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战争：撕裂者和抗争者​ | 喜樂阿 饭统戴老板

这是一个位于铁锈带的普通美国小城，詹姆斯在回忆故乡时，总会提到无处不在的枪支、毒品和暴力事件，像他这样凭借体育天赋逃离的极少，大部分孩子都只能接受贫民窟糟糕的公立教育。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单身黑人母亲波拉（Kelley Williams-Bolar）为了两个女儿，决定铤而走险。

2006年8月，波拉在给女儿申请学校时，将地址登记在孩子外公所居住的中产社区，女儿因此得以进入白人为主的当地名校。由于学校经费大都由社区纳税提供，因此对“教育移民”严防死守。学校私下雇佣了一名私人侦探，拍下了她从贫民区接送女儿的照片，波拉的谎言最终被戳破。

学校周围居民愤怒了，纷纷指责波拉是小偷。2011年1月，学校以教育盗窃为由起诉波拉，后者被判刑事重罪，并被要求支付学校30500美元的学费。

波拉事件在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针对教育公平的讨论顿时沸反盈天。在舆论压力下，波拉入狱九天后被释放。但她的父亲依然被指控伪造纪录罪，房子也被收押，最终因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家破人亡的波拉既悲伤，又愤怒：凭什么自己的孩子就不能跟中产白人一样，到更好的学校读书？

大洋彼岸的中国，部分家长正在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2018年8月16日，一道铁皮门悄然出现在百年名校苏州勤惜小学的校园里。半个月后，随着小学开学，这道铁门被冠以新的名字——隔离门。这道门隔离的是将在勤惜小学借用场地的800名小学生，他们本是隔壁立新小学的学生。由于校舍被腾退，勤惜小学成为他们的暂居之地。

隔离门的两端，一面是400名本地学生，他们的家长大都花费高价购买了学区房，自然反对“蹭学”；另一面是800名外来工随迁子女，父母多是普通打工者。校方建设铁皮门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保证两所学校的相互独立，但 “隔离”一词挑动舆论敏感的神经，立即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关于隔离门的讨论，有人认为家长花高价才买到的教育资源被侵占了；有人则强调隔离门带有歧视性质，有辱教育公平。舆论哗然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热度褪去后，什么也没改变。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教育公平都是最能撩拨焦虑的琴弦。避免教育资源与财富权力画上等号，是社会良知的底线，但通过垄断教育资源来固化阶级的尝试，又从未停止过。对抗教育分层，是让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感到棘手的话题，如何打破那道隐形的墙，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两个国家的未来。

尽管各自的路径不同，但大洋两岸需要对付的现实却是一样的：人们不是反对特权，而是反对自己没有特权。

01. 撕裂：教育资源的世袭罔替

1992年，两位教育工作者莱文（Dave Levin）和芬博格（Mike Feinberg）对一个结论达成了共识：在美国，没有人真正在乎底层的孩子。

他们报名参加了为期两年的 “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支教项目，经历走形式般的面试后，分别被休斯顿地区的两所以非裔和墨西哥裔学生为主的公立小学录取。在此之前，出生于中产富裕家庭的莱文和芬博格刚刚从常青藤大学毕业，对底层的公立教育一无所知。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与上流社会截然不同的美国教育，教师可以为了一通私人电话，随意离开课堂长达15分钟。学校也可以为了完成教育局指派的“每个种族学生的考试及格率不得低于75%”指标，直接取消学生参加考试的资格（后来莱文拒绝这么做后，被学校以“不服从学校规定”的理由解雇）。

当一年后芬博格将自己的学生以不错的成绩送入普通社区内的初中，学生们回馈给他的是更令人绝望的现实。他们打电话告诉芬博格：有的女同学开始约会了，有的男同学在学校餐厅被打了，有的人根本就不到学校了。挂电话前，他们说，“芬博格先生，这些老师不像你这样。”

那些初中老师的确不一样，他们一边用古怪的神情打量前来学校了解学生情况的莱文和芬博格，一边敷衍回应“他们学的还行”。这一刻，莱和芬才真正意识到，他们对学生的所有努力就像是在海滩上费心建立的沙堡，一不留神，小小的海浪或者无知的游客就能轻易将沙堡摧毁。

