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了中亚的塔什干，在中亚料峭的春寒中颤颤巍巍地念诵着讲稿上的文字。
此时的苏联中亚五国，离遥远的东方仅仅一步之遥，在这里，年迈的领导人不能不提到与苏联剑拔弩张的东方兄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与曾经的东方盟友无休止的争论几乎耗尽了勃列日涅夫和苏联的心血。
随着晨昏线的移动，北京城中心那几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很快就摆好了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的中文译稿。
这场讲话篇幅不长，像过去十多年一样，充满了对中国的敌视和污蔑。但是，在讲稿的某些地方，勃列日涅夫的措辞却明显有所变化：
勃氏承认，虽然对社会主义“怎么办”的理解或许与苏联不同，但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表示，苏联愿意通过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改善中苏关系。
看着老对手这封扭扭捏捏的“求和”宣言，作为十多年前那场“中苏论战”的“主帅”，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改变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尖锐对立的绝佳契机，绝对不能放过。
他用四川口音给外交部打去了电话，要求他们立即对勃列日涅夫讲话作出反应。
3月26日，外交部主楼门厅人头攒动，中外记者的“长枪短炮”纷纷对准了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与他身边担任翻译的处级干部李肇星。
▲主持第一次记者发布会的钱其琛后来成为中国外交事业的领导者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54岁的新闻司司长只说了三句话，没有提问，没有回答问题。新中国第一次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现场的苏联记者却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对钱其琛说道：“奥庆哈拉嗦（很好）！”
毕竟，对苏联人来说，中方的态度至少表明，这场从意识形态论战开端，随着边界冲突愈演愈烈的“中苏纷争”终于有了结束的希望。对这个深陷阿富汗泥潭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利好消息。
两个月后，钱其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这最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成了他唯一一次主持的发布会。
后来，定期召开的记者会成为外交部工作的惯例，会场也从主楼门厅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们也有了自己的座位。后来，外交部建起了新的大楼，这栋大楼里安排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这个布置得与蔚蓝色的地球同色的发布厅，作为新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扇“官方窗口”，被海内外记者称为“蓝厅”。
虽然中文互联网上出现过不少关于一度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智斗”各国记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中国直到1982年那场发布会，才正式引入这种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制度。
从那时起，到今天已经有30位外交发言人在这里代表中国向整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国喉舌”。
01
在新中国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担任翻译三年之后，1985年，45岁的李肇星从莱索托回国，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站在了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会场的中心。
李肇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进入外交部工作。这位出身农家的年轻人靠着勤奋自学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了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毕业后，他又意外被外交部选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而八十年代有志于外语学习的学生们则要比这位“农民外交家”幸运地多了。
▲1997年竣工的中国外交部大楼，渐渐成为中国外交舞台的中心
19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外语教育，各个省会都办起了“外国语学校”。那个时候，这些学校招生规模小，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初中坐“直通车”到高中，直到参加高考。外国语学校特别注重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凭借着良好的“基本功”，这批学生大多数走上了外语相关的道路。
相当多数的学生进入了外语专业，有的成为了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有的进入了外贸公司，还有的凭借青年时代打下的“底子”参加了各种外语考试，去国外深造，甚至移民。
当时，很多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了当地的综合性院校和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习，后来成为老师、翻译，也有不少移民国外的——这样的教育成果，在当时北方那个普通的省会城市，可以说是非常令人艳羡的成绩了。
直到九十年代末期，英语教育更加普及，这所外国语学校才渐渐归于平静，“直通车”的培养方式也渐渐停止。但是，像南京、天津、郑州等地的外国语学校依然继续着它们的辉煌。
当然，当时在教育水平更高的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外国语学校出身的毕业生，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成为了日后共和国的外交官。
在现代国家，高级官员在各个部门间调来调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唯独各国的外交系统却相对比较稳定：一名外交官往往出身外语专业或国际关系相关专业，而且一步入仕途就进入外交部门，并一直在这个体系内迁转。
这个传统其实由来已久。
