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之中 | 瞎爷

人类的一小步

今天是2019年7月20日。

1969年7月20日，格林尼治时间晚间8点17分，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舱在月球静海成功着陆。六个多小时后，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留下了人类在母星以外天体上的第一枚足迹，并发表了感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今天是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纪念日。

大象公会的这篇《冷战拐点——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纪念》，这样写阿波罗登月对当时的世界和中国的影响：

相较其对美国社会思潮的扭转，阿波罗登月对地缘政治冲击更为清晰直接，中美关系解冻就是其中尤其典型的例子。

阿波罗11号宇航员还未返回地球，尼克松班子就以宣传阿波罗精神的名义联系亚欧多国出访，尤其是实现了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安排，被尼克松兴奋地称为「足以值回阿波罗计划的全部投入（约250亿美元）」。

7月25日，尼克松亲自前往关岛迎接宇航员，在此发表了著名的「关岛谈话」，阐述了全新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随即开始其代号「月光之旅」（Moonglow）的出访行程。中美早期传递口信的罗马尼亚管道和巴基斯坦管道就此相继建立，并在随后的中美沟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对于阿波罗11号登月，当时中方公开发行刊物一律不予报道，香港《大公报》在子刊《新晚报》登载相关信息，还受到上级严厉批评，定性为「为美帝张目，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但自7月29日起，针对阿波罗登月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著名的四老帅座谈会开始密集讨论。陈毅在会上感叹：「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座谈会形成的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

01

上个周在北京，穿越长安街，去见一个朋友。看着长安街两边的各类建筑，看着那些所谓的被称之为房子的水泥森林，我突然心生感慨：那些所谓的被称之为房子的水泥钢筋堆砌起来的东西，真的能称之为房子吗？

它们也许更适合叫窝。

人住的地方叫房子，动物住的地方叫窝。

但很多人住在几十平方，却几百万买来的窝里，谈人的尊严。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

前天，在广州，晚上去见朋友，在珠江新城广粤天地，那是香港郑裕彤家族开发的豪宅，均价在10万以上。我从地铁出来，走在附近街区的几个豪宅小区之间，看着某个英国皇家管理的幼儿园门口，两个高大的保安，保护着幼儿园门口，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差距，同时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因为我刚刚从北方回来，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山东农村、县城、所谓的开发区。在北京国贸、山东农村、广州豪宅之间切换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差距和恐惧。

此前，我知道数据上的差异，但我对感受模糊。

当眼前的景和我经历的一切结合起来的时候，我开始感受到差距了。

有个外国人，在中国游走了一圈，回去后写了一本书，就写在中国，有人住在宽大的豪宅里，车库，游泳池，花园，门口是健硕的保安，保卫着他们的财富和尊严。

也许一路之隔，就是另外一种景象。

这种巨大的差异，差距，外国人感受到了，而我们置身其间的人，却模糊了。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是刻意模糊的。

02

那天，我在广州地铁上，因为粗心大意，把电脑包落在了三号线上，我以为找不到了。

但偏偏就有位好心人捡到了，又辗转联系到了我。当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到他所住的出租屋，看着这位来自湖北潜江的兄弟简陋的住所，我心里在震惊之外，也开始让我思索：

我们对身边的世界，真的了解吗？我们此前所形成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在巨大的差距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逻辑？

余华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看到的是在台湾出的版本。他所写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感受。

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洞见社会固有的病灶，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由外而内的深刻反思。

余华这样说自己的作品：现实世界令人绝望之后，我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死者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

人人生而平等，更多地指人格上的平等。在现实世界里，实际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在物质、地位、学识、机遇，甚至包括梦想，都呈现出极大的不平等。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里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余华举了两个例子。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男女中学生之间是互相不说话的，虽然很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即使是爱慕对方，也只能用眼睛看看而已。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就在心里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一个中学女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在家属栏签字。

三十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的差距。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全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儿童节最想得到什么礼物，一个北京的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秋鞋。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连梦想都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

余华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喝可口可乐在沿海地区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沿海地区打工的人回家过年，给家里人带的新年礼物就是可口可乐。因为在偏远的农村，还没有人喝过可口可乐。

我们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可是我们各自经历的生活，实在是天壤之别。余华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这是历史的嬗变给亲历了那个时代变迁的人造成的恍惚之感，但是即使是今天，现实也同样给我们造成相似的恍惚之感，贫富的极大悬殊，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人心的守旧和革新，农村与城市的割裂，中国人面临的现实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

人人生而平等在同样的地方和同样的蓝天之下被证明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在物质、地位、学识、机遇，甚至包括梦想，都呈现出极大的不平等。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缩短这样的差距，可是从群体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差距却一直被资源分配的规则不断放大。穷人只会更穷，富人只会更富，与原始社会的丛林法则类似，强壮的人掌握了物资分配的权利。

