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历史所铭刻的阴谋 | 新潮沉思录

——题记

前阵子，新潮发表了一篇谈及阴谋论的文章，该文旨在批判阴谋论的荒谬之处，并列举了不少例子。确实，阴谋论的核心论点，即“一切历史都是背后阴谋的结果”不仅足够惊世骇俗，也可以营造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相比“巧合”等解释也更具说服力，所以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支持者。但是，在遇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阴谋论”却往往很难得出一个自洽的结论，毕竟“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秩序神教的一盘大棋”这种说法，只有出现在艺术作品里才是毫无违和感的。

◆《刺客信条》系列作品就是典型的“阴谋论”世界观

写到这里可能有些读者会提出疑问，“阴谋论”站不住脚，难道人类历史上就没有阴谋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连一个三口之家都可能存在三人之间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小小密谋，人类的历史中又怎么可能没有阴谋呢？

◆我想上南大

就拿刚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说，虽然历史上并没有什么秩序神教，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确实存在于幕后推波助澜的势力，波斯帝国为了削弱雅典，在战争中一直暗中着支持斯巴达，在斯巴达获胜后，又开始支持科林斯，在希腊世界燃起了无休无止的战火，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阴谋了。秩序神教和波斯帝国，一个是艺术作品中的阴谋论，一个则是历史上存在的阴谋者，这里就牵扯出了一个问题——阴谋论和阴谋的区别在哪里？二者的区别其实很明显，那就是一个操纵着历史，一个则是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的一部分

在所谓的“阴谋论”的世界观中，阴谋是一种他者性的力量，它推动着历史的变迁，自身却不会受到历史的影响。就比如《刺客信条》中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刺客与秩序的冲突一样，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这两者却仿佛静止的一般，他们如同棋手，人类的历史则成为了他们厮杀的棋盘。所以在阴谋论的逻辑下，始终要有一个算无遗策的阴谋集团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并且这个阴谋集团往往是永生不死的，唯一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只有另一个阴谋集团。

而那些历史上存在的阴谋，他们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不仅会受到历史的影响和左右，其策划者和执行者也会因自身眼界和认知水平的限制，有时还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例如不断暗中支持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以削弱希腊各城邦力量的波斯帝国，可能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间接导致了马其顿的崛起，最终反而招致了自身的毁灭。历史上的阴谋者们，是很难避免被阴谋所反噬的。

要对二者的区别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相比单纯的理论阐述，还是清晰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接下来，笔者就列举几个笔者个人觉得比较典型的阴谋，让读者在重温这些被确定存在的历史阴谋的同时，仔细体会阴谋论与阴谋的区别。

◆G胖的阴谋

广为人知的篡逆阴谋——陈桥兵变

如果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广为人知的阴谋的话，那么建立北宋王朝的“陈桥兵变”无疑当属其一，并且因为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更是令这场阴谋几乎到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

虽然根据《宋史·本纪一》的记载，整个陈桥兵变的大概过程是赵匡胤率军出征契丹，走到陈桥这个地方后军中有人看到天象有变，便想起了那句“点检做天子”的传言，进而纷纷跑到赵匡胤的面前“露刃列于庭”，逼着因为饮酒而宿醉的赵匡胤当皇帝，赵匡胤才不得不披上龙袍，受禅登基。对此，后世还写诗赞曰：“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仿佛整件事是由巧合与自发汇集而成的。

但是，有赖于相关历史记载的丰富和官方史料“整理”工作的不到位，这种官方说法在北宋时期就有人怀疑了，后世学者根据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更是明确提出：整个“陈桥兵变”就是一场预先谋划好的阴谋。

这场兵变的开端是军中一个叫苗训的军校（基层军官）发现天象有变，宣称“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而这一说法是如何在军营中传开的呢？是他告知了赵匡胤的幕僚楚昭辅，进而在军中传播开来，才最终发生了后面的军校们拿刀逼着赵匡胤“龙袍加身”的事情。整个事情除了最明显的“军中为什么会有龙袍”这个问题外，天象如何在军中传开，以及赵匡胤恰到好处的宿醉，都存在着明显的阴谋味道。

