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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九十多岁的香港首富前两天跑出来“劝架”,呼吁对年轻人“网开一面”,却立马被反唇相讥:香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李嘉诚为代表的房地产商“功不可没”啊,要说“对年轻人网开一面”,那“请自李生始!”
接着,特区政府也宣称,已经把整治香港房价摆上了议事日程。
港人苦李嘉诚久矣。但放四十年前,李嘉诚自己估计也不会想到,自己一个开工厂的,怎么靠着房地产成了香港人向往并痛恨的对象了呢?
过去的十几年,香港人上街反对李嘉诚以及其他地产大佬炒高房价不知道多少次,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个“李家城”的诨号。房价的高涨大大压缩了年轻人的生存空间,也降低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一步步激化了社会矛盾——这当然都是现实。
除了香港以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乃至伦敦、纽约、莫斯科,哪个大都市没有面临着房价畸高的问题呢?
甚至,拿房价收入比来核算,这些城市的房价一点也不比香港低。
但大家也都看得出来,香港的房地产,确实和这些其他城市都不一样,要不然事情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事情还得从三十多年前,李嘉诚从一个开工厂的资本家变成房地产商的时候开始说起。
70年代麦理浩爵士在香港左翼运动的风暴中接任港督,开始大规模改善民生,发展基础设施,这其中就包括向普通市民提供住房的计划。
但是,城市一发展,土地就发笑。英国殖民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到七十年代末港岛和九龙已经挤满了人,但对新界,港英政府开发起来却总有顾虑。
毕竟,按照《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1997年新界是要归还给中国政府的。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无权管理,港英政府无心管理,新界成了一片“三不管”地带。
当年,新界曾经有一个“九龙寨城”。很多躲避战乱的大陆人南下香港,聚集在这里。经过几十年野蛮生长,“九龙寨城”成了三合会聚集的场所,也是毒品、娼妓和暴力活动聚集的渊薮。
1973年至1974年,港英政府出动数千名警察,誓言要扫除这里的“黑社会”。但是“风声”过后,这些警察还是没有“留”下来,私搭乱建和城寨和阴暗角落里暴力犯罪死灰复燃。倒是给成龙拍摄电影《重案组》留下了一处取景地。
到1980年代初期,这里不仅有三万多居民,还有远远高于香港平均水平的犯罪率。但港英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也无心治理。
想要搞好香港建设,“新界问题”是怎么也避不开的。1979年,为了给新界开发吃一颗“定心丸”,麦理浩到北京面见邓小平,回来以后对外宣称“请投资者放心”,但这位港督隐去了邓小平的另外半句话:中央政府1997年要把整个香港收回来。
对当时的英国而言,这个解决方案确实有些“天方夜谭”,以后似乎还可以“讨价还价”。但是没想到,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为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打了一场74天的战争,英国留下了255具尸体和三艘战舰的残骸,勉强守住了这个大西洋另一侧的岛屿。
维护“大英帝国”的面子代价太大了。几经考量,撒切尔夫人到北京签下了《联合声明》,“97香港”问题算是尘埃落定。
按理说,97以后新界与港岛还是一体,市政开发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大半。但这个时候,港英政府自己的心态却变了,麦理浩刚上任的时候那股积极改善民生的“干劲”渐渐消失了。1985年以后,港府转而开始压缩土地供给。
当时,香港的土地名义上归港英政府所有,但给了企业或个人以后,却可以任由他们处置。政府不批地,导致土地价格暴涨,以前做实业的公司纷纷拿出土地来搞房地产,有土地没资金的各类企业也被大量收购。比较典型的是,李嘉诚买下的鸭脷洲发电厂,被改造成“海怡半岛”。
当年开工厂的李嘉诚、做航运的包刚生都在此时进军房地产业,香港岛上的工厂也纷纷迁往土地价格和工资都更便宜的内地。
本来,对一个城市来说,工业“退场”和房地产的“进场”是产业布局的改进。但香港这座城市政治地位的特殊却让这一“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原有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的时候,新土地的开发却一直跟不上来。
1984年以后,新界问题解决了,九龙城寨也被拆除,成了现在的九龙城公园。但是,拖到回归之后,多山崎岖的新界对整个港岛的土地供给危机,只能是杯水车薪。同时,政治上更“敏感”的香港又很难像澳门发展横琴一样去向广东省要“联合开发”。
在排除了向陆上发展的选项之后,填海造陆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980年代末,卫奕信担任香港总督的时候,就推动过这个工程,现在的香港国际机场就是填海造陆的产物;但是,在机场工程推动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指责说,卫奕信是要在回归前花光政府的钱,给未来的特区政府制造财政麻烦。最后,卫奕信只能灰溜溜地回到英国。
1990年代是香港填海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凸显,以及填海对航运、旅游业的影响,1997年以后,香港各界对填海工程的批评意见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到2013年,香港填海土地的面积达到67平方公里,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7%,其中不乏中心城区。下面这张图,灰色地带是1998年以来填海造陆所得的土地,红色部分是计划进行填海工程的区域:
从这张图看,新填的土地对紧张的土地供给虽然有帮助,但也难说“治标治本”。
种种客观原因的作用之下,1997年以后,解决了港英政府缺乏开发意愿这个问题,香港的土地供给还是处在紧张的状态下。
而已经开发的区域,房价也一直居高不下。十年来吃够了地产饭的商界大佬不愿意松口固然是一个原因,香港自己的“先天问题”,也是个不容小觑的因素。
香港是一座深深依赖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城市,特区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也只能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摆动飘摇不定。
在回归的第一个五年,董建华领导下的特区政府推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提出每年多提供8.5万个住宅单位,想要一举解决“住房难”。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却打断了这个计划。当时,金融风暴袭来,房价暴跌,经济面临崩溃,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救市”。
2002年,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提出了九项“救市措施”,其中就包括停止政府主导的公屋出售计划。董建华政府抑制房价的举措基本上都付诸东流。到曾荫权卸任的2010年,房价基本上回到了地产泡沫破裂前的水平。
因为现代化程度高,香港教育普及率也高,年轻人的期望薪酬也随之高涨。在香港,六所大学位列亚洲大学排名前50,而全港23%的适龄人口在这六所大学就读。它有着庞大的“精英阶层”,有着更活跃的消费需求。而消费的活跃无疑对高企的房价又是“烈火烹油”。
北京房价高企,年轻人可以去燕郊,上海房价高涨,年轻人可以去昆山,但是在香港,面对高房价,年轻人避无可避。只能想方设法付出更多劳动,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自己的境遇。但劳动所得越多,脚下土地也更值钱——这样的“死循环”或许会一直持续到一代人都拼不动了为止。
的确,李嘉诚们在过去几十年里靠着香港房价的高企赚了不少钱,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在这座财富巨塔上添砖加瓦,但在漫长的历史里,他们也不过是被狂风裹挟的一叶浮舟。
香港的一代代劳动者们,用自己的血汗筑成了繁荣的城市和李嘉诚们高昂的身家,也筑成了自己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
只是不知道,当旁观者嘲笑他们今日的困境时,是否也能感觉到,不断上涨的海水正一点点没过自己的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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