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为什么这么能打｜大象公会

打遍海内外的潮汕宗族是怎样炼成的。

文｜海下

2019年5月上映的电视剧《破冰行动》，让潮汕宗族和地方社会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片中所描绘的制毒村和主角林耀东，在现实中有着几乎完全对应的原型。而「破冰行动」则几乎是广东警方2013年12月「雷霆扫毒」的翻版。

· 汕尾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林耀东的原型

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其呈现的全村制毒，宗族卷入犯罪的地方景观。在这个亲缘关系越发淡漠的中国社会，人们这才注意到，在广东，还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宗族势力。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

《破冰行动》中所描述的宗族制毒的塔寨村，在现实里对应的是下辖汕尾的博社村。汕尾这个地名，很多人未必熟悉，但有一句名言则人尽皆知：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说得便是下辖海丰和陆丰的汕尾。

外界谈及汕尾，常常与潮汕混同在一起，但在今天的广东，汕尾的认同却有些复杂。

众所周知，广东有广府、福佬、客家三大民系。汕尾居民祖先多是沿海岸南下的福佬人，方言算得上是闽南话，但历史上长期属客家人占多数的惠州府辖，又是广州通粤东传统商路，颇受客家和广府影响。

汕尾地区只在建国后被短暂的被划入汕头地区，到了1983年9月，又归属惠阳地区专署管辖。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海丰、陆丰两县的行政区域上设置地级汕尾市。

也正是由于长期的行政分割，现在的潮汕人认同往往局限于潮州，汕头，揭阳三市，而汕尾更是有意向西面的深圳靠拢，在2018年，在海丰县的地面上，汕尾与深圳联合设立了深汕特别合作区。

· 狭义上的潮汕，限于清代潮州府，整个潮州府有八个地域单元，都是由宋元时期海阳、潮阳、揭阳3县分析而出

虽然经济上的往来并不十分密切，但在文化与方言上，汕尾还是与东面的潮州三市有着高度相似性，文化地理的学者也把汕尾归入粤东福佬文化亚区。

因此，将汕尾发达的宗族文化归为潮汕地方特色，倒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开始着重谈谈「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了。

这句话的原始语境众说纷纭，但对于二次传播却有种统一的说法：1988年，法制日报登载了一篇《雷区里的，无雷区》的报道，内容是当时海丰县的一个边防派出所反走私的事迹。

当时的汕尾地区走私者如云，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说的是当地治安太差犯罪成风。

· 汕尾市地图

就事实而言，这句话并非记者的地图炮。

博社村所在的陆丰一度是中国最大的毒品基地。近30年来，陆丰地区先后出现走私、制贩假币、拐卖妇女儿童、盗抢机动车等多类突出治安问题，其中制贩毒活动最为猖獗。

1999年陆丰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重点地区，用4年8个月摘掉帽子后，时隔7年再次被列为重点地区。

其中，毒品犯罪最严重的是陆丰东南濒海的「三甲地区」（由甲子、甲东、甲西三镇组成，博社村位于此）。在2013年警方开展禁毒行动之前，陆丰制贩毒品活动已到了公开半公开的地步，比《破冰行动》里更夸张的是，村镇内还有制毒设备的专卖店。

经历了13年的严打，陆丰地区的毒品犯罪大大减少，但距离根绝还差的很远。根据不完全统计，在2016-2017年，陆丰市人民法院共受理毒品案件244件286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共107人。

如此难以根治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丰当地宗族的庇护。

博社乡和塔寨村都是全村一个姓的单姓村，这样的村落遍布闽南和广东。广东虽然有客家、福佬、广府三大民系，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其社会基本结构都以宗族为核心。

强势宗族是怎样炼成的

潮汕地区位于粤东北的韩江三角洲平原，而潮汕宗族的兴盛，亦由这片土地的命运所决定。

韩江发源于南岭与武夷山，全长470公里，山地和丘陵占总流域面积的95%，平原仅仅占流域总面积的5%。在传统时代，这片土地开发难度极大，到唐代还是一幅未开发的模样，所以才有了韩愈治韩江，开启当地教化的说法。