赵匡胤在掌握军队后回军开封的整个过程，更是充满了事前运作的痕迹。赵匡胤龙袍加身当夜，就迅速派遣郭延贇潜回开封，通知赵匡胤的结义兄弟石守信、王审琦早做准备，接应赵匡胤。天亮后，赵匡胤除了在进入外城（当时的开封分为外城、内城、宫城三层）时遇到一些波折之外，无论是从仁和门进入内城，还是直奔左腋门进入皇城，都是一帆风顺。而赵匡胤的家人，也早早地就进入了一家名为定力院的寺院，这座寺院“恰巧”位于仁和门的附近，事后证明这一安排确保了赵匡胤家眷的安全。

至于那些可能威胁到赵匡胤的人，也在缜密的设计下要么不在开封，要么被迅速杀死。有可能不利于赵匡胤的后周大将，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慕容延钊此时已作为前锋被派往北方抵御契丹入侵，但是他并不孤独，与他一同抵御契丹的，还有与赵匡胤交好的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而赵匡胤最大的威胁韩通，则受到了赵匡胤的“重点照顾”。按照《宋史·王彦昇传》和《涑水记闻》的记载，韩通之死是一场意外，是韩通在听闻赵匡胤兵变后从内廷逃亡家中的路上恰好遇到了进城的赵军先锋王彦昇，王彦昇临时起意一路追杀韩通到其家中，并“恰好”杀死了韩通本人及其妻子和三个成年的儿子，只留下了韩通三岁的幼子和四个女儿。

但这一说法就连同在《宋史》中的记载都不一致，《宋史·宋太祖本纪》中，韩通是“谋御之，王彦昇遽杀通于其第”，也就是因为准备抵抗才被王彦昇杀害的。而在《闻见近录》《野老记闻》中，更是存在韩通在城中被人埋伏，结果被“伏弩”所杀的说法。

结合这些说法，又考虑到王彦昇确实因为杀死韩通而被贬（名义上的），关于韩通被杀的真实过程可能是这样的：韩通在皇宫内廷接到赵匡胤兵变的奏报后，迅速调集身边的人马试图控制城内的形势，抓捕赵匡胤的家人，结果一出内廷就遭到了支持赵匡胤的军队的伏击，突出重围后来到了仁和门附近的定力院，试图抓捕赵匡胤的家人，但刚到不久就与进城的王彦昇遭遇，于是韩通只能朝着自己家的方向逃跑，但最终还是没能免于杀身之祸。伏击韩通的，可能是石守信，也可能是韩重赟，但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是临时起意。

参考资料：

（1）《宋史》

（2）《续资治通鉴长编》

（3）《“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

记载详尽的阴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陈桥兵变”因为年代久远和当事人的有意遮掩，阴谋的结论虽然可以确定，但其整个过程却难免存在无法确定的地方。二十世纪以来，有赖于科技的发展和信息保存的规范化，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得到了相当完整的保存，也间接地让一些历史阴谋的过程得以清晰地保存下来，例如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其中的一例。

二十世纪20年代，为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状态，国民党创始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第一次国共合作”随之形成，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改组，将国民党由会党转变成一个革命党，并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以组建现代军校和一支革命的军队统一中国，这支军队就是“国民革命军”。同时，国民党方面允许共产党人以及支持革命的人士以个人身份入党，使国民党的人员成分发生变化，大量左派人士加入了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中国所有进步势力的一次“合纵”，因此又有着“大革命”的别称。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于这种合纵的。国民党内普遍被边缘化的右派认为，国共合作会彻底断绝他们有朝一日加官进爵、称霸一方成为“黄老爷”的美梦，在他们的认识里，国家再强盛，只要自己不能作威作福，那就不是最理想的状态，“要是我不能作威作福，那中国再强大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是这些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所以，他们反对这种“合纵”，并一直在试图终结国共合作。

