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涨的房租、超长通勤时间——大都市中的“边缘白领”与“资本游民” | 赵皓阳

最近的几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城市空间中景观与资本的表象和特征。本文则从本质层面上分析，从资本运行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剖析这表象和特征背后的根源问题。

（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的运行逻辑，即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的过程：指产业资本从一定的职能形式出发，顺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分别地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实现了价值的增殖，并回到原来出发点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资本运行有四个阶段：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只要资本主义还有一天的生命，这个循环就还在高速运转一天。

但是，这个循环不是完美无暇的，就像人的身体机能总会出现各种问题一样，资本循环的严重不顺畅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典型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危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赚取，劳动者没有钱去消费，生产出的产品被大量积压；工厂卖不出货回收成本，更会压低工资甚至裁员，劳动者就更没钱取消费……最终经济崩盘。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保持着三年一次小经济危机、五年一次大经济危机、十年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节奏，全部都是生产过剩危机。

资产阶级精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参考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思路，提出由国家对经济进行管控，由国家引导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凯恩斯主义。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太有钱了，都在那屯着花不出去，这时候国家出面，代替你把钱花出去。最典型的就是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通过政府主导的大量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扩大需求，解决生产过剩危机。

但是，永远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凯恩斯主义久了，也会有“经络不顺”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增长、利润率不断下降、失业率逐步增加等问题，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滞涨”时期。于是以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那么新自由主义如何解决资本在“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四个领域运行不畅的问题的问题呢？其核心离不开两个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具体方式则是大卫·哈维提出的概念：时空修复。

大卫·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有诸多“原罪”与荒谬之处，但是为何能苟延残喘至今呢，因为其自身拥有一套能够修复经济危机的独特方法，即资本主义的“时间—空间”修复策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至少这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会造成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会引发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可以利用时空修复策略不断消化和吸收过度积累的资本。所谓资本主义的“时空修复”，是指新自由主义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缓解危机的特殊方法。其核心在于，如何处理过剩的生产力以避免危机。

我们分开来谈这两种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的核心在于金融。从某种程度上讲，复杂的金融产业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石。甚至可以这样说：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有这样的信心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就源自于金融市场飞跃式的发展与创新。金融为资本上演了一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好戏，为生产与消费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可以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花，提高当下的消费水平；也可以把现在的生产力消弭于无形，放到未来再去消耗。

举一个我们身边很简单的例子，消费主义的兴起就与金融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消费者有了信用卡、有了小额贷，有了各种可以满足自己当下消费欲和感官刺激的条件。消费者透支了自己、花了未来的钱，消灭了当下的生产力，可不就能解决产能过剩么。那未来怎么办呢？再花未来的未来的钱呗——资本主义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其实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货币的发行都是这种逻辑。齐泽克就在社交网络上调侃过：（因为消费者们如此旺盛的购物欲）“就算世界末日来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不会来”。

而“空间修复”的内涵更加广泛。早在殖民时代，通过地理扩张解决内部经济矛盾就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最轻车熟路的手段。我们历史课本就学过，西方国家殖民的根本动力就是这两个：更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更广阔的市场。资本积累在历史上所历经的每一个阶段，都深刻表现为对地方空间的剥削。这就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空间修复。

列斐伏尔也认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与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最早的例如对内的圈地运动、对外的殖民掠夺——都是“通过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而对地方施加的空间暴力”（哈维语）。

上个世纪以来，资本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早已经没有了国籍和国界，他们只会选择竭尽所能地节省成本、拓展市场。举一个例子，英国著名吸尘器（和吹风机）生产商戴森公司在2002年关闭了它所有位于英国本土的工厂和车间，并把生产地迁入了马来西亚。这很明显是出于更低生产成本的考虑，虽然英国政府对于戴森迁厂一事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但无济于事。政府只能对戴森厂大量的失业工人进行失业补助和再培训，这就相当于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为跨国企业追逐更高利润而擦屁股。

