形象的右相李林甫

当时权倾朝野的一号人物是贵族出身的李林甫，其在行政管理和制度建设上极具天赋，不仅参与编撰了《唐六典》，促成了帝国兵制的改革，还解决了官僚机构与财政使职的协同问题。对这样一位能吏，李隆基一面大加重用，一面扶植左相李适之，令他对前者形成牵制。

安禄山是李适之在幽州的老部下，理论上他该被右相视为钉子，然而，当李林甫在天宝五年（746）对李适之、韦坚、皇甫惟明等太子党发动总清算时，安禄山不仅毫发无损，还已握有范阳和平卢两军区的财政权。这个“宋江脸方腊心”的胡人军阀，是如何骗过李林甫的？

天宝三载（744），朝中发生了一件无人敢揭发的舞弊案：受宠的御史中丞之子张奭明明是《武状元苏乞儿》里“苏察哈尔灿”式的文盲，但却在吏部选官册上名列第一。当年的吏部尚书正是李林甫，所以即便群议沸腾，却没人敢做出头鸟。

当安禄山从一个幽州小官的口中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向皇帝告了御状。玄宗亲自召集考生进行测试，张奭无耻地交了白卷。随后，这对父子就像电影里的星爷和吴孟达一样被轰走，两位吏部侍郎也被贬官，李林甫虽然免受牵连，但却无法阻挡此事沦为头等笑料。

周星驰《武状元苏乞儿》剧照

按照一般人的逻辑，安禄山无疑心腹大患，但李林甫不是一般人，丰富的斗争经验告诉他，这个粟特军人蚍蜉撼树的莽撞，恰恰证明了他不是李适之的马仔。一个政治铁律是：一次冒失的政治宣战，最容易被倒打一耙，而这正是李林甫此前扳倒另一宰相张九龄的拿手好戏。

李林甫确定安禄山就是一个政治上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大傻子，而唐代有“出将入相”的传统，地方大员立的军功会成为他们回朝后的资本，李适之就是典型。那么，为什么不把潜在的政敌都换成安禄山这类胸大无脑的外族人呢？李林甫计上心头，兴奋地在府中滑跪。

玄宗很快得到了李林甫的进谏——蕃将比汉人将领更勇猛，应该重用。追求边功且严重懒政的皇帝一听就同意了。于是在李林甫的推动下，大唐边地指挥军事、管理财政、负责任官的节度使，几乎均由出仕文官换成异族武士，一次性解锁了割据和内乱的新存档。

从安史之乱交战双方的主力阵容来看：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是粟特人；哥舒翰、阿布思、仆固怀恩是突厥人；高仙芝、王思礼是高句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夫蒙灵察是羌人；李嗣业也是归化胡人；只有封常清、郭子仪是汉族户口，有种外援踢中超的感觉。

节度使是高宗朝因战事增设的监察大吏，在府兵制下，这种流官即便长期驻扎地方，也难对中央构成威胁。但在均田制崩溃后，府兵被募兵淘汰，而募兵制需要中央下放财权、兵权与吏权，节度使手上有了足够的权力，便开始慢慢跟中央政府产生离心力。

一意专权的李林甫在改革兵制后，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变更相应的节度使系统，还在提拔武将的过程中使流官机制名存实亡，进一步膨胀了地方羽翼。我们可以说，雇佣军不是都有问题，正如转轮手枪不是每发都装弹，但是，对于太阳穴来说，有一响就够了。

安禄山的北地王庭——范阳、平卢与河东，就是装填实弹的那一响。在前隋，河北是炀帝三征高丽的最前线，民怨尤重；开国时，盘踞河北的窦建德又是李家最大的敌人。有这两段黑历史，当地人对于在长安定都的大唐政权严重缺乏认同感，只要契丹一打过来，立马成群结队地投降。

玄宗改革之后，比关中位置更优越的河北道，是漕运更直接的受益者，军资殷实，马壮兵强；新募的异族武士，只认节度不认天子，由国军变成家将。长安此时遍布着藩镇眼线，中亚狼的野心，窥伺着这个内外失衡的集权帝国的最新动态，中心一旦展露颓势，边缘顷刻便会颠覆。

安禄山的胡人雇佣军

但话又说回来，从权力的尸山血海中跋涉出来的唐玄宗和李林甫，为何对安禄山这个历史性的变量全无防备？

因为安禄山同志不仅懂心理学，而且演技精湛。他每次给右相做报告，都会紧张到汗流浃背，搞得李林甫还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给他换上。而在李隆基眼里，安禄山则是一个可供逗弄的小丑，认不出太子不说，还会在自己面前先向贵妃行礼，当真是蠢到可爱。