而外国列强因为有大量在华利益是建立在中国的“两个半”状态下的，对这种合纵自然也是不乐见的。日本认为：“国共如不分家，则全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将遭覆灭，而日本尤甚。”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压迫最深，被时人普遍认为是“头号帝国主义”的英国则认为：“中南军深进，此为甚严重紧要事件，外人利益大受危险，英人尤甚。”于是，他们在国民党内部开始寻找合作者，并希望其能通过类似“连横”的手段瓦解这场大革命。最终，在几方的共谋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列强保住了在华利益，国民党中的右派掌握了权柄，中国的革命也陷入了一个低潮。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所以被称为阴谋，是因为其经过了长期的暗中策划。而称其“记载详尽”，则是因为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甚至就连当时各方通讯的电文都有留存，这为后人得以了解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的具体过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相关资料看，国民党中的右派在孙中山死后几个月就开始了以终结国共合作、驱逐共产党为目的的暗中活动，以林森、居正为首的所谓的“西山会议派”（又称“老右派”）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秘密会议，商谈如何进行“清党”。但因这些“老右派”无权无势，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其“清党”主张自然也始终停留在“坐而论道”的阶段。

将“清党”由构想最终变成实际行动，是从一个人自幕后走向历史前台开始的，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军队短暂服役过，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中国，在上海加入了义兄陈其美的麾下，并借机与买办资本家虞洽卿和青帮大佬黄金荣熟识。陈其美死后，此人成为了黄金荣的弟子，后又南下投奔孙中山，逐渐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的出现，为外国列强的“连横”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虽然不能断定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是日本为了影响中国政局而布下的棋子（暂时没找到证据的事不瞎说，否则就阴谋论了），但是有过留日经历的蒋介石无疑成为了日本影响中国政局的绝佳工具。当英国和美国都因为无法得知蒋介石的具体立场而担忧大革命会摧毁一切外国列强的在华势力，进而研究是否要让出一部分在华利益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密使已经在和蒋介石秘会了。

1926年，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通过密使向蒋介石表示，日本希望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国民运动”，蒋介石则表示“日本如果能尊重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携手”。换言之，只要蒋介石终结国共合作，背叛革命，日本就会支持其成为中国的独裁者。而得到蒋介石的答复的日方也向其他列强表示：“确认蒋（介石）是温和派领袖，不要让蒋为难，否则会给武汉方面制造机会。”

当然，从现有资料看，蒋介石除了与日本秘会，也在通过多方渠道联系美国方面，希望能够得到美英的支持。他通过同乡王正廷联系了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斯，通过孔祥熙联系了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在亮明了自己的反共态度的同时，表示是因为苏联政府对其提供的军火支持，才不得不与苏联合作，只要其他列强愿意代替苏联提供军火支持，他就可以“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

在外国列强那里谋求支持的同时，蒋介石也在积极联系国内的各方反共势力。在政治上，他与吴稚晖、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暗中勾结。在军事上，他利用自己北伐军总司令的地位培植亲信，又通过收编北洋军阀降兵和驱逐、限制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活动等方式将大量军队变成了自己的私军。在经济上，他通过虞洽卿的活动争取上海商界的支持，尤其是争取到了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江浙财团的支持。在社会组织上，他通过做过黄金荣的弟子、对上海帮会情况较为了解的优势，争取到了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暗中支持。

有了国内外反共势力的支持，蒋介石已经有了叛变革命的资本，但直到1927年3月，蒋仍旧没有下定决心完全抛弃伪装，于是迫不及待的英美方面在1927年3月24日炮击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事件”。事件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向美国驻华公使表示：“告诉蒋，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要求的行动，（否则）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就在一年以前，列强还因害怕中国的革命而噤若寒蝉，而在短短的一年后，列强却变得如此傲慢，甚至对蒋颐指气使，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知道一个与人民分道扬镳的独裁者是多么的脆弱。

