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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痛仰乐队 - 愿爱无忧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市民那样生活》，作者是一个生活在小县城的人，喜欢读书，喜欢独立思考，不喜欢从众，不喜欢人云亦云，不喜欢随波逐流。面对日常生活的庸常、琐碎、无奈，他不甘心像别人那样庸庸碌碌地活着，于是读书，写作，期望以此对抗人生的庸常、庸俗，他最后的感悟就是，要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小市民那样思考。

我当时看了，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很牛逼。

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其实并不知道上帝代表着什么，也未必明白小市民又代表着什么。只觉得自己不应该像当时的样子那样活着。

就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的：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槌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捶不了我。

或者像他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的：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十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总之，在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内心里事儿逼的青年。

及至年龄渐长，生活阅历越来越多，见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人生形态越来越多，自己摔的跟头越来越多，或者像鲁迅说的碰壁越来越多，我越来越开始在内心里嘲笑年轻时的自己，真傻逼啊，真勇敢啊，真血气方刚啊。另一方面，又在心里，隐隐为自己的年轻，勇敢，傻逼，有点儿自豪。

但像上帝那样思考，这样的话，是再也不敢说了。这是多么傻逼的话，较之于沉重的肉身，很多人以为上帝是轻盈的，却浑不知上帝的苦痛。

换句话说，做上帝是难的，做一个小市民，则容易得多。

我们只要稍微不约束自己，就变成了庸俗的小市民，活在干脆换个说法，何必“变成”，我们可能本身就是小市民的一份子。

就像有个说法，所有人都在指责中国人素质低，却浑然没有人意识到，自己就是中国人的一员。

我们在伸出一根手指头指责别人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是有四根手指头指向自己的。

面对着一粪缸蛆，几个变成了苍蝇的蛆，在粪缸上面飞舞，说，看看，你们多臭啊！

这常常是我们生活里的日常可见的景象。

所以，在参与日常生活里的讨论的时候，我常常变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了。

01

过来的这一周，好像没有什么大事，但你能感受到汹涌的民意。看似很小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芝麻大的事情，不足以引发民众持续关注的事情，却总是让人觉得引发着危险的信号。让敏感的人觉得，看似有序的控制之下，似乎有着失序的危险。

但人们太健忘了。凡事的热度，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会在下一个周的舆情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让你觉得，就像有只手 ，在暗中决定着这一切。

让子弹飞一会儿，到底飞向哪个方向，飞多久，好像都是精确计算的一样。

比如，湖南新晃一中操场下的陈世平老师，似乎就变得又沉默如16年前消失一样。汹涌的民意，就像潮水，哗过来，然后哗退下去，然后没有任何痕迹了。

然后是新城王老板的事情，在一阵喧哗过后，突然就来了对山东大学学伴事件的各种起底，各种议论，我就在想，到了明天，到了后天，人们又会关注什么？

02

有很多时候，我愿意晒微离生活里的话题远一些。我不想离那些恶太近。

我不想听人家说，哇，这个口痰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把头探过去要看个究竟。我觉得那样很恶心。

这样很容易让别人说矫情，或者说冷漠，甚至是助纣为虐。因为有句话是对恶的冷漠就是助纣为虐。

或者换个说法，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自己有利的，就发声，对自己不利的，就做缩头乌龟。

甚至自己就是恶的一部分，就像郭德纲调侃于谦的父亲，说于谦的父亲王老先生，心善，看不得身边的穷人受苦，所以他把住他家附近的穷人都赶到离他家20公里以外的地方了。

我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在想自己，把人赶走，我未必做得出来，我离开，可能能做到，或者说，我做失明性选择。

对尘世里的恶、苦难，我选择不去看见，总可以了吧，？我闭上眼睛，装作看不见，我堵上自己的嘴，装作不能发声。

可我不能捂住自己的心，说我没有思考，没有去想。

如果那样，我就真的是行尸走肉了。

庸俗也罢，媚俗也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罢，我一方面为自己的无能苦痛，一方面为自己没有遭受那些苦痛而庆幸。

我估计，这是我们身边很多人的心态。

03

所以，作为一个山东人，一个在济南读过书的人，一个流落到异地生活但还频频回望故土的人，对山东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总是异常敏感。

