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想修改日本宪法，从他2012年当选首相以后就开始了。
2006年的时候，这位当年53岁的官房长官被前任自民党总裁、首相小泉纯一郎指定为“接班人”，在后者退休后顺理成章地接任了首相一职。
但当了一年首相之后，安倍就辞职“养病”去了。那时候，他是第一位二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但是，因为党内其他大佬掣肘，加上自己身体问题，安倍干了一年就不得不就撂挑子走了。
安倍走后，后两位自民党总裁在首相位置上都干了不足一年，随后，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败，54年来第一次丢掉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取代自民党的民主党，三位首相也换得像走马灯一样。
算下来，六年间，日本换了六位首相，在任时间最长的野田佳彦也不过在首相官邸待了一年半。
直到2012年，养病回来的安倍带领自民党又夺回了执政党的地位。
这一次，自民党经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政治挫折，安倍这位“救世总裁”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作为一个右翼政党的总裁，说自己要修改掣肘日本军力发展的“和平宪法”，当然是一件吸引“粉丝”眼球的好“生意”。而且，民主党因为跟美国商量让对方把冲绳的普天间基地搬走，却一直没个结果而被日本民众反对下了台，“修宪”的时机可以说是“相当成熟”了。
当时，国会中89%的众议员都赞成修改“和平宪法”，各类民调所显示的支持修宪的受访民众比例也在半数左右。但是，对于宪法修改的内容，从议会中的各党到受访的群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些“不同看法”，让安倍始终没办法把“修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普天间基地的事情也成了遥远的往昔，“平成废宅”们还是希望这位首相好好把经济搞上去——不得不说，这方面安倍做得还算不错。
▲日本参议院
2019年7月21日，日本进行了“令和改元”以后第一次“参议员通常选举”。执政的自民党在参议院的124个席位中，有68个席位需要改选，改选后，新当选的自民党参议员只有57位。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这次选举中多了三个议席，但执政联盟的人数还是低于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
看来，安倍想力推的“修宪”进程，又要折戟沉沙了。
日本宪法规定，修改宪法需要参众两院同时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之后还需要公民投票赞成数过半。现在，执政联盟拿不到参议院的三分之二的席位，修宪动议第一关都过不了，看来，安倍又要再等一段时间了。
01
日本右翼政党为什么这么急着推动修改宪法呢？
其实，日本右翼对在美国指导下制定的现行的日本宪法耿耿于怀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部制定于二战后的宪法，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让日本永远失去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
为此，美国人手把手教日本人在宪法里把天皇的权力剥得干干净净，就差把刻薄鬼德川家康那部《禁中公家诸法度》里把天皇职责改成专心修习“御学问”的法条给抄过来了。同时，新宪法永远剥夺了日本拥有自己军事力量的能力。
第9条 放弃战争1.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2为达到上款目的，永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
▲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亲切接见裕仁天皇
我本人是不相信“民族性”这个东西的，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地图炮”。但是，对一种政治制度来说，它确实需要建立在某种文化传统的土壤上的。对二战前和大战中日本制度体系熏陶出来的那一批精英阶层来说，这一条对他们来说比刀割还疼。
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日本列岛从1180年到1600年打了四百多年内战，后来和平了200年，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也都是“将军”带领下的“武士”，它的制度文化和制度设计都是“军事中心”的。
也难怪这些人进入近代以后还会忍不住“手痒”。
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进入了“宪治时代”。但是，这部“帝国”的宪法，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天皇的绝对权力，并且规定天皇可以直接统帅军队，但天皇久居深宫，其实一开始就是地方诸侯（藩阀）打击幕府的工具，这种“统帅权”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军队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掌握它的军队，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军队反噬。