美国的“铁锈带”也是同理。这就是我们在《生而贫穷》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讲到的问题：为什么保守主义、排外主义、反全球化与右翼民粹运动普遍抬头。看川普支持者的画像，基本是白人、工人、小企业主、低学历者、中老年人。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剥夺感最强的人。在美国的发展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使得资本跨国流通变得更加容易，这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本国工薪阶层的利益遭到了损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蛋糕越做越大，中下层人民也能稍微分一杯羹，然而自08年以来经济波动剧烈，有愈发下行的趋势，这时美国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在全球化中是受剥夺感最强的一批：华尔街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全球资本市场运作覆雨翻云手赚得盆满钵满，跨国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利用不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税收政策，那么谁受损了呢，很明显就是本国的工薪阶层。这些人就是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的牺牲品。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

“时空修复”的本质让我想起一个梗：“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克服困难”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你不是’我们’，你是那个‘代价’”。

在当代，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已经无孔不入，所以“空间修复”转向了城市的建设——从已经高度资本化地方再死扣出一点可利用的空间来。具体表现为大量资本从物质商品生产转向空间生产，比如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因为过剩的资本全挤在这里了。这其中的种种特征、现象与影响，就是我们最近一系列文章中所探讨的问题。

相对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内，资本通过塑造一个又一个大都市来完成“时空修复”。例如建立土地市场，把一切空间资本化，促使建筑环境和资本的重新分配，从而让过剩的生产力有了一个完美的去出——没有什么比构建空间更费“钱”的了。并通过资本积累用一种“应然的逻辑”异化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与依附性——比如驱离了本地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变成了批量生产可复制的“南锣鼓巷”式的商业街。

列宁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大城市建设的本质：“拿发展得特别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赢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对于现在的城市，就是地铁修到哪里，房价涨到哪里。为什么资本和政府有那么大的兴趣搞城市“摊大饼式的建设”，而不是对一个地方进行小而精的规划，提高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因为对决策者来说摊大饼这正反里外的全是巨额的GDP，对资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消耗过剩产能进行空间修复的场所，所以这张饼是越大越好，我们则是随波逐流的资本游民。

大卫·哈维认为，如果没有内化于地理扩张、空间重构及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主义各个环节都将处于瘫痪状态。他说：“当代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的根基在于不平衡地理发展。如果资本真正固定下来，平均利润就会逐渐降低，工人阶反抗势必加剧，资本主义就会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下快速走向灭亡。”而正是由于城市土地在空间修复中的重要作用，它对于资本主义成为了一种战略资源：“只要有可能，资本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并且确实利用了很多空间战略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空间权力。”

这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之前文章中所说：城市的本质被资本所定性了——一方面，以资本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经过原始积累后，需要一个输出的载体，而城市空间成为了最佳选择，这就是资本的城市空间化；另一方面，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看，资本的入侵填充了城市的方方面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御战斗力爆表的资本，没有一块土地不被标价，没有一间房屋不被出售，这就是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二者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更进一步地，新的生产方式会把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相结合，比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用大卫·哈维的话说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城市承受了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矛盾，而时空修复的策略又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资本化和空间的商品化”。

我们之前分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外卖小哥日常违反交通规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送外卖，原因很简单——超时了扣钱啊。因为他们是资本“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一部分，就像一个无形的鞭子在他们背后抽打一样。我们劳动者的通勤时间也是一个道理，一切只是为了资本进行更低成本的增殖而服务的。

房地产市场同样是时空修复的结合品。首先资本通过空间修复把大量土地资本化，而消费者购买这些房产时用的是大量的银行贷款，相当于花的是未来的钱。至于你未来还的上还不上无所谓，至少你现在有购买力了，能消费了（次贷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房地产市场就把土地这一战略资源和金融这一时间游戏绑定了起来，房地产产业就相当于资本主义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共同产下的“孽子”。

但是，时空修复并不代表一劳永逸了，它只会缓解或减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能完全消灭它。新自由主义时代两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的次贷危机，一次是由金融产业直接引起，一次是有房地产引爆金融进而引发全面的经济崩溃。这两次都是资本主义时空修复破产的典型代表，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还会详细分析这个问题。