但我实在不想，也不忍心参与讨论山东大学的事情。

第一个原因是这件事的品格太low了，令人恶心。

第二个原因是嘲笑蠢货，未必能让自己变聪明。

第三，参与讨论的人，其立论的根据，立论的方法，立论的逻辑，都有力地论证了郭德纲的那句话：都在粪坑里，就别争辩谁更臭了。

但不参与讨论，并不代表没有立场。众声喧哗，在众多的谈论文章里，我还是比较赞同宋志标在“旧闻评论”里的这篇《由西向南：怎样理解山大学伴风波？》

文章里说：

有偏见的人，并不一定有能力制造歧视的后果，他们可能只是随便说说、或者人云亦云。这些人不该被整体性地归入“直男癌”或“群氓”范畴。山大学伴风波中的女性视角，在匆忙抨击对女生的污名化时，似乎忘记了浮皮潦草的高校米兔运动，这种忽左忽右的做法容易张扬锋芒，似乎也欠妥。

激进扩张的留学生招生政策，自上而下过度丰厚的奖学金计划，尤其是中外学生宿舍硬件条件的悬殊，早被地方院校粗暴换宿舍等社会新闻挑破，为本次风波早早埋下导火线。但层级更高的政策部署，却在它牵动的校园喧哗与社会争议中潜匿，歧视问题兴许成为群众斗群众。

与剥洋葱类似，山大舆论风波来自于学伴制度，而学伴制度是留学生政策的衍生品，在实践中被注入不道德的谄媚，留学生政策则来自于国家重大战略，这是层层递进的关系。那么，究竟在哪个层面上讨论，要不要将讨论循序推进，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战略或政策部署，既是无权置喙的顶层设计部分，也包含东西价值观之争以及安排。具体到定向招募留学生政策，感觉更像是一种创伤后遗症的表现，主要体现为价值观输出模式的历史性调整。在孔子学院受挫之后，转向用本土基地的南向计划，替代桥头堡式西进策略。

正如在深圳这一华为的“母舰”激荡东西方价值对垒，山大风波预示着相似的场景，在一些内外分界不得已地压缩后，国际事务中的南北问题被激活，而后叠加到本土，演化为日常，嫁接于国内舆论的母题，在人民之间产生碰撞，人民的小世界被引导而来的外星球撞击。

易言之，全球化的冲撞，政策巨轮作出重大转向，山大及其同批高校更像是孔子学院的附体与变种，糅合了对内对外两种异质的教育目标，像是用一种临床试验激活尚未完工的教育进程，有的工期延宕，有的工期在赶超，就此激发出不可抑制的波澜。由点到面，由喧哗到难言，在寰宇之中定位中国、中国人。

值得强调是，全球化不只是政府的安排，在文化层面，也包含着国民怎样理解这一中文语境里久已疏离的问题。山大这次风波，意见簇拥且交锋，大概指向这么一层蒙尘的需求。喧哗里，究竟是传统余绪未了，还是现代心意难平，零碎的答案散落各处，点解？

欲言又止与点到为止。无解。

特别想推荐宋志标的另一篇文章：《舆论审批的国进民退》

里面说：

舆论场里，没有左中右，只有上和下。这是舆论嬗变后的新世界，欢迎来到这个新世界。

舆论审判自从获得了上方的主语，它就不怕非议了。它有足够的自信畅行在人间，这就是舆论自信的赋能。

那形形色色的人们，咿呀学语，终于在被削平的左中右棱角之外，俯仰天地，眼看着上下贯穿，使用相反的修辞说着舆论审判的新故事。

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即便是这个份上的克制，也有一种在剃刀边缘游走的感觉。

04

最近一阵子，山东急了，成为了山东的标签。

问题的关键是，到底谁在急？官府急？官府里的上层急？底层的老百姓急？官本位，酒文化、国企占主导地位的大象经济模式、能源化工为主体的产业模式，国强民弱的经济格局，任何一环的破题，都是一篇大文章。

这篇《真急了！这个大省，要对两个“中心城市”动手了》，虽然差强人意，好歹值得一读。

山东急了，题外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山东好歹还是经济排行第三的大省，为什么那些不如它的，都不急，就它急？

为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05

还是忍不住关注在昨天走出大墙的郭美美。

五年过去，郭美美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符号。

在这个世情舆情瞬间就会被忘记的时代，郭美美符号的意义，依然鲜明。

这从星球商业评论上《没有郭美美的五年》后面的如潮的评论可以看出。可惜的是，刚刚我想做个链接的时候，发现这篇文章已经无法阅读了。

还好，瞎爷爷的这篇《躺赢的人，换个姿势还会赢》还可以阅读。

昨天，有个人跑来骂阵，说瞎爷爷我赞美郭美美，问候我的家人，我把她拉黑了。

人的认知这件事，真的是一件特别有意思，也特别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