明治天皇去世后，大正天皇即位，新天皇身体不好，智力也有点问题，只能把一切权力都交给政府，政府实在处理不了的事务也只能让太子“摄政”。这一时期，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大权在握的政府话语权大大增加，日本仿佛开始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迈进。这一时期被称为“大正民主”，日本仿佛有了一个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很快被军国主义的浪潮吞没了。
1930年，日本政府与英美等国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海军部和在野党以及右翼团体纷纷指责政府“侵犯”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那个下令对台湾原住民放毒气的屠夫，也因此遭到右翼分子的袭击。
这场“统帅权侵犯问题”风波使得日本的宪政体制名存实亡。军部甚至纵容下级军官轻易地发动一场战争，内阁竟然对此无能为力，稍有异议还会招来杀身之祸。
1932年5月15日，海军激进军人冲进首相官邸，犬养毅首相遇刺身亡。之后，军部在微弱的反对声中接管了政府，“大正民主”也彻底成为了历史。
那个时候，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还在中国东北当公务员。没有军校背景的他，哪怕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出身，也无法染指“帝国”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个“圈外人”在殖民地的文职岗位上做的也是不遗余力，在这个“帝国”行将就木的时候，成了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获得了在昭和天皇《投降诏书》上副署的“殊荣”。战后，岸信介被定为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吃了三年牢饭，老上司东条英机上绞刑架那天，岸信介才从监狱放出来。
▲从战犯“蜕变”成首相的岸信介
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岸信介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干事长。这个打着“保守主义”旗号的政党，一开始就是为了反对当时“过于软弱”的社会党内阁，想要把日本重新变成一个“完整国家”。
口号叫得响亮，自民党也从成立起就长期执政，到今天只在1993年到1994年和2009年到2012年两次短暂成为在野党，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右翼分子们耿耿于怀的“宪法第九条”却依然挺立，期间不知道熬死了多少对此心心念念的政坛大佬。
02
那么，这条宪法为什么老是修不成呢？
首先，当然是美国人不乐意。毕竟，美国成立二百多年了，除了早年间跟英国打过两次以外，本土几乎没被外敌入侵过，但却被日本这个小国一把火烧得狼狈不堪，用了两颗原子弹才结束战争。
日本想重新拥有军队，美国人当然是第一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是日本人自己也不想打仗了。
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主题就是怎样避免二战重新爆发。
中国的伟大领袖号召：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
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民主制度，反思启蒙主义，反思自由主义，几乎重估了一切的价值。这个时候，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风起云涌，一时间蔚为大观。
作为战争策源地的日本当然不可能没有反思。毕竟，对那一代日本人来说，所有年轻人几乎都上了战场，而在战场上死了几乎一半，不反思还是人吗？
尤其是，被美国占领以后，日子更不好过。大江健三郎有一篇《人羊》说的就是主人公在火车上，被美国大兵肆意凌辱的经历。
战争给日本平民的创伤，虽然没有被卷入战争的其他亚洲国家多，但也足以刻骨铭心了。
所以，刚刚成立的自由民主党，也只能扭扭捏捏地以“保守主义”为口号，利用社会党内阁在缔结对美和约（《旧金山条约》）和《安保条约》问题上的分歧，成功坐上了执政党的宝座，但是执政几十年，虽然有时候强调一下国家主权，有时候挑动一下民族优越感，政治“红线”却是碰都不敢碰。
反而，对于把日本武装力量全部交给美国指挥的《安保条约》，反对最激烈的是日本的左翼政党。
1960年代，在世界左翼浪潮席卷之下，作为“美帝国主义”压迫日本的重要工具《安保条约》遭到了日本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激烈反对。左翼的社会党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夺回政权，社会党党首浅沼稻次郎甚至在北京公开演讲：“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敌人。”
相比之下，日本右翼的脑回路就很奇怪：他们一方面像世界上所有右翼政党一样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另一方面却把浅沼稻次郎的宣言当成“赤化日本的企图”。
1960年，浅沼代表社会党竞选首相，一个17岁的少年人却持刀在三党（社会党、社民党、民社党）选前演讲会将他当场刺死。随后，这个“中二”少年写下了一行“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的血书，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
