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风暴起 | 顾子明吹过的牛

黄不邪 — 第08期

 

 

9月24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主席姜国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姜国文曾长期在外贸系统工作，从黑龙江省外运公司驻大连办业务员起步，历任对外贸易合作经济厅处长、副厅长等职，2003年改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升任正厅级。2006年底，姜国文从省政府去往哈尔滨市，历任哈尔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2016年初升任哈尔滨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跻身副省级。姜国文的整个任职都在黑龙江，深耕外贸，纪委两大系统。曾担任哈尔滨市纪委书记长达九年多时间。

 

作为老纪委的姜国文，在任上，热衷于搞创新，发文章。

 

作为老纪委，姜国文曾有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北京参加中央纪委的集训期间。

 

2010年6月18日，来自全国各市（地、州、盟）以及15个副省级城市、4个直辖市所辖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00多名纪委书记进京集训，姜国文作为哈尔滨市纪委书记就是其中之一。 

 

新京报对当时培训的报道中提到，姜国文曾去过香港学习，在他看来，香港与内地文化、体制都有很多差异，“香港高薪养廉，公务员都很谨慎，不会为了一点钱丢饭碗，而我们公务员工资低、侥幸心理浓……”  

 

姜国文还认为，纪委也要保持独立性，但同级监督很难，比如同级纪委书记很难监督同级党政一把手。

 

第二次是在民主生活会上。

 

2013年10月13日至14日，哈尔滨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时任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姜国文自我批评说：“到国内和国外招商引资，也被安排到著名景点，没有拒绝，实际上就是享乐主义思想。” 

 

除了唱高调，姜国文还喜欢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这些文章里有的谈“忘了责任权力就要失控”，有的谈纪检监察机关如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也有过名言：人民要讲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他做过一点纪委监察创新：向县市区派驻纪检监察专员。

 

简单地说，姜国文搞得这一套就是撤去乡镇原有的纪委书记，然后每三四个乡镇设立一个“纪工委”，纪工委的人权和财权直接归属县纪委。纪工委领导由县纪委常委兼任,他们与乡镇一把手同级。姜国文认为这样可以“打破同级监督难题”。

 

这也许是他在位十年唯一拿得出手的“政绩”。这个政绩，在日后变成了笑话。

 

16年姜国文卸任哈尔滨市纪委书记，新的纪委领导班子上任不久，哈尔滨反腐进入高潮。纪委掀起了三场反腐典型案件

 

 

2017年，11月，哈尔滨市纪委通报查处了交通运输等部门129名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为非法营运出租车充当“保护伞”的案件。

 

2018年，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又公开通报了122名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为“疯狂大货车”充当“保护伞”的案件。

 

黑龙江哈尔滨交警、交通系统“塌方式”腐败窝案就此曝光。不到一年时间内，两个系统内有251个官员为违法司机充当“保护伞”被查。

 

两起腐败窝案虽分属交管和交通系统，但“作案”手法却类似：各岗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明码标价、互相掩护，俨然把国家的执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念成了本“生意经”。

 

以哈尔滨“黑车，大货车”交警窝案为例，上至交警支队副支队长、下至一线交警和基层工作人员，都成为执法“生意”链条上的一环。整个市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属的13个交警大队中就有12名大队长充当了“保护伞”，这意味着，整个城市的交通执法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完全靠着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运转。

 

“疯狂大货车”与“黑车”车身都被印上了统一标识，执勤民警认准了标识就能够对违规车辆一路放行，或从轻处理。再比如，遇到执法行动，利益共同体内部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通风报信”系统。

 

换言之，法律与职责规范之外，哈尔滨交警系统内部形成了一套多数人所接受且利益均沾的潜规则。

 

事实上，疯狂大货车在哈尔滨的肆意横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打车难与黑车问题也屡遭市民诟病，网上亦有大量相关吐槽和投诉。而早在2014年，时任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谭洪志就被举报。

 

但是在姜国文任上，这些人都安然无恙。

 

直到17年换届之后，这些“保护伞“们才被查处。

 

这其中的奥妙，大家都懂。

 

 

2017年，黑龙江省纪委还通报了“于福祥”案，哈尔滨南岗区曙光村原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贪污两亿多元，成为小官巨贪的典型。 

 

于福祥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他把曙光村当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独立王国”，目无法纪、大肆贪占公款，腐化堕落、极度奢靡，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

 

不仅如此，于福祥目无法纪，横行乡里。2010年纠集社会闲散人员20余人，将哈尔滨市农电局数名工人砍伤。

 

被审查期间，于福祥仍对抗组织，并恐吓威胁执纪审查人员。

 

在姜国文得意的“纪工委”创新之下，出现了于福祥这样腐败霸道，鱼肉乡里的基层干部，还怎么让人民端紧自己的饭碗。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年哈尔滨的扫黑除恶。

 

今年6月，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赴哈尔滨等四市开展下沉督导。

 

带队的领导是姚增科，相比姜国文，这才是真正的老纪委。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战绩：

2015年担任天津市纪委书记半年内，天津代理市委书记，原市长，黄兴国，副市长尹海林相继被查。

 

今年上半年姚增科带领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督导安徽省，安徽省高院原院长张坚落马，安徽省政法系统被密集调查。

 

而就在中调组入驻之后，哈尔滨就爆出了“呼兰涉黑涉恶案”。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呼兰区委原书记朱辉、区政府原区长于传勇、区政协原主席孙绍文等当地多名“重量级”领导干部先后落马。他们均涉嫌为被群众称为呼兰“四大家族”（杨、于、王、董）的涉黑涉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姚增科指出：黑龙江扫黑除恶主要看哈尔滨，哈尔滨主要看呼兰。

 

进驻黑龙江第7天，中央督导组第一小组就下沉呼兰，此后又3次到呼兰摸排情况、精心指导，并要求重拳出击。

 

随后，哈尔滨15名官员因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这15名落马官员中，有14名曾在呼兰区工作过，该区高层几乎被“一锅端”，其中包括区委原书记朱辉、原区长于传勇、原副区长刘东、政协原主席孙绍文。

 

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呼兰区原区委书记朱辉和区长于传勇，都在2017年年底被免去了实职，在原地担任“正局级干部”。

 

这个时间，正好就是“交通腐败“案和”于福祥“案爆出的时间。

 

这表明呼兰风暴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启程”，只是在最近才达到了最高烈度。

 

在姜国文被调查前2个月，曾经与姜国文公事过的，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有点滑稽的，任锐忱在落马前担任哈尔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

 

还真是“我扫我自己”。扫黑的人自己就是黑的，怎么能扫除真正的黑。

 

任锐忱被查同一天，即7月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评论《“黑救护车”横行十年，是不知还是不管》，评论称，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一个专门提供院后转运业务的“黑救护车”团伙公然运转了10年。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已介入调查事件背后的“保护伞”。评论指出：一些公职人员明知黑恶势力存在，却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到头来还找各种借口替自己开脱。殊不知，拔出萝卜带出泥，扫黑除恶打“伞”破“网”是一套组合拳，只要犯了事，谁都躲不掉。

 

就在8月7号，哈尔滨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刘杰，也因涉嫌违纪违法、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被查。

 

到了9月24日，姜国文被查。

 

姚增科组长专门提到，扫黑除恶，要“宽到本人想不到，严到本人想不到”。

 

目前来看，达到了效果。

 

希望再接再厉，不放过任何一个蛀虫。

 

让这群两面人，在越来越旺的反腐大火之下，无所遁形，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