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棺材板的最后一枚钉子，被本港的废青们钉死了 | 赵皓阳

早在两个月前，我就连续写了三篇分析香港问题的文章，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地剖析了香港的现状与困境：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

香港青年的“幼稚病”，与大陆青年的“皈依者狂热”

时代与历史的困局：从宏观大背景再谈香港困境

当时第一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还有不少质疑，也不知那些人是对香港废青仍然抱有一丝幻想，还是屁股从来就是歪的。现在看来，我当初对于香港废青的一系列判断，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自证”了，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在随后的两篇文章中，我指出了香港废青们运动的形式为“景观式抗议”，而本质则陷入了有着鲜明右翼、排外、暴力特征的“民粹主义陷阱”之中。当前的香港问题，与香港历史任何事件不同，有着时代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一系列判断也都一一应验了。

我们继续从上一篇文章中的论断说起：香港已经非常明显地陷入了“民粹主义陷阱”之中。

在政治学的语境中，精英主义（Elit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都没有明确的褒贬含义，都是中性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观、价值观。但在实际环境的应用中，我们使用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的语境，都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意味于其中，都意味着天平已经脱离了平衡出现了问题。

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是精英主义为主导的，最早的指导思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四层阶级论”和“目的论”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最好的笛子给最好的笛手）。很明显，精英有学识、有眼界、有判断力、有执行力，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精英主义者们主张一种“慈父理论”（也叫严父理论），就是说我对你好，比如说让你交税啊、让你受教育啊、让你系安全带啊、让你服兵役啊，你别管为什么，听我的就行了，你只要明白这是对你好、对我们国家好就行了。然而，精英主义的弊端，就是我们本章所论证的种种“特权”，一直都没有消除，如何能保证精英们在扮演“父亲”的角色中不损害“儿子”们的利益（终究不是亲生的），是近代以来各种法律、规则、制度的终极命题之一。毕竟“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自主意识不断提高，饿了几千年的下层人民也要吃肉了。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极端化的民主，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民粹主义的概念最初来自于拉丁语“populous”，类似于英语中的“folk”“nation”“masses”等概念，是将全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民粹主义思潮的滥觞可以追述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由普通民众反对贵族政治（aristocracy）、财阀政治（plutocracy）运动中提炼出的精神思想。

民粹主义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少数服从多数”，还夹杂着诸如民众运动、暴力斗争、反精英等意味在其中。平民的力量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初现端倪，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平等、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平民运动不等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我们所习惯的语境中，描写的是一种失控的、极端的、带有破坏性的平民运动，是走向了社会进步反面的力量。陷入民粹主义陷阱的平民运动的弊端同样很明显，群众的盲目性、野蛮性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频繁地造成了诸多的灾难。

但此次香港的一系列事件中，香港的废青们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民粹主义图景，这可能是新时代的特性吧，我发明了一个新词语叫做“废青式民粹主义”。学界公认的，历史上有三次民粹主义大潮，分别发生在欧美、俄罗斯和拉美，每一次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动乱甚至屠杀。而香港这群废青的表现则是又怂又坏又蠢，曾经民粹主义暴徒可是敢直接冲击国家暴力机关，并对武装到牙齿的军警展开无差别屠戮和恐怖袭击的。而感恩与时代的发展，伪小布尔乔亚和废青们都惜命了，所以这次空有一个民粹主义的驱动力，缺少了大规模可怖的破坏行为，也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万幸”。

香港这群废青们又怂又废到什么程度，只敢聚众欺负无辜的货车司机。他们先是偏离预先报备的路线，非法堵塞道路；司机为了赶路挪开路障，结果就被暴徒一拥而上殴打致伤，货车被砸，损失数十万元。当时司机绝望地呼喊：打我可以，别砸我的货，但无济于事。

在香港机场，废青围堵老人，在老人身上贴上侮辱性贴纸，仅仅因为老人不肯接受他们的反动传单：

这件事情就更恶劣了，公然动用私刑，殴打记者：

但是，这群人有个鲜明的特点，聚众才能壮胆，一群废青在一起才能展现出“非比寻常”的勇气；但是遇到稍微强硬的群众，就作鸟兽散，溜之大吉了：废青们隔着铁闸门挑衅元朗群众，泛民议员林卓廷对元朗群众大喊“扑街，进来啊！”，并指挥废青用水枪、灭火器袭击群众，随即被忍无可忍的元朗老哥们拉开地铁闸门，结果气势汹汹的废青们被一冲就散，惨不忍睹。

