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大王的四十年 | 兽爷

1965年的春节，全国不少城市竟然出现了猪肉积压的局面，以至于当地政府不得不出面号召市民多吃肉。比如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里说：

肉卖不出去，还得提倡吃爱国肉，谁吃的肉多谁爱国。

以多吃肉的行动支援祖国建设，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背后，是国家力量的组织生产和动员。事实上，“爱国肉”的现象也没持续多久。那个年代，短缺依然是主旋律。

今年，猪肉再次进入短缺状态。8月的第二周，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46.8%；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32%，创下20年来的最低水平。

官方最新预测，今年中国的猪肉缺口是1000万吨。但去年全球猪肉交易总额也就870万吨。

把全球能交易的猪肉都买过来，还是不够。

新华社社评说，作为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我们要把自己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吧。

要知道怎么端牢，得弄明白这次猪周期，为何会来得如此迅速。

两个月前，兽爷一位朋友、浙江天天田园集团公司董事长葛云明的最后一个猪场——平江万猪场，被彻底关停。

关停那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

葛云明是绍兴市生猪产业协会会长，他掌握的生猪在栏数一度达到16万头，是绍兴最大的猪场之一。

但过去四年，他的所有猪场都被陆续关停了。他想复养，但找不着可以复养的土地。

最近只好研究能不能出国，在斐济岛养猪。

葛云明和我聊了很久。他的起家，顺应了短缺时代的需求，壮大的背后，更少不了政府的扶植。后来，环保逐渐成为影响养猪业的重要因素，最后甚至可以一票否决。

他养猪的四十年，中国农业的治理术不断登场。从渐进到激进，从完全鼓励到鼓励规模化，再到减量，直至一些地方限养甚至禁养。这绝不只是简单的令行禁止，而是农业、环保和土地三个部门长期博弈的结果。

华东理工大学的两位教授曾经对养猪业发出过一个疑问，现在它又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国家治理，怎样才能引导农业经营组织形式走向合理化？

以下是葛云明的自述，我做了整理，个别措辞略有改动。

 

1

 

1978年改革开放那一年我十四岁，我辍学了。

我跟着一位临安师傅学手艺，学的是篾匠。那代浙商，基本上都是这个年纪出来做学徒，有的做电工、有的做油漆工、有的做篾匠。

做学徒不易。师傅对我很严厉，伙食也一般。70年代，猪肉六角八分钱一斤，吃一顿猪肉很奢侈，我一年顶多吃上三次。

有一次我去村里干活。一个家里条件不错的东家，看我干活麻利，给我买了一个猪头吃。一个七八斤的猪头，我三下五除二，竟然一口气吃完了。

当了几年学徒，1985年我从临安回到绍兴老家，想找点事做。我马上选择养猪，就两个动机，第一小时候饿怕了，太喜欢吃猪肉，到现在我每顿还能吃很多猪肉，我女儿也很喜欢吃猪肉；第二，就是我以为养猪是最简单的事。

我显然错了。

1985年，我开始养猪。养了两年，就养到了500头的规模。当时我才23岁，绍兴县的县委副书记过来调研，很惊讶，说这么年轻能把事业做这么大。

年轻人，养猪太浪费才华了，去帮政府搞纺织厂吧。

1987年，我就去绍兴县福利纺织厂做供销员。当时乡镇企业大发展，我主要工作就是卖布。

很多浙江企业家也是做供销员出来的。比如宗庆后，比如方太厨具的茅理翔。

到了1989年，我一个人就卖了厂里40%以上的布，被评为绍兴市的优秀供销员。通过卖布，我也实现了先富，当时浙江民政部的领导过来视察，很惊讶：

一个山区小青年，能把一个濒临倒闭的纺织厂救活。

到了1994年，我想自己出来做点事。考虑的第一件事，还是养猪。

1994年的猪价，跟今年轨迹很像，也是一天一个价。猪肉一涨，物价也是蹭蹭蹭的。我那年29岁，穿着西装去建猪场。

第一个猪场就在平水，这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猪场几百米外，是云门寺，兰亭序就是在这里被唐太宗派来的辩机给骗走的。