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在反动军警、帮会流氓、外国军警的夹击下，上海的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遭受了惨重的损失，300余人被杀，500余人被捕，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久之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针对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大搜捕与大屠杀，蒋介石彻底撕破了伪装，暴露出了自身凶恶的反革命嘴脸。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也以大屠杀这种最血腥的方式证明了中国的反动势力为了维持自身压迫者的地位，是毫不介意突破一切底线并与国内外的所有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的，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维持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一切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进步力量，并且不会存在任何的心理负担。写到这里，笔者难免想吐槽一句，最近凡是遇到一些事情，就能在下面的评论区三番五次地看到“XXX连脸都不要了”这句毫无新意的天真话，就此笔者只能说：

反动派什么时候要过脸？它们要是跟你“费厄泼赖”，那还叫反动派么？不丧尽天良、无所不为，那还叫什么反动派？

参考资料：

（1）《简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吴稚晖》

（2）《四一二政变的国内外因素探讨》

（3）《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

（4）《“四一二”政变前的庐山密谋》

（5）《论“四一二”前后江浙财团同蒋介石的关系》

（6）《“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原因探析》

堂而皇之的阴谋——英国殖民印度

这个世界上有经过暗中策划，最后在实行的那天掀起惊涛骇浪的阴谋，自然也有虽然经过暗中策划，却在阳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阴谋，例如英国对其主要殖民地印度所施展的种种阴险手段就是典型。

印度是英国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在英国大力发展工业的时代，印度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当英国工业发展完成后，印度又成为了英国独享的市场。除此之外，英国殖民政府还通过“贡赋”等各种形式榨取印度的财富，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获取了至少27亿英镑的财富。也因为印度的重要地位，英国殖民官员称印度为“我们帝国的枢纽”，并认为“如果帝国丧失任何别的自治领，我们还能生存，可是我们若失掉了印度，我们帝国便日暮途穷了。”

也是因为英国对印度敲骨吸髓的压榨，自印度沦为殖民地开始，印度各地就爆发了此起彼伏的斗争，从最早的以詹西女王为代表的封建王公的反抗，到提拉克、甘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独立斗争，印度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严重撼动了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的统治。对于印度各阶层的反抗，殖民政府一方面动用大批军警加以镇压，另一方面则耍起种种阴险手段，试图通过分化瓦解的方式来削弱印度各地的反英力量。

1909年，英印政府对殖民地议会——立法参事会进行了改革，将中央立法参事会的成员由16名增加为60名，其中27个名额从各省的地方议会中选举产生。1919年，英印政府又将印度议会改革为两院制，上院议员60人，其中34人通过选举产生，下院议员145人，其中105人通过选举产生。1935年，英印政府建立“全印联邦”，对两院的人员都进行了扩充，上院扩充为260人，从选民区选举产生，下院扩充为375人，从各省立法会议中产生。

英印政府不断扩大议会，看似是妥协，实际上则是分化瓦解反英力量的大棋，不仅最大限度保证了英国的在印利益，并且为印度埋下了无穷的祸患。

首先，虽然由英印政府建立的印度议会规模越来越大，权力也不断增加，但是始终都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所谓的议会只有建议权而没有立法权，没有决定任何事项的权力，其提出的任何决议，都只有在经过总督的同意后才能执行。也就是说，这个所谓议会的决议能否获得通过，只取决于能否令总督认为符合英印政府的利益。这种体制下，就难免发生议员们为了达到有利于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而讨好总督，甚至侵害其他群体的利益的情况，这无疑会分化印度的反英力量。

