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牲产队里,包括我,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了。
我务农的阶段,是04-06年。为了给大家一个清晰的印象,首先要给大家算一笔账。
那个年代,两个青壮年劳动力,考虑手扶拖拉机配合耕种的情况下,大约能营务十亩地(水田与旱地混起介绍)。
以中原地区为例,耕作的庄稼主要为: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大豆,棉花。另外还包括花生、芝麻、土豆等作物,当然后三种不是主流。
在前面罗列的六种作物中,单位面积粮食作物(前三种)的经济价值,略低于经济作物的经济价值。
04年前后,国家统一收储价格,我记得每斤玉米是4毛5、小麦9毛、稻谷不足1元,
其中,由于水稻的亩产过千斤,综合经济价值最高。
但相对旱地,庄户人家都知道,三分水田一亩地,易于灌溉的土地,要金贵些。换句话说,水田是更优质的资产。
硬币分两面,管理水田费工费时,犁地,灌溉,育苗,插秧,除草,杀虫,收割,晾晒,工序繁复。
而经济作物里,棉花虽然综合经济效益最高,但也有与水稻一样的问题。
至于油菜,无论是单价,还是单产,皆乏善可陈。其每亩毛收入约为:0.8-0.9元/斤*400斤/亩。
而大豆,种植工序相对简单,整体经济价值优于玉米,所以,是农户较为常见的夏粮种植选择。
这六种农作物里,唯一一种可能为一户十亩田地之家,带来相对可观收入的,是棉花。
产量方面,经营仔细的话,一亩地可以收获约400斤(新疆千斤的亩产量,不在讨论之列)。
而籽棉的收储价格峰值,大约出现在09年,短暂维持过9-10元/斤。05年前后的数据,我记不得太清。
所以,十亩地的棉花,毛收入可以达到4万块。
但种植棉花,需要面临一大问题:组织人工。
一是因为棉花的种植过程,类似于工厂作业;二是因为棉花的病草害防治,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简言之,费工。
仅这两项,几乎要干掉毛收入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09年,在风调雨顺,市场行情好的前提下,两个壮年劳动力营务十亩地,其纯收入的极大值,大约是2.7万。
当然,选择包地的话,情况会不一样。
而05年前后,以江汉平原大豆种植为例,两位壮年劳动力单季(多指夏粮)的收入为:400斤/亩*10亩*(1.5元-1.8元)斤=6000-7200元。
夏季作物搞定后,冬季作物无论是选择冬小麦,还是油菜,效益不如夏粮。
所以,单个家庭全年的毛收入徘徊在10000元上下。
要计算纯收入,则要考虑成本:肥料,农药,化肥,种子,油料,工具折旧等。其中,以化肥的花费最高。
常见的几种化肥,为过磷酸钙,尿素,复合肥,氯化钾等,氮肥与磷肥一般比较便宜,钾肥与复合肥偏贵。七七八八,加上抗旱排涝,按比较保守的算法,共计入成本2000元。
所以,承包十亩地的家庭,在地里刨食的话,一年的纯收入不会超过8000块。
计算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较为吻合。
前提是,风调雨顺。
部分朋友,包括农村出生的80后90后,可能对减产没有直观的概念。我啰嗦两句,常见的减产有:病虫害,水灾,旱灾。
以水稻为例,一场稻飞虱,可以使方圆几十里的水稻,化为灰烬,真的是化为灰烬。
我经历的印象深刻的一次减产,是04年。
七月份,收割大豆,遇到推迟的梅雨季节,几千斤未脱壳的豆荚无处晾晒,连续几日阴雨后,大半豆子霉变,减产的同时,也掉了价。
无奈之下,我以4毛4一斤的价格,趁着月黑风高,与小贩提前打好招呼后,找准一个大商贩补货的机会,给处理掉了。
卖掉之前,则是无止境的把豆苗从家里,转移到村里富裕人家的水泥地晒场,晾晒,翻打,扬场,拾掇,装袋。
农村的残酷在于,风不调雨不顺,不是小概率事件。绝收,我不多的种地日子里,也遇见过。
那是05年,同样是不规律的梅雨季节,一地的油菜籽,长时间浸泡后,颗粒无收。
最幸福的一次,是06年,大豆收储价一下子拉到了接近两块,多收了三五斗的心情,记忆犹新。
所以,理性分析后,大家会了解到:05年前后,普通家庭,以种十亩地为生的话,每年的家庭纯收入,是低于八千块的。(07年的数据为例,全国7.3亿农民,共有耕地约18亿亩,户均不足5亩。)
平均到月,则每个农民的收入,大约为三百元。
同期,内地工厂工人的月收入大约是800-1000元/月。沿海地区,普遍在1200-1800元/月。
而千百年来,农民的工作,是不被计入工龄的。说的直白点,没有社保一说。
得益于国发[2009]32号文件,年满60岁的农村老人,在其子女参保的前提下,可以每月领取55元的养老金。
千万不要小看这55元,于部分底层老农民而言,救命钱,救命钱,说的就是它!