当时绍兴县委书记是我们的陈书记。他过来调研时很吃惊，说想不到有这样的年轻人投入养猪业。陈书记鼓励我扩大规模：

钱不够，可以去问信用联社借。

我当时手里只有一千万，投资猪场要一千八百万左右。领导拍板，让农发基金特批500万支持我，相当于给了我一个特殊政策。

陈书记思路很明确，保障绍兴的菜篮子是第一要务。政府对我这么大的支持力度，到了1995年我的猪出栏，猪肉6块钱一斤，我以低于市场价一块钱一斤投放到市场，也算是为政府平抑肉价，出一份力。

我的猪场从2500头开始，到了1995年下半年，规模就突破了两万头，成为绍兴首家万猪场；到了1996年，规模过了三万头。

199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到我们猪场调研。他说，这样的猪场能多建几个，绍兴的菜篮子就有保障了。

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到了2002年，规模突破了八万头；最高峰，就是2014年的16万头。

在2014年养16万头生猪是什么概念，绍兴2014年生猪在栏数是200万头。

2008年，我一度研究过上市。那时，我的猪场是国家级的生猪养殖基地。我们还注册了中国第一个生猪品牌“瘦八戒”。“瘦八戒”后来成了全国驰名商标。

2005年，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来猪场调研，看完后说：

这里为浙江省的生态养殖，做了样板。

 

 

2

 

2019年6月28号下午，我的平水平江万猪场最后800头生猪，被运上了汽车。

就这样，这个我做了25年、省内生态养殖的样板猪场被关停了。

关停那天，绍兴电视台和绍兴晚报都过来采访。我特别狼狈，不是今天跟你聊天这么轻松的状态。我一直在哭，绍兴电视台还算客气，没把我那个狼狈的镜头发出来。

平江万猪场占地71亩，一年出栏生猪4万多头。这个猪场我奋斗了25年，说关掉，就被关掉了。

为了养猪这个事，我当初是下了大决心的。1996年时，养猪还很艰难，我就自费去浙大动物科学院脱产学了三年。

那三年，光从绍兴到杭州的高速过路费，我就交了7万多。

2002年，我从浙大畜牧兽医专业招了第一批本科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的养猪研究所，从事养猪疾病检测、饲料营养分析、养猪科技推广等研究。

从2004年开始，我们猪场又投了几千万，全部装了恒温系统，将猪舍温度常年控制20度左右；配备定时喷雾消毒系统、紫外线消毒系统等；全部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猪场情况。

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浙江省内是遥遥领先的。

2002年8月13号，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来绍兴调研，绍兴市有两个农业代表，一个种植大户，一个养猪大户，去跟总理汇报各自产业遇到的问题。

那个养猪大户，就是我。

温总理很重视农业。2002年之后的十年，也是中国养猪业的黄金十年。

2004年，江苏邳州到绍兴招商引资，我们就被招商到了邳州，去做了一个苏北地区最大的养猪场，有8万头的规模。

刚开始，邳州给我们的条件很好，原来的书记说全力支持我们猪场。后来，这里也成了江苏省领导、江苏省农委去邳州调研时，定点要去参观的地方。

只是后来，我们在邳州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位领导说了一句真心话：

招了这么大一个项目，但是只发光，不发热。

他的意思，就是猪场收不上来税。猪场，国家是免税的。招工业能促进税收，但猪场地方政府收不到税，还要用他们的土地，周边老百姓还嫌有味，经常会被投诉。

2014年之后，中国各行各业的环保标准越来越高。我们认为是应该的。

2008年，我们就投了几百万，按照美丽猪场的要求，将污水纳管，这是浙江省内第一家养殖场污水进管排放的企业。

为确保安全，我的猪场升级了无害化处理设施，进一步提高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能力。2016年，我们自己投资建设了污水处理厂。

即使这样，我们努力做到零排放也没用。有时候官方今年要求你这样做，明年又要求那样做。但政府说怎么改造，我们就怎么改造，我们全力配合。

到了2016年，邳州还是不行了。政府说我们的猪场在禁养区，命令我们一定要在8月17号之前把猪场关掉，把所有的生猪运走。

绍兴政府对我们这家企业很关心。市政府还出面给邳州发函，要求关照下我们。于是邳州给了我们半年时间，到2016年12月20号那天，我把所有生猪半价处理掉后，关停了。

我2004年被招商去了邳州。在邳州总共投了1.3个亿，奋斗了12年，最后亏了3000万。

按照国家规定，那个猪场要补偿7000万的。但邳州是不发达地区，官方说对不起，钱我们拿不出来。现在关停了三年，补偿款还没收到。

这三年，我白头发多了好多。

 