· 潮州韩文公祠。被贬官的文豪韩愈在潮州上任未满八个月就离开，却成为潮汕文教祖师，至今享受香火

宋元时期，大量福建移民进入韩江三角洲，潮汕才进入了开发快车道。当时的福建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儒教文化（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朱熹理学）从此在潮汕扎根，闽南的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惯也被带入潮汕。

但平原之外，还有很多朝廷管不到的化外之民。居住于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畲」和「猺」的人群，以及生活于韩江水道和沿海地区的疍民及其他水上居民，长期普遍存在。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片三角洲显得愈发狭窄，人群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明代中后期，不断开拓的耕地加剧了化外之民与朝廷的冲突，同时，平原上的人地关系也愈发紧张。越来越多的人向海为生，以「倭寇」为代表的海商和海盗乘势而起，挑动着朝廷秩序。

多方矛盾下，潮汕乱成了一锅粥。倭寇、海盗和山贼频繁作乱，随后东南沿海又成了郑氏家族和清初反清势力长期拉锯的战场。直到清廷夺回台湾，华南沿海海氛清浄，潮汕社会方才重新安定下来。

这段动荡岁月，是潮汕宗族形成的关键时期。

据《潮州志》记载，整个明代一共出现120余宗潮州海盗作乱和官府镇压事件。遭殃的是潮州的百姓，1552年，潮州有95万人。翌年，海盗兴起，随后二十年间大举入侵18次。1574年，潮州人口暴降至71.25万，减少了四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 明嘉靖一朝，海禁政策步步收紧，对违禁下海的处罚的严厉程度远超从前，导致倭寇之乱

为了应付成群结队的海盗武装，官方与民间给出的办法是「归并大村」与筑城建寨，也就是把散居在平原上的小村落都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共同防御。这使潮汕地区的聚落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散居的小村落减少了，出现了一座座墙高濠深的军事性城寨。

如韩江入海口的樟林村，是官府制定的归并村落，附近的小村居民纷纷迁入，发展成了一个占地约600亩大村子。官府批准樟林建筑的城寨，寨墙长约5里，比明代在潮州地方设置的标准军事据点——潮州卫千户所的所城还要大，后者理论上要容纳一千名官兵。

除了方型的寨堡，韩江流域还涌现出了很多其他形态的防御型聚落，比如今天成为热门景点的福建土楼，最早便出现在明代中后期。

· 今日许多研究者视土楼为所谓「客家典型民居形式」，其实当年其建筑和居住者并没有方言群体的差别，只是清朝前期的实施的「迁海」政策将沿海数十里的民房清拆一空，于是土楼只存留于内陆山区的客家人聚居地，其实时至今日，也仍有大量的讲福佬话的人群居住在土楼中。陈春声、肖文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

嘉靖年间，朝廷还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大议礼」事件。以旁支入继大位的朱厚璁，坚持在皇室家庙中祭祀自己的生父母，进而对大明礼制做出来一系列重大改变。

这些复杂而所琐碎的礼制变革中，对地方社会最大的影响是允许官绅模仿皇帝家庙，建立祠堂和祭祖，进而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在明代前期，这种地方建构超越家庭的共同体是不被允许的。

随着皇帝诏令的下达，地方官绅纷纷修建了自己的宗祠，大修家谱，宗族意识形态开始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大明的士绅们根据《朱子家训》创造出一系列礼仪，把宗族成员组织起来。

聚落形式的变化与礼仪政策的刺激为促进了宗族的形成，但最终，是广东的地方税制改革，让宗族成为了地方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组织。

在康熙五十七年，广东巡抚推行了「粮户归宗」的税收改革。此前，继承自明代的里甲制度已经腐败瓦解，很难收得上税，而官府又没有足够的行政力量下沉到基层。

· 所谓里甲制始自明太祖，就是将地域相邻的110户人家，编为1里，每里下辖10甲，每甲共10户。1里中，有10个里长户，以及分属10个甲的甲首户，每户里长直辖1甲，配合黄册和鱼鳞图册，用于基层控制，摊派赋税和徭役。但随着明后期人口和土地流动加剧，名存实亡