（二）

那么问题来了，资本主义的策略是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自我修复，那么我们这些“代价”们会受到什么影响呢？大卫·哈维基于“时空修复”提出了相对应的“时空压缩”的概念。

“时空压缩”也服从于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律：为了降低成本，资本诉求于空间压缩下的聚集：通过大量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地理上愈发的聚集，以及在流转时间上的愈加提速，最终目的是资本增殖的周期缩短。但是，当空间的容纳超过所能承载的范围时，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交通拥挤、空间容积不足和基础物质设施僵化。原因就在于这些压缩和提速的需求本质上属于“资本性”而非“人性”：越集中越好，越集中我成本越低。但是这个低成本是从哪来的呢？是从更加全方位地压榨劳动者而来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地理空间的驱离、劳动力再生产时间的压缩。

在“时空压缩”下，一切大城市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工作空间与消费空间的中心集中化，与劳动者居住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边缘化。最为典型的，劳动者的通勤时间越来越长，就是很好的资本通过“时空压缩”把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的例子。

2016年4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一份全球租房市场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北京的包容性增长提出担忧。根据调查，北京房租负担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该调查发现，医院护士、小学教师和公交司机的房租是他们收入的1.1倍到1.5倍。同时，高房租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员工的通勤时间。据统计，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时间为104分钟——也就是说北京的劳动者们平均每天要花费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在上下班的路上。

这就是劳动者层面的“时间换空间”——我无法负担起空间压缩下的高房租，即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为了略便宜的房租，只要每天耗费大量时间在通勤之上，但这个时间本身是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然而不会有人负担这笔成本。这一笔“看不见的花费”——其实是这一段通勤时间可用来放松、学习、社交、提升自己的机会成本——只能被劳动者默默承担，资本又一次在压低劳动力成本上大获全胜。这也就很形象的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为什么注定会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资本的本质决定的。

网络媒体土豆公社采访了采访了五位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每天的通勤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这些例子很有代表性：

早晨，阿牛必须6:10起床，6:30出门，才能保证8点半准时到岗。

下了地铁之后狂奔10分钟到工作单位——G城银行南山分行，阿牛从食堂抓两个包子，冲去打卡。开早会从8点30开到8点45。上柜。把抓来的包子藏在柜台下面，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啃一口，再啃一口。如果上班遇到大风大雨，列车停运或者塞车，来不及去食堂，等待他的就是饥肠辘辘的一整个上午。

但每天3小时的来回通勤，毁了阿牛的胃。

下午。银行对外关门之后，作为内部员工的阿牛要点数、整票据、等豹哥（指等运钞车）、送钱箱；要练技能，要打电话营销客户，领导还要开会。“5、6点的时候吃点面包垫垫肚子，加班到晚上8、9点，赶车回家，9点10点才吃饭，这是常态。”

直到有一天，胃部不适恶化成剧烈疼痛。阿牛一个人到医院去，诊断出来，是急性肠胃炎，有溃疡，做了个小手术。医生嘱咐他，不能再饮食不规律。第一次发作，前后一折腾就是三个月，“前一个半月康复期只敢吃流食，后一个半月又没胃口。”三个月下来，暴瘦了25斤。从此以后，阿牛稍微吃不规律，胃病就复发。

和阿牛不同，洋仔是深圳local。

……洋仔的母亲在他紧锁的房门外用家乡话抱怨：“你早上上班那么早，晚上回那么晚还不跟我说话！”又来了，阿洋感到崩溃。

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回到家，阿洋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但是好像他有多累，他母亲就会有多不满；而他母亲有多狂躁，他就有多想躲起来。阿洋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从北京的西北六环到莲花桥地铁站，需要依次经过地铁16号线、4号线和1号线。西苑站，16号和4号线的换乘之处，最是每天检验小姚体力的地方。