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的官僚系统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占据，王室与贵族渐渐失去了对政府各个重要部门的控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的王室贵族仍然对外交事务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让这些贵族子弟们在代表了欧洲日渐崛起的资产阶级的新兴官僚们把持下的朝廷谋得一席之地的，是欧洲当时的通用外交语言：法语。
当时，欧洲的外交官们坚持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用法语交谈，并且对使用翻译或是带着浓重口音的同侪报以白眼。但语言这个东西又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尤其是法语这种发音规则艰涩的语言，成年以后学习的人可能读写问题不大，但一张嘴总是会有些抹不掉的印记。
很多中国的学生在学拉丁语或者意大利语的时候，很多人都发不出流畅的大舌音来。有时候，老师会对学生们说：“其实也没关系，齐奥塞斯库也发不出大舌音来，丝毫不影响他演讲嘛。”（罗马尼亚语与拉丁语一样，需要发大舌音。）
不过，想到齐奥塞斯库最后那一场令人尴尬的演讲，我们也分不清楚老师是宽慰我们，还是警告我们必须学好大舌音来的。
大舌音不好学，法语的小舌音当然也不仅仅是“假装吐痰”那么简单。
▲打败了法兰西，德意志的外交官们还是得靠一口流利的法语才能在国际社会发声
一百多年前，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从小有家庭教师教授法语，打下了扎实语言基础的贵族子弟就这样在外交领域获得了中产阶级子女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当然，以法语为母语的法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与皇帝、国王统治下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兰西要么是一个共和国，要么是一个“波拿巴式”的帝国，在这两种政体里，没有贵族的强大发言权。
直到两次世界大战过去，欧洲的“灯光”熄灭，欧洲大陆上的帝国王朝纷纷倒塌，相比法语更加简单易学的美式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外交语言。
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外交领域已经积累起它独特的行为逻辑，它要求外交家们相比政府其他部门的成员有更强的专业性和稳定性，各国的外交系统也需要大量更专业人才才能支撑起一国的形象。
这也使得世界各国评说外交政策的学人政客很多，但具体的外交实践却往往都离不开在这个体系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外交官”。
02
1991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吴建民调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成为“蓝厅”新的“主人公”。
那一年，吴建民52岁，在共和国的司局级干部中，年龄并不算大，但在外交系统中，他已经“摸爬滚打”了整整32年了。
刚刚进入“蓝厅”，吴建民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毕竟，这位外交官跟同行们打了三十多年交道，但面对记者，一开始他还是表现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饶是如此，那一年6月，吴建民还是出了一个“岔子”：当时，一个外国记者在北京某地采访的时候，和人起了冲突。在记者发布会上，那位记者把一肚子怨气都撒在了新闻发言人身上，一口咬定打人的是“便衣警察”，要外交部“给个说法”。
上任才几个月的吴建民眼看再这样下去就不是发言人发布什么新闻，而是记者要制造新闻了，只好叫停了当次发布会。
没想到第二天，外国媒体竟然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记者质询下，从发布会上逃跑了。
面对这样毫无操守的报道，“新手”吴建民也只能苦笑作罢。
“吃好喝好，不一定好好报道。”多年以后，吴建民在回忆录里对参加记者会的各国记者做了一番戏谑的评价。
当时，主持新中国第一次外交部记者会的钱其琛已经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他对吴建民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少说“众所周知”、发言要有新闻含量等等。
后来，法国、美国等国的外交发言人访华，吴建民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讨教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
1994年，吴建民离开新闻司，转任驻荷兰大使。短短三年的新闻发言人生涯教会了这位老外交官怎样面对媒体，怎样面对公众。后来，他出任过其他重要的新闻发言人，也向不少同僚们讲授过面对公众舆论的心得。
十多年后，吴建民从外交官的位置上退休，成为了一位外交“常识”的传播者。在给吴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序言里，央视“名嘴”白岩松这样评价这位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一辈子的“科普者”：
“同样一个吴建民，在我心中却有三个角色，一是代表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吴建民，二是用知识、责任与公众沟通的吴建民，三是用心以及儒雅与人沟通的吴建民。”
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吴建民总是试图让大众知道外交官每天的工作和他们思维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为此，这位早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不得不时常与那些对外交问题充满了不同意见的评论者争吵得面红耳赤。
有的人与他观点不同，但是仍然承认他是一位理性的“鸽派”；有的人却一心想把他打上耻辱柱，甚至给他扣上了“汉奸”的帽子，他的专业主义也被目为“无知且傲慢无礼，心胸狭隘”。
——平心而论，那些21世纪了还在靠在地图上随便画几个圈来贩卖观点的“战略专家”，在吴建民这种资深外交家面前，只能靠这样粗陋的“嗓门大”来争取一席之地了。
▲退休后的吴建民
03
可以说，外交官是一群生来注定跟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雅驯的外交辞令，进退有据的外交话语，对于普通人来说本来就已经“高高在上”，而要通过这些“高高在上”的语言，向全世界清晰地表达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背后复杂的现实与利益考量，更是一门“大学问”。