当时，日本40万人走上街头，谴责这次毫无道理的刺杀行动。
▲浅沼稻次郎遇刺之后，社会党错失了“改变日本”的最好机会
整个六十年代，右翼和左翼都闹得很凶。右翼还做着“八纮一宇”“皇国盛世”的春秋大梦，左翼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要彻底击垮“美帝国主义”和他们控制下的“傀儡政府”。
不正常的国家体制之下，国民的政治表达也难免显得非常“不正常”，甚至“魔幻现实”。
03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自民党内阁倒是“拎得清”得多。
1972年，作为一个保守主义政党的领袖，田中角荣以日本首相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伟大领袖豪迈地跟他聊起了孔子。“古来之孔子学说，千万不可信。”
田中只能笑着点头。
随后记者问他，是不是赞同这位革命领袖的话？田中继续笑着不回答。
▲1972年，田中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门随之开启
两年后，田中角荣因为官商勾结的指控黯然辞职，甚至被迫退党。但是，作为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的领袖，田中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被日本政客称为“今太阁”（太上宰相）。
接替田中的是三木武夫。新内阁有一位重要成员：前首相岸信介的女婿、战前著名“反战议员”安倍宽的儿子安倍晋太郎。三年后，在福田赳夫的内阁中，晋太郎成为了官房长官——内阁中地位仅次于首相的“大管家”。
“反战议员”的儿子与“战犯”的女儿结亲，在保守主义的政府中身居高位，这说明在七八十年代，自民党还是一个典型的“温和保守主义政党”。
虽然它吸纳了大量的战前“门阀”及其子弟，也不乏有激进右翼的成员，但总体来说，派阀林立、利益诉求错综复杂的自民党还是一个能够理性对待国际国内局势的政党。那个时期，乘着产业转移的“东风”，日本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也让日本有了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机会。
正赶上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作为交换，在中国各地，都有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当时，价格便宜，质量上乘的“日货”比昂贵的其他“洋玩意儿”要抢手得多。
不光咱们这么想，美国人也这么想。
日本人工便宜，技术上跟美国的差距也不大。所以，很多日本商品也深受美国人的喜爱，以至于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广场协议》，勒令日本提高日元汇率，以降低日本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
但现在回头看，《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其实并没有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严重。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两年后，各国又签订了《卢浮宫协议》，美元继续升值，调整财政赤字成为美国平衡外贸的新手段。
真正造成日本经济“崩盘”的，其实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前期，经济泡沫的突然破裂和“抛售日本”的狂潮。
经济奇迹的结束，最终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撕裂的时代，而温和保守主义的自民党，也开始渐渐向右翼转向。
04
1989年1月8，裕仁天皇在东京皇居去世。第二天，宫内厅宣布了新天皇的元号：“平成”。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
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尚书·大禹谟》
▲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向世界公布“平成”元号
新的年号，代表着日本官方对和平、稳定的期盼。刚刚过去的昭和中后期，被称为“昭和元禄时代”，在美国的援助之下，日本经历了经济的恢复和腾飞，谁不希望这样的繁荣继续下去呢？
但是“平成”时代，日本的经济增长倒是平静得很成功。
经济泡沫的突然破裂和长达二十多年的静止是平成最初的二十年最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日本GDP年均涨幅长期低于2%，社会发展几乎停滞的同时，产业升级转型、高新技术发展这些“看不到的”地方进步神速。
但是，泡沫破裂的后遗症依然巨大。
经济没有增长，工作岗位也不会增多，人们努力再多，也只能是原地踏步。
六十多年前，昭和天皇即位的时候，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人一夜之间成了“昭和男儿”。他们用满溢的“爱国”热情，爆发出吞噬一切的力量，与把持政坛的军人们一起，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悲剧。
六十多年后，同样是经济崩溃，同样一个国家的人，却成了被经济高速增长的其他国家的青年人嘲笑的“平成废宅”。
看来，人们的基因里面并没有一个叫做“国民性”的片段。