此时官府发现了日益兴盛的宗族，决定借助宗族力量，抓住关键少数，让大族族长担任里长负责上交赋税，使宗族成为了缴纳赋役的单位。

一方面，「粮户归宗」是朝廷对地方宗族兴起的社会现实的承认；另一方面，它又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发展，购买族田、捐赠义田专门用于承担赋役负担，成为各个宗族普遍的做法。

在这一政策下，那些没有得到里长户地位的小姓也改易姓氏，加入大宗族，以求减轻税负负担和得到庇护。于是很多历史上的杂姓村，逐渐变成了庞大的单姓村。如前文提到的博社村，就是一个人口过万的蔡姓单姓村。

从这个角度看，宗族并非单纯的血缘组织，而是集合了多种社会功能的共同体。

打遍海内外

平定三藩和郑氏集团后，华南沿海的治安大为好转，闽潮地区的人口又开始了快速增长。但大乱虽然平息，问题的根源却没有解决。人多地狭、资源紧缺的潮汕，再次成为火药桶。

长期的战乱，让闽粤地区民风剽悍，动辄暴力相向，一旦发生争端往往诉诸武力，而宗族的组织模式又会迅速放大矛盾。

各宗族中的族规常要求成年青壮男人必须参加械斗，而号召者往往是族绅和其手下小头目。争斗的双方各自寻找盟友甚至花钱雇佣打手，使得械斗往往成为大规模群体事件。

在闽潮地区，械斗的起因多种多样。

有的纯属口角细碎所致。比如雍正五年平和县境内，胡姓和叶姓素有交往，某日聊天时因某句话两人争闹起来，胡姓族人相帮护，遂武斗，胡姓伤二人，叶姓毙命。

有的为财物纠纷。如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平和县赖姓多次向李姓索讨欠款不得，二者争执引发械斗，赖姓被李姓铳毙。从此两姓生隙，后有赖姓族人误撞李姓族人，彼此再次争殴，致死多条性命。

但更多的，还是因为资源的紧张而相互争夺。这其中，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如水利设施和土地，也包括无形的风水资源，如房屋、坟墓的选址等。

汕头潮阳区的《潮阳大事记》里，满是有关此类械斗的记载：

峡山都溪头这个地方的上厝和下厝为争夺溪水大打出手，双方甚至各自建起了碉楼，购置枪炮对垒，一共死伤100多人。黄陇都寨仔、拱桥争溪水械斗，先后死10人。

贵山都东寮、后沟争鲤鱼陂水械斗，死1人，伤多人，诉讼达7年之久……

男性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了能否在械斗中胜出，宗族对男丁也就极为重视，于是，重男轻女一度是广东福建的严重问题。

当然，也并非所有时候都需要宗族男子亲自出马，闽粤地方宗族有时会豢养一批专门的打手用于械斗。除了帮人打架的打手，还有专门顶罪的人——双方械斗之后往往还是要议和，为了满足对手杀人偿命的要求又不交出自己人，就会以重金招募穷人作为凶手顶死。

历史还能证明，潮汕人绝不仅是窝里横。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东南海禁，允许人民作内海贸易，开启了粤东客家人移民台湾的序幕，乾隆十二年（1747年）允许闽粤到暹罗买米和木材，标志着外贸海禁也随之解除，掀开了潮汕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暹罗的高峰。

清廷的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粮食问题——潮汕的人口太多，本地的粮食已经养不活了，即使丰收也仅仅能满足本地三四个月的粮食消费，其他全赖进口。而暹罗米便宜高产，足以满足广东的粮食短缺。

· 红头船，雍正元年（1723），清廷为便于对各省船只管理，规定各省商船在船体两端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涂上各种不同的颜色，按规定，福建船涂绿色油漆，称为「绿头船」广东船舶涂的是红色油漆，称为「红头船」。这种红头船成为潮汕-暹罗贸易的主要船只