他们所经历的不过是美国底层教育的冰山一角。在平均100所公立学校中，只有1所能称得上“明星学校”。超过40%学生无法毕业的学校，被称为“辍学工厂”，而在美国近3万所公立高中里，“辍学工厂”超过2000所；这种学校里9年级高中生的阅读水平只相当于名校的1-3年级[4]。

落后散漫的学校，敷衍塞责的教师，无知妄作的学生，共同组成了美国底层公立教育日益绝望般的现实。

学区制是美国基础教育的基石，85%的学生在出身学区内的公立学校就读。公立教育的经费除了少量联邦政府的补贴外，主要由州政府的拨款和社区居民的财产税提供。富裕的州政府还会为学区提供额外的费用，比如加州即规定地方彩票的40%收入纳入学区教育经费。

就近入学的学区制曾经为美国基础教育普及立下汗马功劳，但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私立学校和好的公立学校大多扎堆在富人区。教育资源正在日益走向世袭罔替，父母的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代的发展。美国高中和大学更多元化的选拔机制，亦更加巩固了教育分层的堡垒。

1983年4月，美国教育部发布了一条有些怂人听闻消息：国家正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发现，全国竟然有230万成年人相当于半文盲，还有13%的17岁青年正在成为半文盲，并且这个比例将会达到40% [1]。而更大的背景是：前10%富人掌控了美国65%的资产，贫富差距逼近大萧条之前 [2]。

两年的支教体验，让莱文和芬博格彻底看清了美国底层教育的绝望现状，而“为美国而教”的支教模式，更像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年轻人到此一游，他们攒够了履历上的漂亮经历之后，拍拍屁股走人。可想而知，当这些有为青年完成2年的教学计划离开后，那些学生将再度陷入泥沼。

莱文和芬博格决定自立门户，亲自下场创办了一所能够改变寒门学子命运的学校，他们给学校取了一个颇世俗的名字：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这句话并非取自哲学家培根的经典名言，而是来自一首黑人女教师自创的歌谣。歌谣旋律简单，意义明确：“你得读书，宝贝，读书。你读得越多，你就知道得越多。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金钱，我想要它。” 这首歌日后也成为KIPP的洗脑歌，几乎每一个学生都要会唱。

两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就像唐吉坷德一般，向教育分层的风车发起了挑战，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教育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02. 肉搏：补课、超级学校、全家的希望

三大省市的代表地撑起了中国教育的全貌——海淀黄庄、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

和美国教育复杂而多元化的选拔机制相比较，中国教育的唯成绩论有着更好的上升渠道和极强的普适性。给了绝大多数穷人后代重新洗牌的机会。在分数面前，他们没有三六九等，父母的身份地位也不会成为决定下一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简单说：在中国，教育资源很难代际传承。

京沪等一线城市的高考竞争优势向来为全国人民所艳羡，高学历人口聚集地、优质师资分配地、教育科研核心地的优势创造了京沪高考的高录取率。但以上海为例，很多人并不知道上海中考的淘汰率高达50%，也就是说，在上海四五万人参加高考之前，已经有四五万的人被淘汰出局。

京沪教育的惨烈厮杀其实重心从来都是在高考之前，就像那个著名笑话所描绘的：“4岁孩子英语词汇量在1500左右属于什么水平？在美国肯定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如果说京沪的精英教育离大多数国人还很远，那么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学校对于绝大部分中国家庭而言并不陌生。通过掐尖的生源优势和高压的学习环境，衡水中学打造了最完美的应试教育机器，每年高考上百个清北学子的成绩堪称登峰造极。

过去二十年，这种通过地方政府默许而迅速崛起的超级中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最大赢家。虹吸优质生源，收取高昂学费，使得超级学校成为高考内卷化的加速器，衡水一面压制的河北再无名校，另一面还在张牙舞爪地向其他省份挺进，超级学校日渐成为高考制度下轰鸣的赚钱机器。

走向产业化的衡水中学

没有北京妈妈的资源，也没有报名衡中的资格，号称“亚洲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成为中国寒门的收容地。对毛坦厂2014级高三复读班的班主任程晓东来说，他的目标是尽可能让班里五十多个复读生都考上大学。而对复读生何飞来说，这里是她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担任何飞的班主任期间，程晓东定了一个小目标[6]：劝她在校外租房子。何飞成绩不佳，程晓东将此归因为学校嘈杂的住宿环境，如果要大幅提升分数，走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何飞家境窘迫，高考失利后来到毛坦厂无非就是想抓住这次复读的机会，考上一所相对不错的大学，给全家带来希望。