小姚争先恐后地跑向站内仅有的两个扶梯，因为她知道，慢了，扶梯上就会立刻站满人，慢了，下一趟车就可能会挤不进去。每天，这位早起的“特困人员”都要睡眼惺忪地冲向地铁——冲得过人群，熬得过长途，是小姚每天三小时的通勤必修课。

三个小时，怎么打发？以前，她试过带纸质书到地铁上看，但那只是“昙花一现”。“毕竟早上六点半就得起床，下了班也就只想看视频。”现在，和大部分乘客一样，阿姚抱着手机在微信、支付宝蚂蚁森林、淘宝、微信读书来回刷。通勤时间挤占了睡觉的时间，困得不行，只能用一些无聊的东西刺激自己。

除却通勤时间，与劳动者密切相关租房市场也在资本的“时空修复”中呈现出压缩态：2018年7月北京的平均房租已经超过了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21%。各大二线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长了10-30%不等。房租的飞速上涨，根本原因就是金融资本强势进入了租房市场。同年8月，北京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召开座谈会上，包括自如、蛋壳在内的10家住房租赁企业批露，手上共有超过12万套的全部存量房源。同时，原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炮轰自如、蛋壳等长租公寓运营商以高出市场价20%-40%的价格争抢房源，引发舆论热议。

这些中介的操作远没有“囤房抬价”这么简单。他们更是通过金融的“覆雨翻云手”，通过数倍的杠杆，把这个租房市场的资本无限放大。《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就披露了自如如何在租房金融市场上高风险的操作：

目前，蛋壳、自如等较大的租房平台均存在这种租房消费分期贷款产品。8月24日，新京报记者先后走访了丰台区的链家和我爱我家门店进行了解。据链家一位高级置业顾问介绍，链家的线下房源不支持分期付款，房租分期只能在自如平台上办理，价格、计算模式都是固定的，不可议价。其介绍与自如官网一致，即自如分期是为签约1年的租户打造的房租月付的租房消费分期的贷款产品，分期手续费率6.27%，共11期。只要是身份证登记用户、1年租期、自如信用分满70分且为非学生、非企业用户，即可使用分期签约。

……房租分期最早出现在2014年，而后长租公寓方“二房东”的“参与感”越来越强，围绕房租的金融衍生品的设计也愈加复杂。根据天眼查信息，北京自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控股了北京自如生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自如众诚友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后者作为发行人，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在上交所发行了两支总计金额为25亿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即2017年8月4日发行的“中信证券-自如1号房租分期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金额为5亿元；2018年1月29日发行的“中信证券-自如2号第【N】期房租分期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总发行金额为20亿元。

 

据了解，ABS融资模式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即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以“中信证券·自如1号房租分期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其基础资产为房租，并且房租被作为预期收益作保，发债融资，预期收益率5.39%。

对于ABS模式下的风险，陈岱认为，信用方面就是底层资产出现了大面积的违约，导致回款无法支付各级别的本金和收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ABS产品关注的是底层资产质量，而不是发起人的信用，当然增信措施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ABS，租房贷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即为银行。7月25日，新京报记者以租客身份到蛋壳租房，付款方式为贷款。从借据及合同详情上看，新京报记者总的借款金额为24530元，年利率为9.86%，总利息为1154.34元，收款方为紫梧桐（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每月还款为25日，贷款发放人为微众银行，借款用途处写明为租房。

看明白这个套路了没，这其实跟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把买房人的贷款（我们是租房），通过种种打包种种杠杆，变成理财产品投入市场。这对于中介公司来说，可不就是“无本万利”么——相当于给房东的钱，买理财的老百姓出了；租客的钱，是从银行贷的；租客还的贷款，中介或中介旗下的金融公司手里存着。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时间修复”——因为租客的租金是提前一交三个月最低也是一个月一交，给房东的钱往往是中介公司后付，而给老百姓还的理财通常都有一年以上的延时。这就导致了中介手上有巨额的现金流可以操作——更可怕的这还是监管的盲区，随便你怎么玩。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一整年，各种资本疯狂进入租房市场，因为你拿下的不是一套房源，而是通过金融杠杆可以放大无数倍的真金白银，真的是彻彻底底的暴利。