当然，全国一片颓废的时候，政客们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保守主义的自民党，这个时候渐渐露出了右翼的獠牙。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那一代日本政坛精英渐渐凋零。前面我们说过，安倍晋三是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也就是从2006年开始，没有经历过二战，对战后那段艰难岁月也没有什么切身体会的政治精英们纷纷上台。
一方面，是五十年的疗伤已经让这一代“精英”“好了伤疤忘了疼”；另一方面，毕竟保守主义政党是靠着挑动民族情绪上位的，他们的“基本盘”是那一批想让日本成为一个有军队，能在国际争端中露出“肌肉”的民族主义者。
▲嫌自民党不够“右”而退党另选的石原慎太郎
他们中，不乏叱咤国际贸易的商界精英，他们眼中的日本，是八国集团成员，长期盘踞世界经济排名的二三四名，却没有自己的军队，领土上到处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隔着日本海是跟自己有“深仇大恨”的邻国。
当然，漫长的时间让他们似乎忘记了，日本为什么没有军队。
日本共同社2013年的民意调查中，赞成修改“自卫队法”的民众有70%，《朝日新闻》和东京大学的调查组则表示，受访民众中45%赞同宪法赋予自卫队“集体自卫权”。
这意味着，日本的“自卫队”当不再仅限于“自卫”，还可以更“积极”地介入各种地区和国际争端。
这其中，有的人是简单地觉得“别人都有的我们就得有”；还有一部分，也是将现在日本的“颓废”归因于国家的“不正常状态”。
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停滞，让一部分人成了“平成废宅”，也让一部分人对社会现状极其不满。
05
而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冷感”的国家，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一样，“平成废宅”们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不愿意投票，也不愿意参加民调。最终影响民调和选举结果的，往往有着极高的政治热情。
他们要么是有闲有钱的“精英阶层”，要么是“报国无门”的热血青年。反而青年学生和中产阶级开始渐渐“失语”。
这也是2012年那场选举和民调中，“修宪派”一副“大局已定”的样子的原因。
但参议院却是制约安倍的修宪野心一块“绊脚石”。
参议院的前身是战前的“贵族院”，战后，日本没有了贵族，参议院却保留了下来。虽然如此，相对于众议院，参议院的任期较长（众议院4年一届，参议院虽然3年选举一次，但是每次只更换一半，每个参议员的任期长达6年），且不会中途因政权更迭而解散。
比较而言，众议院更能表现不断变化的“民意”，而参议院则更稳定专业。可以说，资本主义两院制中参议院的设置往往是其政治稳定的一块“压舱石”：虽然平时跟内阁关系疏离，既不能决定内阁的去留，对后者的约束也非常有限，但是在修改宪法这类大事上，参议院却是怎么都绕不开的。
7月21日选举结果揭晓以后，第二天，安倍晋三就召开记者会，喊话在野党一起讨论修宪议题。看来，这位首相对明年修宪还是“贼心不死”。
当然，即使参议院其他几个在野党被说服，这次“修宪”流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别看“平成废宅”们平时政治冷感，但遇到关乎国体的“大问题”，还会像以前选首相那样漠不关心吗？看起来未必。
随着安倍这几年的“辛勤工作”，日本的经济是有了一丝起色，2017年秋天，日本的经济“景气”已经超过了“昭和元禄时代”的“伊奘诺景气”（1965年11月～1970年7月），到2019年，更是超过了持续时间最长的“伊邪那美景气”（2002年2月～2008年2月）。
经济增长会不会让日本中产阶级重新拾起对政治的热情，让他们阻止自我感觉良好的右翼政治精英们膨胀的野心呢？确实值得期待。
另外，共同社23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对修宪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6%。
也就是说，即使明年安倍说服了参议院，最后公民投票这一关能不能过，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况且，在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战争中，东亚各国都遭受了日本军队的洗劫和蹂躏，对日本重新获得武装不可能坐视不理。
另一方面，《和平宪法》是美国人手把手教日本人写的，第九条也是美国特意加上去的。虽然战后因为朝鲜战争，美国让日本有了一支与国防军无异的“自卫队”，近年来这个“老大哥”内部让日本“修宪”“拥核”的声浪也没停过，但到时候日本真要把“修宪”事宜落地，恐怕还得牵动美国两院一府复杂的政治利益考量。
总而言之，从这次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结果来看，安倍的“修宪大计”恐怕道阻且长，即使他能说服党内反对修宪的议员和足够多的在野党议员，变化的民意会不会让本来支持修宪的众议员临时反悔；到了公民投票阶段情况会不会像六年前一样“乐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会不会让安倍“赔了夫人又折兵”——毕竟，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日本的武装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国际问题”。
咱们这个邻国首相，要是安安心心好好搞经济，像“昭和元禄时代”那些先辈们一样审时度势，分清楚“保守”和“右翼”的界限，不要翻那些无聊的花花肠子，还是个不错的政治家。
当然，前提是他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