程晓东对何飞和特地从外地赶来的何父提议筹得租金的渠道：他可以贴补几千块钱，还可以在班上举行捐款。何父噙着拘谨的笑，佝偻着腰将交叠的双手垂在腿上，局促不安地坐在这个在他看来掌握着女儿未来的人身旁。程晓东最后说道:“拯救了你家丫头，就是拯救你整个家庭。”

的确，尽管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在莱文、芬博格和程晓东眼里，教育是改变他们那些底层学生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能不能抓住，要靠他们自己。

03.自救：热血标语与严苛教育

对高考失利的广大中国考生来说，选择复读，相当于选择了一条自我救赎的煎熬之路。

在毛坦厂中学，自救的主要方式是将老师的话奉为金科玉律。比如程晓东提供的走读建议，就被何飞一家高效率地执行，效果也立竿见影：在例行月考中，何飞的成绩大幅提升。程难掩兴奋地对何父说，上二本没问题。这次在何父临走前，他没忘记嘱咐“你们只要负责做好饭洗好衣服，其它的我来管”。

毛坦厂中学的陪读母亲们

毛坦厂四周环山的地理位置，有且仅有一条的对外出口，再加上毫无娱乐设施踪影的小镇环境，在这里，学习就是活着的目的。

无处不在的标语则是学校给予学生的精神洗礼。“像疯狗一样血拼”“流血流泪不留悔”“有来路，没退路，留退路，是绝路”“我要上大学”……这些标语是毛中的象征之一，也成为教育专家进行批判的主要素材之一。尽管专家们并不在意，醒目夸张的标语背后影射的是数万穷学生对人生的希望。

除此之外，信仰救赎显然也在这里找到用武之地。学校旁边那棵被称为神树的百年柳树下，香灰常常堆有一米多高。烟雾缭绕中，每天都会有陪读家长庄重地将红绸锦缎挂在墙上，虔诚地跪在树前，口中呢喃着“求神树保佑”。有时还会出现女学生如朝圣般匍匐着，一步一叩首，直到毛主席像前[7]。

每逢考试，镇上的信仰产业便迎来高峰期。安踏的鞋子，印着金榜题名的孔明灯，六个核桃保健品，能测算高考成绩的算命摊，无论是实用主义还是糟粕荼毒，它们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高考临近时，信仰生意也会针对市场需求，展开一系列为庆高考而降价的酬宾活动，家长们趋之若鹜。

为了能够考上大学，时间被严格规定：6点半早自习，8:05上课，12点下课。10分钟吃完午饭，2点上课，5:10下课，5:50晚自习，10:50结束。学校12点熄灯后，住校的人在被窝里打起手电筒，走读的人挑灯到凌晨一两点。老师的权威、夸张的标语、苛刻的课程汇聚成毛坦厂特有的标签。

这套标签不仅适用于中国，莱文和芬博格开设的KIPP，正在将自己打造成“美国版的毛坦厂中学”。

两位年轻教师顺利在休斯顿地区招收了49名5年级学生，基本上都来自低收入和移民族裔家庭。而莱文、芬博格的下一个小目标，就是将他们送入磁石初中（Magnet School）。磁石学校相当于市重点或区重点中学，无论是设备、师资还是学生素质方面都远超普通中学，是标准的中产学校。

莱文、芬博格将原本底层那套放养式教育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360度全方位的洗脑式教学，和毛坦厂异曲同工。首先，学生们必须熟背校训——努力学习，好好做人（WORK HARD. BE NICE.）。第二步，必须签承诺书，一式三份，老师、家长、学生三方都需要签字保证信守承诺：

教师必须永远比学生早到10分钟，始终能让学生、家长联系到他们。家长必须每晚检查家庭作业，陪孩子一起读书。学生必须每天早上7：25前到校，5点离校，周六和暑期接受补课，上课提问要举手，听讲要坐直，着装要整洁，眼光时刻跟随老师，家庭作业按时完成。 

最后，KIPP的学校里还挂满了红色横幅——“勇攀大学高峰”“成功无捷径”等字眼无处不在。一天9个半小时的课堂时间，彻头彻尾的应试教育，还有超负荷的作业量，KIPP的教学之旅以这种违背“美式人性精神”的方式开始了。在这里，学生们不单接受教育，还要接受价值观的洗脑。