其次，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咨询机构里，英印政府还掺入了大量的亲英封建势力，以保证这个“议会”不会被反英力量所控制。在英国殖民印度的过程中，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随着“红袍军”的推进把印度本土的一切政权碾碎，将当地的所有人民奴役，而是大搞分化手段，保留了很多印度土邦，英印政府与这些土邦王公签订条约，在不损害英国的殖民利益的前提下，给予土邦王公一定的自治权，并保证他们的奢华生活。因此，这些土邦王公大多支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于是，英印政府便在议会中给予了各土邦大量的议员席位，并且与各土邦在印度所占的面积与人口比例完全不相称，印度土邦仅占印度面积的五分之二，所通知人口也不到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根据1935年的印度议会议员分配方案，上院260个席位中土邦议员占104席，下院375个席位中则占到了125席。另外，土邦议员也并非经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土邦王公直接任命的。曾担任印度总督的里丁勋爵就说：“如果王公们参加全印度的联邦，…那就永远有一个稳定势力。”

最后，即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英印政府也采用了一种十分容易导致群体冲突的选举方式。英印政府所采用的，是教派分区选举制，即不同宗教信仰的团体可以自行选举自己的代表，这就导致某些人数较少的教徒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选出超出自身人口比例的代表数量，获得更多的席位。而这种席位与人口的不平衡，最终必然会产生矛盾。

1919年，英印政府又给予了锡克人、欧洲人、英印混血、印度基督徒和工商界、商业界、大学、地主等不同阶级和群体的代表权，进一步复杂了印度议会的人员构成。1935年，英印政府大大增加了MSL群体的议会席位，在整个印度各地议会的1585个席位中，MSL拥有了482个席位，对于此举的目的，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奥利维尔勋爵直言是因为MSL群体是“抵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砝码”。

英印政府的这些手段，最终虽然没能阻止印度的独立，但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英国的在印利益。英国政府制造的印度教群体和MSL群体的尖锐对立和在领土划界上居心不良，令印巴分治后无论是两国之间，还是两国内的印度教群体与MSL群体，都是矛盾重重，最终诉诸暴力与仇杀。仅仅在印巴分治当年的1947年，就有超过10万人直接死于教派冲突。也是在这一年，在独立后的印度有650万MSL难民为了躲避冲突而前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则有500万难民逃往印度。尖锐的教派冲突最终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甚至频频爆发战争，最近一次冲突发生于2019年7月。

而相比印巴之间的战火与灾难，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英国却尽享渔利。独立后，英国在印度的总督和文武官员仍旧留任，英国企业和私人资本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触动，英国人以最体面的方式结束了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参考资料：

（1）《香港发生的一切，勾起了我亲历的一段“苏联往事”》

（2）《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前后》

当事者著书立说的阴谋——美国NSDDs促使苏联解体

每一个阴谋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当目的达到后，阴谋本身是否还需要保密，就成为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当事者甚至还可以把阴谋的全过程著书立说，使其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重要资料。例如在苏联解体这个问题上，阴谋者在确定苏联不可能复活后，将一切和盘托出，在令他们获得“苏联毁灭者”的声名的同时，也令一切“苏联自然灭亡”的幼稚言论不攻自破。

虽然很多人把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形容成一个“误打误撞成为总统的演员”，对于在他任内发生的苏东集团的收缩与愈加的内部动荡也倾向于认为是苏东集团的内部原因。但事实上，这一切都与美国的暗中活动密切相关，里根也曾因为激进的对苏政策被称为“鲁莽的牛仔”，其本人更是直言：“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80年代初，里根建立起了一个由鹰派组成的顾问团队，并开始制定一系列旨在打击苏联的政策。这些政策以绝密的书面命令“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s）的形式被发出。根据里根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回忆：“我们采取了一项包括经济战在内的全面战略，用以攻击苏联的弱点，它是一场无声的战役，与盟国一道开展工作，并且要使用其他措施。”

里根政府主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四大方面着手，向苏联发起了全面攻势，采用了直接出兵之外的所有手段，最终在以下几大方面对苏联造成了重创，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更是令苏联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众所周知，苏东剧变的导火索，就是其愈加严峻的经济形势。