这样看来，天宝政治也没大毛病：反正胡人都是右相提拔的，而且又都怕他，只要他在一天，他们就都和朝中那些文学派大臣一样不敢造次。

然而，天宝十二年（753），李林甫死了。病死的。

平衡器一消失，帝国内部在集权框架内发展成熟的分裂势力，均如死老婆的苏大强一样花式作起来。新晋权臣杨国忠的激进主义路线，很快给不臣待变的安禄山提供了“清君侧”的口实，边疆瞬间炸了，文艺说法就是：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04. 流毒：最后一颗韭菜

《长安十二时辰》里，对朝廷不满的龙波带着北庭都护府的胡人募兵突袭靖安司，杀京师府兵有如草芥。安史叛军初期的战斗力也基本如此，这些多国联合部队以风卷残云之势攻克洛阳，一直打到潼关下。战事焦灼之际，李隆基的宠臣站了出来，果断来帮倒忙。

玄宗长征路线

在大唐最后的马奇诺防线，史上首位宦官监军边令诚希望越级指挥，遭到唐军统帅高仙芝断然拒绝，前者遂向皇帝诬告高仙芝、封常清二人临阵畏敌、动摇军心。李隆基勃然大怒，遂派边令诚星夜赴潼关临阵斩将。指挥官遭冤杀后，唐军真的军心丧尽，士气大降。

上半场灌自己两记乌龙后，接替场上队长的是从西北野战军抽调的哥舒翰。当时民谣是这么唱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身为突厥贵族的哥舒翰不仅是大唐的李广，且素与安禄山不睦，谁也不虚谁的这两位，本可以正面刚上一刚。

然而，就像一千年后崇祯帝逼孙传庭出关剿贼一样，一千年前的潼关上演了同样的脑残剧本。当前线战场刚有起色后，外行李隆基便催哥舒翰由守转攻，劝解无效的哥舒翰担忧高、封二人的前车之鉴，只得兵出潼关。很快，二十万唐军中了埋伏，哥舒翰被俘，次年被叛军所害。

屡失名将、自断肱骨的大唐，虽然随着太子李亨在至德元年（756）的称帝而教鞭易手，但由于此前内耗太多，一场本可短期完结的战争还是被生生拖成长期抗战。这场集齐了“中央地方矛盾”与“游牧农耕矛盾”的安史之乱一共打了七年零二个月，受难最重的是无辜百姓。

安史之乱导致了生灵涂炭

叛乱导致人口锐减与大量迁移，赋税系统所依赖的户籍制度全面崩溃。在接近五分之四的消失户数里，一部分丧命于战火，大部分则脱离了朝廷有效控制，这意味着理论税基的严重缩减。正因如此，缺钱的肃宗才提拔了新的理财大臣，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至德元年（756年），大唐的财务体制在战争中步入了新阶段，其标志是建立在旧的土地、户籍之上的租庸调被种类繁多的钱税（直接税务）所替代，租庸调之下你该向政府提供的粮食、布匹和人工，现在统统换成铜钱，交多少则取决两点：一看你有多少钱，二看地方要多少钱。

同时，盐、酒、茶等专卖税与商税（间接税务）增长为国家财政的绝对份额，由地方节度使和中央使职负责的这部分收入，自然也得用钱缴纳。田租改征货币，盐务也只认钱，阶级成分含混的中间商在通胀之年更可上下其手，知道曾任韦坚副手的第五琦为啥要发行“抢钱元宝”了吧！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正式将肃宗、代宗时期形成的税收结构进行了统一简化，这便是以地方定额与财产估算为基础的两税法。两税法为中央提供了一个从不受控制的地方诸州获得直接税收的可行方式，也使各个生产阶层都被纳入到朝廷的采摘田。

由此开启的田赋制度下半场，一直沿用了七个世纪。

在中唐“财务专业化”的过程中，玄宗朝兴起的间接税务与财政使职作出了无可争议的突出贡献，两者一个负责铸铁，一个负责磨刀，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收割。伴随着一阵阵丰收的喜悦，度支司与盐铁署也成长为与户部并列的“三司”，共同在藩镇割据的时艰中左右着李家大局。

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主角们，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无论中央平叛还是藩镇开战，非常规的附加税便会随之而来。相比于和平年代初衷纯粹的捞金，战时的收割不仅名正言顺，而且理直气壮——“大爷在前线连命都不要了，吃你两个瓜怎么了？”

不过即使被割，也得货比三家：第五琦筹铸的“重轮乾元重宝”按照1:50的比例来收割，吃相难看。然而史思明同期在洛阳建立的伪政权，也铸了一种劣币叫“顺天元宝”，跟老百姓所持旧币的兑换比例直接调到了1:100。这么一比，朝廷的军队简直就是仁义之师！

无论是处在盛唐还是乱唐，对于老百姓而言，区别仁义之师和虎狼之师的，往往就是收割的角度，力度和速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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