从1983年到现在，已经有30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以新闻司司长和副司长的身份成为“蓝厅”的主角。他们大多数都毕业于名校，也多曾担任驻外使馆的参赞、公使等。扎实的专业功底、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敏锐的新闻思维，对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来说缺一不可。
▲22年前英气逼人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崔天凯
1996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新闻发言人崔天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美知识产权分歧只能平等协商解决，对抗绝对没有出路。”
当时，美国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还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对华贸易采取了报复性措施，随即，中国也发起了反报复措施。那一年，中国还没有加入WTO，艰难的谈判仍然在进行着。
对新闻发言人来说，既要表达清晰明确的立场，又不能惹怒咄咄逼人的美方，在底线与现实间谨慎地走着钢丝，还要在翻译转述记者提问的十几秒几十秒内迅速作出反应，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蓝厅”仅仅做了一年的新闻发言人，1997年，崔天凯调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十多年后，2013年，他成为了中国驻美国大使。世殊时异，背靠着日益强大的国家，发言可能比以前要硬气很多，但字斟句酌还是外交官基本的“必修课”。
2015年，与崔天凯共事三年的驻美公使陆慷调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成为“蓝厅”的“新面孔”。
陆慷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读于南京外国语学校，一直到今天，这所学校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高中之一。2010年，该校高三毕业生集体创作的一首《北京东路》的日子走红网络，对那几年结束高中生涯的我们来说，这首歌一度是“刷屏神曲”，和一份青春记忆。
三十多年前，南外的学生从小学五年级就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直到参加高考，要在这所中学经历整整八年严格的外语教育，而且一个年级只有四个班，还是“小班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各个都是精英。
2017年1月24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记者理查德·恩格尔在外交部专访了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陆慷，这位49岁的新闻发言人面对咄咄逼人，充满“语言陷阱”的提问，用英语回答得滴水不漏，而且巧妙地绕开了所有的语言陷阱。
二十多分钟的英语问答，竟然找不出一个语法错误。对于一场针锋相对的即兴问答来说，这种英语水平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存在。
要知道，对大多数雅思托福考生来说，应付口语考试都要背不知道多少篇范文，临场还免不了磕磕巴巴呢。
2019年7月18日下午，在回答了记者们所有的提问后，51岁的陆慷向全场记者宣布了他即将离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新闻发言人的消息。
“希望大家通过我和同事们过去四年多的努力,对中国的政策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对我们努力同大家沟通,倾听大家的、新时代中国外交官的这么一个开放的态度有个更好的了解。”
随着两分钟的“总结发言”在掌声中结束，陆慷的发言人生涯就此告一段落。在他主政新闻司的的四年里，除了他个人的金句频出，立场鲜明为网络所称道以外，原本只接纳外国媒体和“央媒”的“蓝厅”向澎湃新闻、深圳卫视等国内媒体同样敞开了大门。
在过去的36年间，30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站在“蓝厅”的正中央，其中不乏有人后来成为外交战线上的领导者。他们不仅是中国对外的“喉舌”，也是普通人了解高深莫测的“外交世界”的一个“窗口”。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巴麦尊曾经吹嘘道：“外交官和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
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时，这位强硬的鹰派外交官固然赢得了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但也是这位自负的外交家，因为过分迷信武力的作用，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错误地支持了南方，又在波兰人民大起义时惹恼了俄国，在普鲁士和丹麦剑拔弩张的时候，又决策失误，间接催生出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
▲笃信暴力的巴麦尊子爵，最终使大英帝国走上了衰落的快车道
倒是那位占了巴麦尊“便宜”的德国宰相俾斯麦，在法英俄奥几个大国见辗转腾挪，竟然让列强环伺的德意志奇迹般完成了统一，还成了欧洲大陆新的霸主。但是，俾斯麦的继任者却没有他那份远见卓识，出身容克军官的他们骨子里迷信“拳头”的力量，却惹得周遭邻国纷纷反目，年轻而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也在东西两线作战的撕扯中早早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肌肉与拳头固然重要，但专业高效的外交系统也是决定一国国运的重要武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蓝厅”还将一直站在历史舞台的关键位置。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外交可能是一件艰深枯燥的事情，而专业的外交家又往往显得高高在上，他们喊出的口号也没有那些激情澎湃的“活动家”们动听。
但我们始终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值得我们倾听的，仍然是那些专业精深，经验丰富的声音。这些“男神”“学霸”不仅为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展示了日新月异的外交形象，我们也不妨从他们的言谈和观点中，获得看待这个世界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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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不美好也是一份高度紧张的职业 却也不像新闻播报那么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