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惧怕革命，就像惧怕从天而降的巨龙 | 赵皓阳

（一）

美剧《权力的游戏》史诗级烂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关于剧情上的缺陷，我之前的文章中有过很详细的讨论，但这背后还不仅仅是编剧能力过差、制作方草率收尾等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分析。

左翼大佬齐泽克专门写了一篇批判权游大结局的文章，题目就非常一针见血了：Game of Thrones tapped into fears of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women—and left us no better off than before——《权力的游戏》的结局反应了对革命和女性参政的恐惧，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确实如此，龙女王丹妮莉丝·塔格利安做了整整七季的“圣母”——解放奴隶、励精图治、志向远大；还因为自己的龙吃掉了小女孩把它们关进了地窖，并而引发了一系列危机；放着自己唾手可及的胜利不顾，依然北上抗击异鬼，损失了自己绝大部分实力和一条龙。这样的一个角色，突然在第八季结尾处性情大变，变成了屠城的恶魔，这种缺乏铺垫的反转自然让观众难以接受。

让观众更加难以接受的是，接替龙妈掌握权力中心的贵族集团，表现的更加糟糕。史塔克国王刚刚上任，就承诺了自己姐姐让北境独立，这明显不符合七大国的整体利益。同时御前会议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一个挥金如土、纵兵抢粮的雇佣兵竟然当上财政大臣了，就因为他威胁了御前首相一句。贵族集团赤裸裸地瓜分革命成果，毫无顾忌地把国家公器当做私产分封，最关键的是他们竟然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这一切还是个happy ending。我们维斯特洛新任宰相，问他任命的财政大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当上了财政大臣）终于可以还清你以前欠的债了吧？不由得为维斯特洛人民的未来担忧。

按理说我们的龙女王，疯了就疯了，死了就死了。但是后面这些人都特么是什么货色，让人实在没眼看。贵族集团一上来就开始分家，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反而认为自己推翻了“暴君”而沾沾自喜。贵族集团认为这样毫无问题，背后反映的是编剧和主创团队认为此理所应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这就反应了某些群体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偏见：解放奴隶的平民领袖，她是一定会黑化的；贵族分封私产，把国事当儿戏，完全ojbk。

那么我们更深一步地去想，龙女王的黑化如此草率如此站不住脚，那么历史上，所谓的“勇士变成恶龙”的故事，是不是也掺杂了某些“场外因素”呢？究竟是勇士真的长出了龙鳞，还是勇士“亲密的战友”们为了瓜分他的政治遗产以及树立自己的合法性编造出来的故事呢？

能让我们思考到这一步，《权力的游戏》的烂尾就有了其独特的价值。毛主席评价《水浒传》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毛主席认为，《水浒传》通过写梁山好汉招安后的遭遇，让整本书更具有了批判性、反思性。同理，《权力的游戏》这部戏，好就好在烂尾了——让我们能够看出，那些小资产阶级文人的所思所想；让我们能够反思，舆论场中对于革命和革命领袖的抹黑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更能让我们能够从稀烂的剧本中读出某些阶级的立场、读出蹩脚抹黑的痕迹。

网上有一位叫做“汉服”的博主对于权游的吐槽非常有趣，这大概也是一部烂尾剧能带给我们为数不多的价值了：“一部分追随者在掌握了政权之后迅速完成了从革命者向统治者的身份和心理的转变，已经无意继续追随丹妮莉丝同志完成伟大的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当然也可能他们从未真正支持革命，只是在看到了丹妮莉丝同志的事业势不可当时积极投机了革命——所以当他们听到丹妮莉丝同志将要解放的地区包括自己的家族领地的时候，暗流开始涌动。

丹妮莉丝必须死。

这是整个维斯特洛封建领主阶级的共识。”

（二）

正如齐泽克所说，权游大结局反映了人们对革命的恐惧——确切的说，反映了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对革命的恐惧。也正因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抹黑革命、抹黑革命领袖，而他们恰恰也是掌握话语权的那群人。

我国经典连续剧《雍正王朝》中就有很多类似情节的反应，这部戏讲的不是历史，讲的是某些现实。雍正帝推行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士族阶级的特权，也招来了剧烈的反扑。