3

 

我养了二十五年猪，总共养了137万头。

猪市跟楼市一样，有周期，基本三年一个周期。我这二十五年，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

一年亏、一年毛利15%、一年毛利35%。

最近价格低的一年，是2017年10月。当时价格掉到了9块钱一斤。价格最贵的，就是今年。我养了二十五年猪，从没有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涨得太凶了。

这个产业其实一直很稳定，不像其他产业大起大落，除了这两年。

江苏邳州的猪场被关掉后，我的其他两个猪场也陆续被关掉了。到了去年8月，我最早的猪场，平江万猪场，也收到了关停通知。

政府关停平江万猪场，是为了让平水成为绍兴真正的“后花园”。这个养猪场，注定要为更高水平的生态环境质量让路。

平江万猪场其实按美丽猪场的要求，做了所有的环评改造。我问政府，我们哪里做的不对，我们继续改。但政府在去年9月20号下了强制令，必须在12月30号前关停。

最后，猪场是在今年6月28号关停的。6月是生猪养殖的黄金期，也是生猪价创历史之最的时候。但我的企业一直是在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政府有要求，我当然无条件服从。

为了生态环境，我服从大局，再大的亏也要吃。

今年猪价为什么会涨这么贵，有人说是因为猪瘟。我觉得一半以上的原因，是中国大规模关停猪场。

绍兴市之前一年猪肉消费是220万头。2014年以前，生猪在栏数200万头，基本上可以满足80%以上的需求。但2015年之后，因为环评和禁养区，大规模关闭了一些猪场。

最开始关的，是一千头以下的小猪场；然后是五千头以下的；然后就是我这种4万头规模的大猪场；关闭最大的一家，规模是8万头。

关的理由各式各样。有的说环评没过，有的说污水不达标，有的说老百姓投诉。

活下来的猪场，基本上在山里了。我是绍兴猪业协会会长，我掌握的数据，现在绍兴生猪在栏数是70万头，这几年猪场关掉了三分之二。

我在绍兴当了十二年的生猪产业协会会长。养猪业里还活着的老板，现在都提心吊胆，过一天是一天。

关闭我们猪场时，我跟领导争取，领导说：

香港不养猪，猪肉吃得比我们好。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

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占了世界消费量的一半以上。这几年猪肉需求一年比一年大。今年中秋节，猪肉价格会创新高的。

现在的价格，已经是2017年的三倍多。可以说：

几十年来，中国的猪肉从来没有这么贵过。

这种状态不知道还会维持多久。现在看，少则一年半，多则三年。

并非仅仅绍兴如此。这几年，沿海发达地区的猪场因为限养禁养政策，被关的七七八八了。所以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地区的猪肉问题，比较严峻。

我最担心，是一些疫情生猪会被混血摸鱼，屠宰后放入冷库，价格暴涨后会被一些肉类的上市公司推到市场。

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都认识到猪肉短缺的严峻形势。国务院还下发了通知，关停的猪场要继续安置土地养下去。我们绍兴的领导也非常重视，批示要求恢复本地存栏数，保障绍兴猪肉的本土供应。

我被关掉的平江万猪场还停在那。上周我想先去请示有关部门，能不能把猪场重新开起来、复养。但他们还是说不行。

我从2002年开始招了这么多本科生。猪场关停，他们也都没工作了。这批人跟了我二十多年，我其实最愁的是他们怎么办。这些天我到处问，看浙江哪里还有地可以继续养猪。

但一直没有找到。

2012年，我跟绍兴市友好经贸代表团去过一次斐济。当时跟斐济的农业部长接触过，签过一个备忘录，可以用那里的300多亩地养猪。

我这段时间老在家想这件事，我在浙江找不到地给养猪了，能不能带着团队出国养猪，比如去斐济养。

但我一跟家里人提这个想法，他们都反对。说我一个50多岁的人，别跑到异国他乡奋斗了。

我当然希望能在浙江养。

前几天，中央领导又召开了一个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会议。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市里，对于养猪业又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重视的程度了。

我的猪场似乎又迎来了转机。昨天我酒喝多了，为了设立生猪产业基金的事。目前进展很不错，过几天就跟领导汇报了。

我觉得，我可能又能养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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