这其中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么爆发的么：老百姓买的你正规金融机构甚至于银行的理财，看中的就是一个信誉，结果背后全是次级贷款。次贷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空间修复失败的一个例子。而对于租房者来说，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的入场，最终结果就是我们这些“代价”们被压缩——房租暴涨，生活成本激增。但就如我所说，这只是资本运行逻辑下的副产品——“毁灭你，与你可干？”

（三）

同时，正如我前几篇文章所说，资本的“时空压缩”还表现为对于劳动力、文化、生活的驱离效应：不能为资本提供增殖的群体都被无情的“驱离”。美国社会学家迈克·戴维斯在分析洛杉矶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减少同社会最底层人的接触，城市发展将主要的行人步行道改造为行车通道，把公园变成无家可归者和乞丐的暂时收容所。美国的城市正在系统化地将他们的内部实现翻转到外部……公交车站的座椅被设计成桶状的，使得无家可归者无法在上面睡觉……（大都市）公共厕所数量远低于北美其他城市，喷水装置设置在很多公园中来检测是否有无家可归者隐居其中。警察和城市规划者试图将无家可归者先知在某一特定区域，定期清理和收走临时帐篷。他们成功地创造出了‘城市游牧民’”。

全世界范围内，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化”成为了一个趋势，人们以此歌颂经济的繁荣、都市的发展和规划的先进。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可以看到，处于资本核心的大都市，对于廉价劳动力和贫困人口或被动或主动的驱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规律。

更进一步的，“时空压缩”会带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和异化，就如我之前几篇文章中所说：不但工作把人变成了机器，城市生活也把人变成了机器。我们的精神健康无法承受时空压缩带来的压力，从而会引发普遍的焦虑、神经衰弱乃至抑郁。很简单的的例子，你天天挤两个小时早晚高峰，你烦不烦，难受不难受，是不是经常憋着火？但是精神健康上的损害，比身体健康更加难以察觉，这就是我们经常忽视这问题的原因。

还有一些“时空修复”的副产品，比如前文所说的消费主义。大卫·哈维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就说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城市来说，包括巨大的消费性，即价值实现功能。各类销售、消费系统是现代城市体制的核心，对于现代城市来说，居住是次要的，更准确地说，居住也是一种消费，甚至是最沉重的消费，城市本身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复杂商品。许多城市的非正义性，都来自巨大的消费空间结构的失衡。而多余消费与炫耀消费，令城市景观呈现一派虚荣。”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消费的频率也大大被“时间压缩”——这同样是资本再生产的内在需求。哈维在采访中举了自己的例子：“我现在用的还是祖母的刀具，已经有120年了。如果资本生产的商品都用这么久，资本主义就垮台了。资本喜欢生产的是容易损坏，必须快速更新的产品。市场的作用就是推动你加快消费。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这个话题我是真的心有戚戚焉，我姥姥家的立式电风扇，1980年买的，马上就要用了整整四十年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亲戚来我们家串门都对这个电扇赞叹有加，说自己买了某某大品牌的电扇，才用了两三年就滋啦滋啦地响；这个用了三十多年了，还一点噪音都没有。

家里有这些老国企产品的，都知道以前的东西质量有多好。我姥姥的缝纫机更厉害，五十年代买的，比我妈岁数都大，经常上点油还跟新的一样。还有老冰箱，好像叫“花生牌”，用了十几年之后送回老家，又用了十几年。别说这些了，诺基亚手机多耐用大家都亲身经历过，不用我说了吧。

现在还会有这些东西么？不会了。你这种更新换代速度，商家还怎么挣钱啊，资本还怎么加速循环加速增殖啊。看苹果手机，新系统更新了之后，如果你用的旧型号就回变卡。这个还是官方承认的：

