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制造 | 兽爷

董明珠拆空调的爱好，其实十八年前就有了。

2001年3月，空调业又一次掀起价格战。董明珠飞到北京，当着消费者和媒体的面，把自家的空调“开膛破肚”。

一个民族的制造实力，被摊在所有人面前。

格力的零部件，无论是空调的“心脏”压缩机，以及“大脑”控制器，都是从日本进口。董明珠后来在书里写道，核心技术在日本企业手中，中国企业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格力自主研发凌达压缩机，要到2004年了。2010年，格力提出了“掌握核心科技”的定位，但直到今天，格力很多高端机型依然用的不是自己的核心科技。

空调压缩机的顶尖技术，至今依然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有人说过，日本制造业的优势，是要拆开其他国家各种商品后才能看见的。

日本制造，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磨难。

1952年，日本开始重建商业。松下想引进飞利浦成立合资公司，给了对方30%的股份以及55万美元的首付后，飞利浦提出了新的要求，还要收6%的技术指导费。

这种屈辱烙在了松下幸之助心上。一年后，松下设立了中央研究所，开始一点一点，洗去“日本制造”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于是有了1978年邓小平到访松下，和松下幸之助之间那场令人唏嘘的对话：

说这话时，他们一位74岁，一位84岁。

很多制造业企业的历史，开头都是这样的。比如今天的凌达压缩机工厂，企业史的开篇就是：

1987年11月，深圳政府派人到香港大学找经济学家张五常，问哪里可以借到一个拍卖用的木槌。

当时，在《辞海》的解释里，拍卖的定义是：

香港测量师学会得知这事后，专门派人到英国一家百年历史的木匠行，定做一个2.95公斤的枣红色樟木拍卖槌，赠给深圳市政府。

几天之后，这个樟木拍卖槌摆在了深圳公堂的桌面上。深圳政府顶着“违宪”的压力，公开拍卖了一幅8588平方米地块50年的使用权。

改革开放九年之后，深圳卖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块地。

深圳从香港借来的，不止是一个木槌。

土地使用权交易、土地批租和霍英东发明的“楼花”，都被深圳从香港照搬过来了。就连深圳的速度和效率，也是从香港学过去的。

改革开放的先驱之一袁庚初到香港收购一幢物业，与卖主谈妥后，他们约定星期五下午两点预付定金2000万港元。

那天下午两点，香港卖主如期而至，他的汽车停在门外没有熄火，办完交易手续，一接到支票，立即安排专人跳上汽车直奔银行。

原来接下来是周末，银行都不上班。如果当天下午三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

香港人以效率著称。做事快、说话快、走路快，在茶餐厅吃饭时也要比别人快。蔡澜说过：

对于刚从泥地拔脚上岸的袁庚来说，这真是一堂生动的现场商业教学。

回来以后没多久，袁庚成了深圳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他让美工找来一块三合板挂在门口，用红油漆写了几个字：

没多久，中建三局承建的深圳国贸大厦开建。第30层开始，大厦以3天一层的速度拔地而起。这创造了当时建筑界的记录，“深圳速度”自此叫响。

“速度”和“效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追求目标。

重返松下的第一天，松下幸之助给企业写了座右铭，他说，企业的责任是：

松下老先生估计想不到，几十年后，深圳人替他把愿望实现了。

据说华强北最显赫的时期，方块大的地方一次小小的堵车，全球的手机价格都要波动一下。那里每天都有新款手机面世，有的可以放四张电话卡，有的可以用作广场舞外放，有的兼容三个操作系统。

华强北背后是深圳全球效率最高的制造产业链。庞大的蓝领工人和完整的生产线，可以让任何图纸以最快的速度落地。周边城市也很给力。比如东莞不仅发明了标准化服务，更有世界级的工业流水线。

川普曾发推特威胁苹果把生产线搬回美国。但库克自己在广东演讲时说，美国人觉得苹果在中国生产，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总统在迈阿密港口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时，风吹落他身后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露出的，还是“中国制造”的标志。

只是这样完备的基础设施，有一段时期用来造山寨机。

深圳速度之快，有几年，兽爷能在苹果发布会前半个月，就买到最新款的iPhone。唯一的问题，就是苹果logo的那个缺口有时向左，有时向下。

那也是深圳速度的另一面。

但谁都不是一上来就占领高精尖阵地的。别说是日本制造，连德国制造也都有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十九世纪的德国制造，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复制英国产品。地摊货和廉价货，是当时德国产品的典型评价。二战时德国指挥官还发誓要把搞鱼雷的那帮家伙送上军事法庭。