从那时开始，大量潮汕商人来到泰国经商定居，凭借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宗族关系网络迅速扎根、扩张。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对华人也颇为优待，不用从事泰国劳役，还垄断了泰国的外贸特权。

在17世纪中后期，阿瑜陀耶王朝受到缅甸进逼，潮汕人也投身到保卫暹罗的战争中，其后更是出现了一位华人国王——郑信。

郑信的父亲郑镶是一位潮州澄海县的破产农民，因生活所迫移民暹罗，通过经营赌博业和通婚发迹，进入泰国上层社会。郑信从小受到暹罗贵族教育，掌握潮州话、越南语等多种语言。

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所灭，郑信则在东南沿海潮汕人聚集的尖竹汶府建立根据地，众多潮汕人聚集到他的身边，给予慷慨的资助。

· 郑信塑像，郑信又名郑昭（昭意为「王」）。暹罗名字叫达信（Taksin）。史称「达信大帝」或「吞武里大帝」

郑信的复国斗争，在许多华人的参与和援助下取得成功。一名从事贸易的华商森把他原本贩卖的粮食与32艘船一并送给郑信，商船被改成战船，在统一泰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郑信南征北战驱除了缅甸人，于1767年建立了吞武里王朝。而此时另一位福佬人——漳州府海澄县的吴阳则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建立了政权，并臣服于郑信，被暹罗封为「宋卡府尹」。

· 宋卡府尹吴阳，吴阳之子吴文辉

此后一百余年中，吴氏一门八代都因有功于泰国而被封为宋卡府尹，不仅在华人中独一无二的，就是在泰国政坛也是屈指可数的。吴阳之姓，今日在泰国已改成泰姓为著名的「纳·宋卡」（Na Songkla）。

在潮汕人在暹罗风生水起之时，越南南部的雷州人群建立的河仙政权也随之崛起，河仙国积极地入侵高棉，并收容了阿瑜陀耶王室的后人。

· 1671 年，广东雷州府海康县东岭村人鄚玖进入高棉，其后裔在高棉与越南交界的半岛最南端建立起河仙国（Hà Tiên）又称港口国，1809年被归入越南

为了解决这个潜在的威胁，郑信多次领兵东征，双方互有胜负。1780年，河仙国统治者鄚天赐因越南内乱丧失领地，走投无路投奔郑信，很快又在越南方面的挑拨下收到郑信猜忌，自杀身亡。两年后，郑信也在政变中身亡。这场潮汕人与雷州人的海外战争的落幕，也预示着华人在南洋的大航海时代即将逝去。

不过，潮汕海外宗族的历史进程并非仅止于此。

一个多世纪后，据美国东南亚专家肯尼斯·兰登对泰国的调查，宗族仍是泰国华人社会的亲戚关系的基本单位，这种家族和宗亲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在海外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 肯尼斯·兰登的知名度远远不如他的夫人玛格丽特·兰登，后者小说以《安娜与国王》闻名世界。两人曾作为长老会传教士在泰国创办教会学校，成为两人日后事业的根基

为了维持家族经济，宗族家长甚至可以决定晚辈的教育和择业，使华人社群的教育优势得以延续。此外，宗族网络还提供了商业信息和安全方面的竞争优势。例如华人获得贷款的利息往往只有越南商人的一半，从而能够垄断资金周转长、利润率低的批发业务，而越南人只好放弃。

但这些优势并非没有副作用。20世纪前期，东南亚民族主义勃兴。靠宗族闯出事业的华人，从此遇上了宗族没法摆平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 冷东《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

2. 陈春声《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的转型_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

3. 陈春声、肖文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

4. 黄挺《潮汕史·上册》

5. 李宏新《潮汕华侨史》

6. 黄璧蕴《泰国华人作用：泰国曼谷王朝拉玛三世至拉玛五世时期华人社会（公元1824年至公元1910年）》

7. 李庆新《鄚氏河仙政权( “港口国”) 及其对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