写满口号的KIPP教室

因此，一切有可能影响到“上大学”目标的行为都会遭受惩罚。不写作业、违反纪律的学生会被老师安排在教室后面，接受“体罚”，全班将会视其为透明人，不跟他们说话，也不和他们一起吃饭。老师是他们唯一的说话对象，而一旦开口，必须首先保证不再耽误学习。这比毛坦厂还变态。

于是很快，KIPP这种惊世骇俗的教学方式，开始引爆美国舆论界。《休斯顿邮报》记者报道了这样的一幕：寒冷冬夜，一名12岁的少年用公共电话打给莱文请教功课，他必须高举作业本，才能借着路灯看清文字。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下，全美第一次知道自己国家居然还有这种学校。

用严苛的学习制度帮助底层学生自救，是毛坦厂中学和KIPP不约而同的选择。社会舆论能够接受这种近乎残忍的教育方式吗？

04. 争议：泯灭人性的血汗工厂？

2000年盖普（GAP）公司创始人多瑞斯（Doris）和唐费舍尔（Don Fisher）决定向KIPP注资。新资金的注入和管理模式的转变使 KIPP 学校迎来了发展机遇，进入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2010年，KIPP还获得了美国联邦教育部“创新投资”（The Investing in Innovation）高达5000万美元的奖金。

截至目前，KIPP在全美20个地区拥有242所学校，帮助超过11000名学生考上了大学[9]，最终完成4年课程并拿到学位证的占比达38%，这个比例乍看不高，但全国所有出生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的毕业率只有9%[9]。换个角度的话就是，去KIPP读书的穷人将来成功从大学毕业的概率会是普通人的4倍。

举着KIPP牌子的学生家长

然而KIPP的崛起并没有改变美国教育日渐分层的现实，包括KIPP在内，全国所有大学生的毕业率只有31%，其中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占比82%[11]。换句话说，在美国，能够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基本上都是权贵子弟，底层子女能拿到本科学历的连10%都不到。

公立教育的不平衡从来都是美国历届总统们呕心沥血想要攻克的难题，远有小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近有奥巴马的《每个孩子都成功》。不过总统们对公立教育的重视，并没有阻碍他们将自己的后代送进全美顶级权威的私立学校。在过去的100年里，只有一位总统做了不同的事。

197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成为美国第39届总统。在卡特的总统提名演讲中，他着重批评了富人和政要竞相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的行为，这导致公立学校被认为是危险和低人一等的地方。上任总统后，卡特第一件事是将自己9岁的小女儿送进华盛顿特区黑人居多的公立学校。

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总统愿意将自己的小孩送入公立学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12]，他把两个女儿送去一年学费高达4万美元的华盛顿私立学校的原因，就是他对华盛顿地区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不放心。在那所学校里，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儿、尼克松的女儿以及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的儿子都是校友。

KIPP像利剑一般刺向教育分层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泰山压顶般的社会舆论。鼓舞学生给官员打电话的行为被认为是操控儿童，高饱和的课堂时间和家庭作业被认为是剥削儿童，强调对老师的言听计从被认为是违反人权。这些声音，在中国的毛坦厂中学身上，亦是变本加厉。

毛中的学生远比KIPP来得癫狂多了。有的学生因压力太大导致腹痛呕吐，被扶去医院；有的学生背着书背着背着就嚎啕大哭，怎么劝也劝不住；有的学生因为做不出一道题，气的直揪自己的头发，把大腿掐的乌青[8]。更多的学生在校医务室，一边输着液，一边捧着书。

尽管如此，毛坦厂的大门依然被踏破。因为对他们而言，人生没有其他最优的选择，毛坦厂中学90%以上的本科率和50%以上的一本率就是他们的出路，高考是他们最后一条捷径。但外界对毛坦厂的评论不绝于耳，其中属“泯灭人性”“扭曲教育”“扼杀创造力”“压抑个性”呼声最高。

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

这让人想起了一个故事：满载的公交车来了，等待已久的乘客争先恐后，喊着“师傅等等，还有人没上呢！”一旦他们挤上去了，就会催司机说：“赶紧关门开车，没座位了，别让后面人上了。”