士族阶级就是封建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阶级，他们美其名曰“读书人”“清流”，但本质上都是为其特权利益服务的。虽然他们会一时屈从于更大的力量，但是笔杆子在他们手里，他们可以把自己描绘成受迫害的“直言犯谏之臣”，并且尽一切可能抹黑打击他们特权的力量。

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历史上的罪过特权阶级的一些人，要么被描绘成了“暴民”“盗”“贼”“流寇”；要么被描绘成了“暴君”“屠夫”“雄猜之主”：

事实证明，因为这些掌握话语权的特权阶级的污名化运动，一些历史就轻易地被操控、定案，一些本应该受人追念的英雄，也被抹黑成了暴戾、权欲熏心、打击异己的小人。

当今掌握话语权的是资产阶级，他们通过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影视作品、游戏娱乐等一切意识形态可能的载体，不遗余力地对革命、对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领袖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污名化运动。

最典型的是公知抹黑伟人和革命烈士，正所谓“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包括邱少云、黄继光、雷锋、方志敏以及开国领袖在内的几乎所有革命先辈，都被网络公知泼过脏水。

这属于公开的攻击和抹黑，还有很多暗流涌动的污名化运动，是我们不曾留意的。比如最近非常火爆的美剧《切尔诺贝利》，其制作优良、剧情紧凑、表演真实，是近年来难得的佳作。但是，这样一部作品中，也掺杂着不少“私货”。

真正的历史中，虽然苏联腐朽的官僚体制给救灾工作脱了不少后腿，但是苏联飞行员、消防员、工程兵、旷工们，都是前仆后继、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核污染扩散的遏制。但在美国拍摄的网剧中，消防员、飞行员、矿工变成了在不知情前提下被驱赶去救灾，意在塑造苏联官员赶人送死的丑陋嘴脸，并全面弱化了救灾英雄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参与切尔诺贝利救灾的每一个群体，都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与死神零距离最亲密地接触，但他们义无反顾。核电站内的消防员第一时间控制了火势，但也因为经受了最近最强的核辐射，在几天内纷纷牺牲。空军的飞行员们在几天内出动了三千架次飞机，把6000多吨硼投入灾区，面对这一任务飞行员们义无反顾地表示：“我们不上，难道让人民上吗？”随后工程兵进入现场，司令员塔拉克诺夫将军在对部队做最后的动员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每人上去铲两下就下来，不要超过40秒！我和政委先上去，然后是共产党员，其他同志在后面跟着，注意安全。假期和黑海疗养院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为了苏维埃祖国！”

美剧里有一个剧情，苏联军队用枪威胁矿工前去救灾；但真正历史中，挖掘地道的矿工都是主动报名的志愿者，他们也完全清楚自己面临着什么。多年之后，经受着病痛折磨的他们依然坚定地表示：不后悔。

在切尔诺贝利的纪念碑上，铭刻下这样一段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挽救这么多的人，而直面死亡，并做出了这么伟大的牺牲”。

正所谓“毛子已死，有事烧纸”，没有话语权的下场，就是任人宰割：英雄变成了莽夫，勇敢变成了无知，牺牲变成了送死，奉献功绩与荣耀也都被一抹而光。同样是核泄漏事故，福岛事故后日本人用隐瞒、欺骗的手法，让非法移民去清理核废物，曾经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但也架不住日本人公关做的周到，这就是舆论场的功效：

16年年底上映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我当时写了一篇影评，也是从艺术成就上赞美了一下这部电影，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了一番。不可否认这同样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也同样是一部恶臭的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头部分被坑杀的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个黑帮大佬，后来越想越不对，经过多方确认，那个形象的原型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汪寿华。

这样的污名化可以说非常过分了，汪寿华是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1日深夜被青帮头目杜月笙指使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是四一二大屠杀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汪寿华被丑化成了一个猥琐的中年男子，在上海养小老婆、畏首畏尾、贪生怕死；而历史中的汪寿华，无论是罢工游行还是起义战斗，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即便在真正的历史中，最后的鸿门宴上杜月笙也对汪寿华表达了由衷的赞赏，甚至说出你跟我干保你不死的话来。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对汪寿华说：“（罢工者）有些人就不想让上海好”——这里的“好”要加一个限定词，是上层社会的“好”。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葛优代表的这个黑道大家族可以优雅，可以腔调，可以罗曼蒂克，想喝粥喝粥、想吃点心吃点心、想跳舞跳舞、想拍电影拍电影、想砍谁手砍谁手、想活埋谁活埋谁……他们自然怀念这个花花世界，自然怀念这个罗曼蒂克。但是这跟上海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没关系，跟码头扛活的没关系、跟街上拉车的没关系、跟工厂劳工没关系，他们是罗曼蒂克下的蝼蚁，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扛起了这个花花世界，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们跟牲口没有两样。

