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阿拉搞不定互联网？ | 郝大星

八十年代中期，《半月谈》杂志写过一篇特稿。一位在上海学习工作过几十年的领导，又回到了上海。他马不停蹄地辗转于工厂码头、医院学校，甚至和环卫工人们一起扫垃圾。

但大星印象最深的一段，还是他刚回上海就到五原路菜市场私访的情形。年近六旬的领导，指着米苋和黄鳝，用上海话问摊主：

几钿一斤？

三个月后，他再一次去问菜价，发现黄鳝价格涨了两倍，走出菜市场的他说：

我来上海，最使我睡不着觉的是菜篮子。

为了菜篮子不睡觉是上海市民的传统。

最近，Costco的新店在上海开业，百姓们扶老携幼，从凌晨开始在店外排队等待薅羊毛。1498元的飞天茅台卖光后，大家又排队去退要花钱的会员卡：

工作人员连午饭都吃不上。

陈存仁先生写过一本《银元时代生活史》，精打细算，追求极致性价比的实用主义，是深入上海人骨髓的。

有这样基因的群体，搞工商业是有先天优势的。领导私访菜市场那年，美国一家日化企业把中国区总部放在了上海：

上海人不但自己消费能力强，也善于说服别人消费。

2000年左右，上海滩上先后诞生过易趣、盛大、榕树下和携程，盛大创新院的研发成果给中国互联网留下了一批至今活跃在舞台上的企业，初代互联网的风口上，也是流行过吴侬软语的。

但这些公司在上海滩不是主流。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周立波半开玩笑说过，过去穷，上海人会拿白纸板画上领带，穿在西装里假装是西服。

上海的高校毕业生们，愿意呆在西装革履的陆家嘴，没人愿意去张江。

再后来，BAT纷纷猛龙过黄埔江，上海本地的互联网公司要么被吞并，要么被锤翻在地，媒体上“上海搞不了互联网”的声音越来越多。

移动互联网风口到来时，ofo、瑞幸等一大批只会烧钱的公司没有诞生在上海，蔚来汽车好不容易谈下了嘉定工厂，精打细算，追求极致性价比的上海人转眼就选择了特斯拉：

侬毛利率是负的，还有啥好讲？

大星问过在上海摊煎饼的王朴石，为啥上海人搞不了互联网。他说，你看B站，这才是典型的上海互联网公司，别的互联网公司强调狼性996，上海互联网公司没有狼性：

有娘性。

8月29日，来自上海的拼多多，市值正式超过了百度。黄峥只用了4年时间，就证明了王朴石只适合摊煎饼。

拼多多做的都是两脚沾泥的生意，成立那一年，京东将自己的slogan从“多快好省”改为了“只为品质生活”。黄峥的拼多多却用“多实惠，多乐趣”的口号，把电商彻底普及到了全中国。

就算是现在，他们依旧两脚沾泥。

“救救XX的苹果”这样的新闻，每年都能看到。中国农产品的流通一直是个大问题，环节多，流程效率低下，损耗极高，偏远地区农产品就更难走出大山。

大星参观过上海拼多多总部里的“农货智能处理系统”。这个系统掌握了各大农产区包括地理位置、成熟周期、特色产品，以及物流条件在内的信息，这些海量供给，会被精准匹配给消费者，大大优化整个流通流程的同时，还帮助更多以前时常滞销的农产品出村出山。

2018年，拼多多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销售额达653亿，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之一，并且依旧保持着高速增长。

买家有的省，卖家有的赚，其实和上海人追求极致性价比的实用主义是一个内核。

潮水也在黄峥之后发生了变化。2017、18年连续两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就业人数超过了金融业，且数量逐步增加。

几天前，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超过500家将主导未来科技与生产力革命的企业齐聚，其中包括了很多来自东道主的面孔。

外界骤然发现，上海已经拥有超过1000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企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过3000家——拼多多只是其中之一。而曾被戏称为互联网荒漠的上海，已经拿下中国互联网百强公司超过五分之一的份额。

这里的人不是不会搞互联网，只是更喜欢创新实用主义，而非“概念”或是PPT罢了——他们不习惯做赚不到钱的买卖。

当人工智能和新经济进入“真枪实弹”阶段，上海很快展现了一如既往的实力，越来越多的“拼多多”，已经蓄势待发。

比如黄峥自己说过，拼多多的模式是先有消费者、先聚集需求，才吸引了商家和品牌商，继而推动供应链和供给侧的革新。

大星给翻译一下：

来五原路菜市场买菜的人，都喜欢吃鳝鱼，摊贩们的鳝鱼又便宜又活泼，菜市场赚了很多管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