（1）政治上支持团结工会等反苏势力：

波兰是苏东集团中除苏联以外最重要的国家，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波兰内部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反苏倾向，无论是其与苏联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积怨，还是波兰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信仰与马列主义无神论的尖锐冲突，抑或是带有鲜明反苏立场的“团结工会”，都令两国时常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波之间的裂痕引起了美国的注意，于是里根政府很快就开始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

在时任中情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的策划下，美国先是通过美国的“劳联—产联”这个劳工组织与团结工会建立联系，并暗中提供建议、培训和财政支持，仅在1980年就向团结工会提供了15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和打字机、印刷机等宣传设备。

1982年2月，凯西建议增加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不仅要增加资金援助，还要为团结工会提供先进的C3I通讯设备，更要向其共享中情局的相关情报，以使团结工会能在波兰政府与苏联的追捕下保持生存。他的建议得到了里根政府的同意，之后团结工会每年最多时可以获得800万美元的经济支持，而很多中情局提供的情报也以暗语的形式通过“美国之音”等电台传到了团结工会。

1981年底，波兰通过了《戒严法》，取缔了团结工会，大量工会成员被捕，组织也遭到了重创。面对这种情况，美国迅速与瑞典达成秘密协议，以瑞典为中转国向团结工会提供秘密资助，令团结工会虽然屡遭打压，但仍能继续活动。同时，美国方面想方设法对波兰政府内部的上层人士进行收买，以达到“里应外合”的目的。

团结工会虽然长期受到波兰政府和苏联方面的打击，但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的秘密广播和出版物却始终存在和流通着，不断地扩大着他们的影响力，随之扩散的，还有越来越强烈的反苏思潮。

美国在支持团结工会的同时，还通过金融手段对波兰政府进行经济攻击，在激化波兰国内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反苏情绪的同时，也将波兰作为了一个对苏联进行经济“放血”的突破口，因为美国人知道苏联为了维持苏东集团的存在，不可能对波兰的经济危机袖手旁观。

为了应对波兰的经济危机，苏联在1980年——1981年间为其提供了4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还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等重要资源的供应。但这些援助对于波兰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长期的经济危机，波兰始终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在波兰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美国与那些和波兰存在债务关系的国际银行进行秘密谈判，要求他们迅速向波兰催债，如果波兰想要得到债务延期和借款的话，就要以“体制改革”为条件。这是美国为颠覆波兰的两手准备，如果团结工会无法取代波兰政府，那么诱降波兰政府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1982年10月，美国宣布暂停给予波兰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为波兰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增加了300%—400%的关税，进一步对波兰进行“极限施压”。

◆祖传手艺

（2）经济上对苏联发起连续打击：

苏联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其经济实力相比“自由世界”总是略逊一筹，于是美国便瞄准了苏联的这个弱点，对其开始了一连串的经济打击。苏联虽然是一个工业大国，但主要还是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换取硬通货，因此高昂的石油价格和通往其他国家的天然气管道是苏联重要的财源。美国针对苏联的这个特点，一方面通过游说沙特阿拉伯增产以降低石油价格，另一方面则阻挠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天然气交易，令苏联丧失在国际市场上换取硬通货的渠道。

当时，对国际石油市场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美国便派员与沙特就石油降价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并同意向沙特出售一些先进武器。因为当时的苏联已经入侵阿富汗并不断朝沙特的各个敌国派遣军事顾问，沙特十分担心苏联会在控制阿富汗后在与伊朗、也门等国共同入侵沙特，所以对于美国的建议自然是欣然应允，甚至同意以10美元一桶的价格出售石油。1985年，沙特开始大规模增加产量，日产量又原来的不足200万桶猛增到900万桶，导致油价大幅度下跌。美国是一个石油消费大国，10美元一桶的低价石油无疑大大地有利于美国的经济，而依靠出口石油来换取硬通货的苏联则完全相反，石油收入的大量减少不仅加大地降低了自己的收入，也令伊朗、伊拉克等苏联武器的大卖家们囊中羞涩，严重打击了苏联的军售收入。