德国制造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改变。中国完成量变到质变，也得走一段长路。不过知耻后勇，翻身是早晚的事儿。

2013年，“三天一层楼”的深圳开始变了。这个城市将这一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下调为9%。深圳不再仅仅满足于效率，而是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

先把饭吃饱，再把饭吃好。GDP增速主动换挡，从速度转向质量，从低端到高端，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地方和国家，相同的变化都在发生。

伟大领袖都说过，事物的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而是螺旋式的。

如今的深圳，除了满街的椰子鸡，还有体量庞大的高科技企业。

前一段，有人说贸易战其实是白宫和深圳粤海街道办之间的战争，粤海街道管委会还站出来一本正经地回应，中兴、大疆、华为早就已经搬离了。

即便这样，粤海街道还有83家上市公司，还有1100家等待上市，人均GDP为36.5万元。深圳的基石不仅是华为、中兴和腾讯，还有无数在各个细分行业领先的硬件企业。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5G、人工智能和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将获得国家级的升维支持。

张五常多年前就预测过——深圳有可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这句话也已经成了深圳房产中介的置顶金句。还有一位投资人曾说过：

去年，OPPO宣布退出蓝光机市场，停止制造4K UHD蓝光播放器等相关新品：

声明发布后，二手的OPPO蓝光播放器价格大涨，几乎成了收藏品。

20年前，段永平将步步高拆分成三家公司，其中视听业务公司，就是后来的OPPO。而OPPO的蓝光缔造者，名叫刘作虎。2008年，刘作虎带着OPPO杀入美国卖蓝光播放器，很快成为领头羊。

2009年《消费者报告》首次进行蓝光机评测报告，OPPO拿下第一名，之后一直把流动红旗留在自己家里。

他们的蓝光机做的太好，同行们例如高文公司甚至买他们的机器做改装，然后贴上自己的牌子，以高出数倍的价格卖出。

后来，刘作虎离开了OPPO，创办了一加手机。公司也在深圳。

这些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追赶各种风口，把“快”奉为圭臬。趣头条三年上市成功，瑞幸咖啡就要用17个月打造一家全球最快IPO公司。

慢成了原罪。快手的CEO说，慢公司正在成为快手的标签，这让我们寝食难安。

一加却一直是家慢公司，因为它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产品。

刘作虎创办一加的2013年，智能手机的头部企业已经产生。小米和OPPO打垮了华强北的山寨机，都达到了上千万的销量，但市场比拼的依然是价格。一加第一场发布会上，刘作虎摩挲着自家的手机感叹：

六年来，大浪淘沙，一加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保持了深圳新生代企业的低调风格，甚至很多人还未曾听过它的名字，但它先是在欧美极客圈声名鹊起，后来又征服了喜欢在交通工具上码人的印度。

2018年，一加超越苹果三星，成为印度高端市场排名第一的品牌；今年全球售价400美元以上的高端智能手机，一加的市场份额第四。产品已打入了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切，或许源于一加与众不同的产品策略和态度。在以规模和出货量论英雄的时代，一加坚持每年只推2款左右的旗舰产品。

现在的手机行业，很像2000年左右的空调业，董明珠说：

但刘作虎对技术似乎有不一样的看法。当同行们都在推出更有噱头的新功能，他没有盲目追求创新，而是专注于做一件事——让手机变得更无负担一些。

这种无负担围绕着用户最核心的需求展开，是更轻快流畅的速度，更简洁高效的系统，和更轻薄耐看的设计。

一加对轻快流畅是有执念的。为了手机运转速度，刘作虎会毫不犹豫地砍掉折叠屏这种看似更有噱头的功能。

新品一加7 Pro中，一加发现还可以通过改进屏幕的刷新率让手机变得更流畅，就找到三星显示，花了巨大成本去独家定制一块全球首款90Hz的流体屏，刘作虎说：

为了这块屏幕，刘作虎的团队忙碌了两年。因为好屏幕并不是简单的定制好然后装上去，背后需要对系统做很多的适配和调教。

迅捷、高产、取巧，这些都不是一加的长处。刘作虎他们专注满足最核心的使用体验，在全球收获了大批忠实粉丝。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中国制造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日本制造、德国制造。我总是说第一点要沉住气、慢下来；第二点是当同学聚会、亲友聊天时，大家不再羡慕谁做生意买了几套房、赚了多少钱，而让制造业一线的工匠得到尊重和体面时。

就像一加这种公司。他们或许短期内还成不了中国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但国家一级小龙虾料理大师你包叔都经常对顾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