于是废青们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心有不甘、愤怒地写下了标语，以彰显自己的勇气——但是写错字了。

我就说香港的基础教育是有问题的，还有人不信，非要嘴硬说什么香港教育盛誉全球，看看这些：

错别字。

错别字。

骂人都是错别字。

一卡车的错别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民粹主义暴徒是什么——以弱袭强，虽然要么是飞蛾扑火要么是自杀袭击，但好歹人家勇气摆在那里，也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香港的“废青式民粹主义”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恃强凌弱。也就是敢欺负欺负落单的司机、记者、老人，或者挖人家祖坟泄愤，也就是吃准了警察不敢动手，遇到几个身强力壮的乡民就一哄而散了，令人嗤之以鼻。

别说这个了，没有冷气人家都受不了。废青占据商场抗议，导致商场无法营业，随即关闭空调，然后废青们的抗议口号就变成了响亮的三个字：开冷气。

“接力绝食”的创举说过很多次，就不必再提了。

因为香港局势动荡，日本一位知名女优取消了来港行程。失去了精神鸦片的废青自然无法接受，并娴熟地把黑锅扣在了警察头上，让人觉得既可气又可笑，费拉不堪，哭笑不得。

需要指出的是，民粹也不是民主。虽然如何明确区分民粹和民主，也是学界纷纷争论莫衷一是的问题。不过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观点：民粹不是民主，反而会危害民主。二者有一种很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代议制：民众通过选举选出国家权力机关或是立法机关，有他们代替民众管理国家、行使权利。然而民粹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只要是政客、大商人这些精英，都是良心大大滴坏，你代表了我们还是会阳奉阴违地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民粹主义对于“代议制”是普遍不友好的，但是民粹主义者们提出的普遍全民公投、严苛的罢免权，在现代政治的应用中又成本太高。这也是有史以来除却特别动乱的时期以外，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很难付诸于政治实践的关键。

更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民粹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混为一谈。民粹主义讲究的是代表全体人、每个人，虽然这里的“所有人”往往代指下层人民，但是其定义明显不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分野的。马克思主义学从来不避讳承认自己就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也从来不承认自己代表“所有人”“全体利益”。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动。革命是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这种最容易讲道理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特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阶级运动，民粹主义与之的区分还是很明显的。

也正因为此，无论是西方民主思想还是共产主义思想中，都对民粹主义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性。在美国建国时纽约州召开的宪法大会上，建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有一句名言被人广为传颂：“人民的意志构成政府的根本原则”，但其实汉密尔顿下面一句紧接着就是：“人民并不具备系统的政府管理所必需的辨别力和稳定性”，他们“经常被错误的信息和激情引向最严重的错误”。这可是来自“灯塔”国父级别人物的“最高指示”。

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先锋队的领导，才能实现革命胜利。列宁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自觉性”和“自发性”：自觉性意味着智慧，具有理解和预见的能力，能够进行组织、制定计划、分析时机；相反，自发性意味着冲动、蛮干和本能意志。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自觉性，而人民群众往往是“自发性”的。当然，列宁还是承认人民群众改变历史这种根本性、无法抗拒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任何革命性的伟大社会变革都无从谈起。但是他认为这种力量是盲目的，需要先锋队的引导。

又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组矛盾，而伟大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了。这二者更是一体两面的事物：民众需要精英的引导，精英需要民众的支持。而肆无忌惮、缺乏约束的精英主义，却往往是民粹主义的导火索。

香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前三篇文章中分析过很多了。香港问题的根子在于贫富分化、阶级固化，香港精英们赚的盆满钵满，转头把资产转移到西方国家，成为光荣的“世界公民”，留下一个民粹主义的修罗场。因为之前的文章说过太多，这里不再赘述了。

从人的本性上来讲，民粹主义的负面作用似乎难以避免。心理学上讲，一旦人们参与类似“民主”这种政治活动，盲目、从众、群体无意识的状态难以避免，人群也很容易在这样一种不理智的情感中走向极端。那么如何让民众的情绪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陷入不理智的民粹主义陷阱中，不外乎姜文在《让子弹飞》中说的那三点：“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第一篇文章的结尾：为啥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分析香港问题，因为有些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