苏联可以用来出口获取硬通货的另一项重要资源，就是储量丰富的天然气。当时，苏联正在与法、意、西德等国谈判，希望能够建立一条从苏联的乌连戈伊气田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长3600英里的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修成后，每年可以向西欧输送1.37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给苏联带来每年大约320亿美元的收入。对于这个天然气项目，美国方面称其为：“真可谓一本万利。”

但是，虽然该项目一本万利，苏联方面却缺乏项目建设的资金与技术，无论是修建天然气管道的经费，还是修建中所需要的高技术部件与设备，苏联都无法自行解决，于是只能寄希望于欧洲方面能够加以提供。而苏联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就给了美国从中作梗的机会。

首先，美国同欧洲各国的政要进行秘密会谈，希望他们能够放弃与苏联的这项天然气交易，退而求其次也要尽量拖延正式协议的形成。在美国的阻挠下，这个天然气项目的进度生生被推迟了两年。

其次，美国对自身所持有的种种先进技术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相关的技术加以封锁，禁止向苏联出售相关技术及其产品。例如苏联在修建天然气管道时所需要的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气体涡轮机的转轴和叶片，美国就明令禁止其出口苏联。

最后，美国还采用虚假的公司向苏联方面出售虚假的技术和不合格的产品，以拖延苏联的工程进度。1984年，苏联获得了美国故意“泄露”有问题的燃气涡轮机部件的设计图纸，苏联工程人员按照图纸制造出部件并将其安装在天然气管道上后，涡轮机出现故障，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被严重推迟。另外，除了油气技术之外，美国在其他技术领域也频频向苏联输送虚假资料和有问题的技术设备，不仅拖慢了苏联本身的科研进程，还间接对苏联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美国除了阻挠乌连戈伊气田项目外，还通过对苏禁运阻止了日本与苏联之间合作的在萨哈林岛周边地区开发油气的项目，令苏联又损失了一个可以获得几十亿美元收入的机会。

在美国的连番打击下，苏联不得不依靠抛售黄金来缓解困境。1981年11月，苏联抛售了240吨黄金，而就在前一年，苏联仅仅出售了90吨黄金，这说明美国的政策确实严重影响了苏联的经济。而对于苏联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在美国的暗中活动下，世界黄金价格也开始下跌。

资金缺乏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国家建设，苏联的几十个大型工业项目被迫取消，与雷诺汽车公司合资的汽车改装厂项目被迫停止，西伯利亚的内尔尤戈里煤田停止建设，与外国公司合资的化工厂项目也不得不而终止。

（3）军事上支持反苏力量，增加苏联的国防压力：

在美国对苏联的种种进攻手段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其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游击队对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了，这也是少有的在苏联尚在的时候英美方面就明目张胆的拍摄相关影片进行宣传的对苏政策了。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第一滴血3》和《007之黎明生机》。

相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无忌惮，美国对塔利班的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相当克制。美国在援助初期为了防止落人口实，并不向塔利班提供美制武器，而是伙同沙特从埃及购买苏制武器通过巴基斯坦运送到阿富汗，最终送达塔利班的手中。但因为埃及提供的武器大多无法正常使用且十分落后，塔利班根本无法对苏军形成威胁，反倒在苏军的夜间空袭下伤亡惨重。

美国方面吸取教训，开始增加武器供应量，仅1985年一年，塔利班就获得了一万枚火箭弹和二十万枚火箭，超过了过去五年的供应量。美国还开始提供夜视仪和E制“吹管”导弹、C制“红箭”导弹等重武器，以抵挡苏军的夜袭。此外，美国将部分塔利班士兵送到巴基斯坦进行军事训练以提高其技战术水平，并提供卫星地图帮助其打击苏军目标。这些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依旧不能令塔利班挽回败局，苏军仍然占据着优势。