讲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有疑惑了——农民难道一整年都在种地?农闲时,是不是可以打点零工什么的?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市场环境,类似于问98年下岗的工人,为什么不去创业?
分两方面解释,一,种十亩地,两季作物,几乎要榨干两口壮年劳动力。
四体若不勤,五谷必难分。在丘陵地带,伺候庄稼,光保墒一项,就够忙活一阵。
咱队里有朋友提到一项调查报告:城镇职工平均工作时间,要远远超过农民劳作时间(每年工作74天)。
发言权需要调查。为什么我说74天的数据是扯淡?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扬场前需要准备好道场。道场者,平日里是菜地,也就是扬场加晾晒那几日,才会平整后,以备利用。
而这个准备工序,从来不在教授们的计算列表中。
收割前,用麦秸与稻草做绳结,一样不会被计入劳务时间。
上世纪九十年代,队集体的活儿,也有不少。
另一个层面,单位天里,农民的工作时长与劳动强度,是远远大于工人的。
以上种种,只为解释中国职业农民(peasant而非farmer)的真实处境,无关褒贬。
回到先前的话题,农民种一季作物,然后留一季时间,务工,是不是更合理?
是的,但我们聊这一模式,容易忽略大环境。
我国收容制度的废除,我记得,是03年,即在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后。
03年以前,农民工这个词,意味着城市盲流。
大基建开启之初,偏远地区的周边县市,几乎没有什么零工可干。
一些农民,不愿意背井离乡,半是担忧生计,半是眼界所限。
“怯懦”本来就是中国农民身上一个固有的标签,但这绝不意味着“不思进取”。
大量农民宁可累死在田间地头,也不到大城市里搏一把,则是信息差造成的,与“懒惰”无关。
要知道,这世上,没有哪一个阶层,能像中国农民一样,愿意出卖自己全部的劳动力,以换取富足的。
前面讲的这些内容,除了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关于种地的基本概念。还有就是,针对小资阶层里“农民穷是因为懒”一类观点的讨论。
下面我要说的是:如何才能让农民过得更好?
答案是——工业化。
这个过程,非常直观:农民的生产剩余,作为原始积累,被城市工厂利用,通过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圈地运动,提高生产力,并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以接受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农民参与工业化分工,分享更多发展的成果。
也就是说,农民通过前期被剥削,来使自己的后期利益最大化。
那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呢?
当然有,只是较为敏感,公开文章里,队长我就不说明了。
而5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及80年代末,为什么农民一直是”代价“呢?
因为,他们的”剩余价值“,没有带来中国工业化的实质到来。
至于其中缘由,内外因素皆有。
外因是繁杂的地缘政治,站队失败与经济封锁。内因是,步子迈大了,政局动荡。
纵观人类历史,假如把农民这一群体,看做一个整体,唯一使之分得更多蛋糕的途径,就是把大比例的农民变成工人,即生产效率的优化。
而留下的那部分,土地上的事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不开集约化、规模化与机械化,小农经济也不例外。
所以, “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区别是,运动过程的惨烈程度。
与西方世界不一样,中国的做法,是利用教育产业化,把大量农二代,变成非农户口,来冻结分地人群,减少分母。
待到老一辈的农民,从这片土地消失,再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当然,一切的起点,是土地金融化的全面推进。
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儿。
现在看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但推行农村建设,需要具体的人去执行。顶上千条线,底下一根针。
是配齐基层班子,还是继续精简机构,倚托市场化的力量,去完成一系列的改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
03年,履新的温总来到湖北代表团,问:湖北农民人均收入怎样?
罗省长答:去年全省人均纯收入2460元,与全国的水平持平。
温总问:湖北省有37个国家级的粮棉大县,像监利是产粮大县、天门是产棉大县。税费改革实施后,农民负担是否降下来了?
又接着说:我下乡时听一位乡长说,他刚当乡长一到办公室,桌子上就放着8张法院催乡里还钱的传票……
进一步减轻粮食主产区和种田农民的负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基本政策取向……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一时降下来的农民负担迟早会反弹上去……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
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话落,热烈的掌声响起。
3年后,农业税取消。又过3年,农民第一次有了55元。
而农业现代化的真正到来,终归,是后来人的事儿!
编制按:据队长在牲产队发言增删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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