“去年我们对 iPhone 6、iPhone 6s、和 iPhone SE 发布了一个新特性，那就是平滑过渡 iPhone 的即时极高性能需求，以避免由此产生的意外关机现象。现在，这个特性也被引入到了安装有 iOS 11.2 的 iPhone 7 上，未来还会支持其他款手机产品。”苹果还表示“最好的使用体验包括设备的整体性能和较长的使用寿命”（来自2017年12月21日苹果的声明）

所以说消费者除了被“压缩”的命，也没得选啊。

（四）

我从《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开始的一系列六篇文章里，从宏观到微观，从表象到本质，分析了我们社会中城市、城市景观、城市中的劳动者、城市的文化与生活等一系列问题。虽然我的核心论点是通过资本运行的规律对核心大都市进行解构和批判，但我并不是在鼓吹什么逃离北上广。我在《生而贫穷》中有专门写了一个话题“终将逃离衰落的家乡”：脱离了计划经济的大共同体，更没有资本的冲击，落后的故乡只会向封建化滑落。就像经典科幻小说《三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不要返航！这里不是家！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时代没有家乡，唯有远航，我们注定要成为资本游民。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进行本质层面的批判呢，是因为我心疼他们。我经常在朋友圈里看见，身边的朋友们给当代周扒皮打工到深夜，发了一张照片配文“凌晨三点钟的望京”，然后自我感动一番——是真的心疼。毛主席说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破除掉那些未成功学的洗脑，不破除掉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精神奴役，你一切所谓的努力和自我感动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有回到了我们的方法论问题，上一篇中我提到了景观国际提出的方法论：漂移，异轨和构境，核心论点是艺术回归日常生活。本文我们就主要谈一谈大卫·哈维的方法论。

与景观国际不同，大卫·哈维坚持阶级斗争在当今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的目的是“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人与人都处在相互关联和认可的共同体中”，这其中破除景观、艺术回归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忘记斗争。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许多文章所说，现在是原子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被普遍的割裂，我们很多人连同事的名字、室友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可能出现大工厂生产下或地主经济所有制下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于是大卫·哈维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原子化，去中心化），要求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反抗场所要从工厂为中心，向生活空间的去中心化转变。

曾经的无产阶级运动从占领工厂、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进而建设根据地、建立政权。而在当代我们许多生产实践已经脱离了大工厂或土地，都是在城市空间中完成的，比如外卖员送货、快递员送餐。哈维基于此提出了“空间解放”的理念，要求把革命实践融入进生活空间中，从空间解放推动政治解放，再由政治解放反过来促进空间解放。如何理解“空间解放”，引用一段哈维与德国左翼组织的谈话：

首先，工厂并没有消失，你还是可以在孟加拉或中国见到很多工厂。我们关心的是，大城市的生产方式是如何改变的。例如，物流业正在急遽扩张：UPS, DHL以及其他物流公司的工人当下正在生产巨大的价值。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务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雇佣劳动力最多的企业是通用、福特和美国钢铁公司。但今天这些企业变成了麦当劳、肯德基和沃尔玛。那时，工厂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今天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服务业。我们凭什么说造汽车就比做汉堡要更为重要呢？

不幸的是，左派对组织快餐业的员工并不热心。服务业、物流、餐厅和超市员工的价值生产与左派关于经典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无产阶级并没有消失，现在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他们与左派视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产业工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特征。从这个意义来说，麦当劳员工已经成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原文：https://roarmag.org

/magazine/david-harvey-consolidating-power/  翻译：孙大剩）

但是，这一理念仅仅只包含了雏形，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哈维自己也承认，共产主义理论四十年来都没有突破，于是他大声疾呼：“左派再不思考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就晚了”。这一理论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实践可能性，但是总比没有好，要不断试错不断修改，才能有更先进更完备的理论诞生。就像瓦特在改良蒸汽机之前，英国法国已经有过上百款不同种类的蒸汽机了。

相关的理念在国际范围内有哪些雏形，进行了哪些实践，我们下一篇文章中再详细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