03

世界上最早的地铁于1863年在英国伦敦建成，其干线长度为6公里，由于当时电动机车尚未问世，机车牵引仍用蒸汽机车。尽管隧道里烟雾弥漫，但人们仍争着去坐，当年就运载乘客950多万次。

1969年，中国第一列地铁，北京一号线，开始试营运。

2018年，世界上已有55个国家的170座城市建有地铁。

从1863到1969，中间隔了100余年的时间。

上个世纪2、30年代，电话、电视机、家庭轿车开始进入美国家庭，并开始普及。

2、3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我们能从很多的电影影像里看到。

即便是到了70年代的中国，我还在为一双塑料凉鞋被我的父亲打得钻进床底下哭着求他不要再打我了。

因为我再也不敢要了。

04

因为那个张扣扣的陕西娃，为他的母亲血亲复仇而被判死刑的故事，很多人的朋友圈分裂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差距，观念的差距。

那篇所谓的律师煽情的辩护词，在朋友圈被刷屏，在我看来，那真的是一篇非常low的文字。

无论从名义上的现代法治国家，还是从其他，所谓的血亲复仇，冤冤相报，都是不能被提倡的。那些所有为张扣扣喊冤的人，其思维还都是生活在古代。

就像黄章晋的评论：

那个网传张扣扣案的辩护词没法看完。第一、我不太相信这个“辩护词”会在法庭上念完；第二、辩护词非为张扣扣，亦非用在法庭，而是写给不相干的读者；第三、它写的很精彩，就像有些人的悼亡妻诗一样精彩。情不自禁把人家的丧礼变自己的舞台倒罢了，转载它的公号标题还用了精彩绝伦，太丧心病狂了。

有很多人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张扣扣呢？

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总要有被侵害的心理，总要把自己代入到那样悲惨的境地？你为什么一定要有受害者的心理，把自己变成张扣扣？

在南京，有一个歹徒，闯进一个德国工程师的家，残忍地杀害了他一家人，法庭审判的时候，他的德国家人，请求法庭饶过行凶者，不要判他死刑。因为他们不想另一个家庭在残缺。

很多人知道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但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我们做不到。

我们还活在遥远的年代。不知道宽容和妥协。

我知道，即便是读到这里，估计还有人会说：说的轻巧，换成你的家人呢！

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一点要盼望着你的家人要遭遇这样悲惨的事情？你的受害者心理是一种基因吗？

救赎是一种自渡。你不想走出来，你就永远走不出来。

05

这一阵子，断断续续地看奈飞的美剧《王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故事。

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现代社会，虚君，是必然。

作为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女王，她是怎么做到的？

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不能低头，王冠会掉，她的传统，保守，开明，克制，妥协，平衡，使她在这个最难坐的座位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她始终站在强大这一边。

在第二季第三集里，女王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她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参加海军巡游世界五个月，公爵的好朋友，助理帕克因出轨被离婚，舆论引向女王夫妇，世界的目光都开始关注爱丁堡公爵的婚外情。

王室制定了一系列危机公关，女王飞到里斯本，爱丁堡公爵去迎接她。两个人达成妥协。爱丁堡公爵升格为菲利普亲王，危机过去。

在西方道德价值体系下，国王的朋友和国王的婚姻，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保守，就是不折腾，妥协，平衡，克制。而不是乱折腾。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说不折腾。

而乾隆皇帝说不聋不瞎，难当大家，其实也是有相关的意思在。

说到菲利普亲王的朋友，想起来看到的一个故事：

楚国有个善于看相的人，看人非常准。美名传遍了楚国。楚庄王召见他，问他看相的秘诀。他回答说：“我不是真正的从相貌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吉凶，而是看一个人交了什么朋友来判断他的为人。”

06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中，不同，也不平等。收入上的、“条件”上的、生活环境上的、所享有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红利的比例/程度上的、教育资源上的、阶级上的、地域上的、城乡上的、性别上的、知识上的。

就像杭州的女童被害案里，在知识上，女童的爷爷奶奶不知道某些风险，他们不认识字，他们的育儿习惯以及人情习惯和你不一样。同时他们遇到了悲剧。他们与社会的断裂当面相撞，掉了下去，孩子也掉了下去。

张扣扣也罢，更多类似的可怜的人的故事也罢，当我们用这种巨大的差距来作为背景来衡量的时候，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文化背景，而得到自己的选项。

我们身边的恶也罢，善也罢。其实都是我们自身选择的结果。

毛姆说：上帝的磨盘转动很慢，但是却磨得很细。

罗马教宗观看登月电视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