05. 尾声：教育公平和顶层设计

今年三月，美国曝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学招生舞弊案，行贿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牵扯出的家长非富即贵，不乏好莱坞大牌影星与华尔街明星企业的CEO。

买通监考老师、伪造运动生涯甚至谎报种族身份，五花八门的舞弊手法将这些富家子弟送进了斯坦福、耶鲁这样的常青藤名校。而随后哈佛公布的一则调查报告则更是火上浇油：2021 届的新生中，29.3% 的学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曾是哈佛学生，而 46% 的新生家庭年收入超过 50万美元。

美国顶级教育资源世袭罔替的一面展露无遗。顶级名校的教育资源，被利益集团量化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如果父母本身就是藤校毕业的精英，还可以明目张胆的直接捐赠入校。

研究美国教育的Dora Seigel在其2018年6月的博客《赞助到底对申请入学有多大帮助？》中，详细的介绍了这种捐赠的机制。斯坦福的招生人员会每年从学校领到拟好的名单，然后去主动接触这些富豪，捐赠门槛高达50万美元。这意味着普通人即便愿意花钱，也找不到门路。

这样的捐赠足以让一名SAT成绩在1200分左右的学生踏入斯坦福，而通常录取分数要接近1550分（满分1600）。在本次案件中引起中文互联网关注的步长制药董事长女儿赵雨思，其ACT成绩高达33分（相当于SAT1500分），但进入斯坦福却花费超过650万美元，被中介坑惨了。

基础教育的不均衡越演越烈，高等教育被富豪垄断门路，KIPP成为美国教育公平的最后一束火把。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顶层设计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育公平的可持续性。今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点睛之笔是被俗称为“公民同招”的第十七条，核心内涵为禁止民办学校进行筛选选拔学生，学生随机派位就近入学。

通过掐尖生源，打造集团化名校的教育产业化已经日益威胁到社会的教育公平。而伴随着名校、菜校观念而兴起的学区房炒作，用巨大的贫富差距撕裂了社会共识。对基础教育进行均衡化的资源搭配，是本次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在教育焦虑影响到生育率的当下，这些措施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白岩松曾说，有一类学校，比如毛坦厂中学，我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因为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神树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

在《毛坦厂中学的日与夜》纪录片里，有一幕颇值得拿来一谈：一群上了大学的毛坦厂学子回到他们昔日奋斗过、厌恶过的学校，他们在镇上最好的饭店订了一间包间，办了一场迟来的谢师宴，程晓东受邀入席。

饭桌上，学生们纷纷开起了老师的玩笑，谁曾经被老师盯梢过，哪个老师具有极强的个人特色。他们的脸上早就没了在毛坦厂复读时的晦气，显然曾经吃过的苦已经被大学生活彻底填平。如果去年他们尚处地狱泥沼，如今看，个个喜气洋洋，功德圆满。

不止是毛坦厂中学，包括海淀黄庄、顺义妈妈、衡水家长，它们都是中国教育分支下的必然产物，其本质在于中国教育的代际不可传承。在高考面前，每一代都必须重新洗牌，分数是绝大多数人手上唯一的砝码，也是中国广大底层学子能够通过教育，来克服在出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最大的机会。

说到底我们民族有着上千年教育改变命运的信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是整个社会的活力源泉。这个国家对抗教育分层的努力，永远都不应该结束。

参考资料：

[1]. ‘A Nation at Risk’Turns 30: Where Did It Take Us? EDWARD GRAHAM, 2013

[2]. 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赫德里克·史密斯

[3]. 美国公立学校老师都有教师执照吗？走进美国CheerinUS.com，2018

[4]. 《等待超人》，纪录片，2010

[5]. 美国KIPP学校的奇迹，华东大学出版社，2011

[6]. 《高考》，纪录片，2005

[7]. 揭秘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钙奶大大，2018

[8]. 背后的辛酸，你不知道的“毛坦厂中学”，中科研究教育中心，2018

[9]. Most KIPP Grads Report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Engagement In College, KATE STRINGER, 2018

[10]. 物质因素：从Heckman曲线看寒门子弟的机会何在？于时语，2013

[11]. The promise of college completion: KIPP’s Early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12]. In the last century, only one US president has sent his kids to DC public schools. Business Insider, 2016

[13].   招生舞弊是巨富和中产的战争，叁里河，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