最终，美国拿出了撒手锏——“毒刺”防空导弹，彻底扭转了战争的形势。“毒刺”防空导弹出现在阿富汗的结果是，苏军的伤亡开始大幅度增加，曾经在阿富汗横行无忌的Mi—24“雌鹿”武装直升机也沦为了活靶子。为了不被“毒刺”击中，苏军飞行员都想方设法拉升高度，结果是大大降低了苏军的空袭效率，战争开始朝有利于塔利班的一方倾斜了。

阿富汗战争自1979年开始，于1989年以苏军撤离阿富汗告终，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十年，平均每年产生至少40亿美元的军费，虽然在战争初期，苏军占领了一些阿富汗境内的资源与矿藏，但在塔利班接受美国的支持后，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整场战争的收支也越来越朝着入不敷出发展，最终成为了苏联的沉重负担。

（4）意识形态上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扩大苏东集团内部裂痕：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物质层面的对苏联的进攻外，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也对苏联发起了全面进攻。

在东欧，美国利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东欧地区传播反马列主义思潮。这位出身波兰的教皇一贯反对马列主义，而其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不仅在波兰形成强烈的反马列思潮，还“将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合并成为一股单纯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当然，教皇对于马列主义的反感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还付诸行动，将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变成了一张严密的地下活动与情报网络，并服务于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毁灭苏联。

在苏联的腹地中亚地区，美国则利用沙特的宗教影响力对其进行渗透，伴随着一本本的《GLJ》经由阿富汗传入苏联境内，原本在苏联长期被压制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也开始死灰复燃，并逐渐操纵了一些人的行动。1986年，阿富汗的塔利班游击队开始潜入苏联境内，攻击苏联边境的哨所、埋设地雷和破坏输电线路，而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当地居民在发现塔利班游击队的行踪后不仅不会加以告发，还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到了1986年12月，塔利班游击队在塔吉克斯坦境内活动时，甚至有苏联军队中的MSL士兵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帮助他们破坏了两座水电站，导致当地出现了持续几周的停电。苏军撤出阿富汗后，这种缘于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破坏活动也并没有完全结束，直至酿成更大规模的暴乱。

参考资料：

（1）《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

如何看待阴谋

看完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例子，读者们想必已经能够对阴谋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与社会中，根据策划方的实力不同，其规模也可以大到惊人的程度，甚至影响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命运。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任何阴谋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需要足够的现实基础才能进行，这是阴谋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的必然。如果不是后周的主少国疑和五代以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风气，赵匡胤可能只是一个权臣。如果不是民国时期中国封建势力的普遍存在，外国列强也不可能找到合作者，制造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如果不是印度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与族群矛盾，英国也不可能将其加以利用，在捞取大量好处后和平结束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而如果不是美国及其“自由世界”本身的实力优势，其针对苏联的种种阴谋诡计也很难成为瓦解苏联的导火索。

既然阴谋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他就是可以防备和挫败的，就如同1949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进行的种种破坏活动，无论是“炮打天安门”还是“刺杀毛泽东”，最终都被有所防备的我安保部门挫败了一样。但是，要挫败阴谋的前提，首先要承认阴谋的存在，而不是天真的把“阴谋论”三个字当作反驳一切阴谋的论据，因为这无异于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获取在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易的同时，有效信息的选取也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明明已经被当事人所承认的阴谋，会因为淹没在堆积如山的信息中心而变得鲜为人知，反倒是一些禁不住推敲的阴谋论，却会因为堆积如山的信息令人们昏头转向地相信。笔者无意讽刺他们，因为人不应该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事情负责，但笔者只能希望，真实的阴谋可以为更多的人所知，而那些与事实无关的阴谋论则会随着真实的传播而变成一笑而过的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