同样，就像为什么我吐槽《黄金时代》，认为它三观不正。历史上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二人本是革命青年，他们想本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的“黄金时代”。电影把他们所追求的、梦想的彼岸定义为“自由”“爱情”，这毫无疑问矮化了那些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先辈。正如切格瓦拉活在了衬衫上，“小小红军”在当今也竟活在了“民国范儿”中。

看导演采访说，《罗曼蒂克消亡史》背后想表达的思想是“反战”，影片英文名The Wasted Times——被浪费的时光——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年代“被浪费”了，罗曼蒂克消亡了，因为战争。日本人打进来了，礼崩乐坏，“中国贵族”也没有了。但是导演意识不到，也没有表达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上层阶级的自我毁灭”是一种注定。都说人类社会分层的金字塔是一种稳定态，但事实上是金字塔形态是最不稳定的状态：下层人想往上爬，想要自己的罗曼蒂克；上层人为了争夺社会资源、为了贪婪，这些都注定会发生冲突。导演在采访时说想通过罗曼蒂克的消亡侧面体现战争的残酷，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种战争是必然。日本人为什么侵华，为什么日本上层阶级要跟中国上层阶级过不去，没啥特别的原因嘛，就是经济危机、为了消耗多余的生产力、爆大舰造坦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占领更多地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走上一条战争的不归路。

更深入的，正是因为属于民国的“上层罗曼蒂克”消亡了，我们底层普通人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罗曼蒂克，我们才能在电影院里津津有味看着影片品评一番。不然像印度那样——社会没有经过巨大的颠覆与革命，依然是顽固的种姓制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谁又能说得准呢？

再说葛优饰演的杜月笙，不管他怎么讲义气，不管他怎么坚定原则不当汉奸，但我就说一个事情，烟馆知道吧，窑子知道吧，大上海烟馆生意被谁垄断了啊？上海郊区一片一片的“吗啡厂”都是谁建的啊？有“官方背景”的杜月笙啊，再后来禁毒局都换成杜月笙的人了。至少一半的窑子也是他们家的，明妓暗娼得给杜老爷“上税”。按理说现在一个涉毒艺人都被当成过街老鼠，没有必要捧一个光明正大贩毒还提供吸毒场所的黑帮老大吧？

导演在采访里说，葛优回国被安检的那个镜头，就是典型意味着“罗曼蒂克的消亡”，你看一个这样叱咤风云的大佬，最后被一个海关小兵，让伸手伸手，让脱帽子脱帽子，这一仗打完，他们的地位全没了。当时我就想，海关安检让你脱个帽子有啥问题啊，凭什么你就有特权啊，非得要国家当你家就满意了啊，就罗曼蒂克了啊。

所以说这些文人、小资产阶级文艺从业者，屁股从来坐不正的，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摆在一个与绝大多数人平等的地位上，天然的瞧不起劳动人民，他们潜意识中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向旧社会那样做老爷，像民国那样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像国外贵族那样罗曼蒂克。一旦他们的特权被新生代的进步势力所摧毁后，也自然会如丧考妣地去怀念那一段“消亡的罗曼蒂克”，本质上讲是怀念他们永不可回的特权。

上层社会的自我毁灭给了下层人民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扫盲运动、消灭传染病运动、义务教育普及，再加上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遍了中华大地最广袤的土壤。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曾经正是消灭了上层的罗曼蒂克，才有了属于我们下层人民的罗曼蒂克。那些曾经的“中国贵族”、民国的遗老遗少，自然可以哀叹于“罗曼蒂克的消亡”，但这说白了还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至少我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发表一下看法：

罗曼蒂克消亡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三）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资产阶级因为其优厚的经济基础，往往能在文化、娱乐、影视、舆论领域占据核心位置，同样大资本控制的文化影视游戏娱乐公司，也是“精神食粮”的最主要产出方——换句话说，这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因此，他们针对于革命、针对于共产主义、针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开展了长久的污名化“诛心运动”。

《一步之遥》这部电影，讲的就是反攻倒算的特权阶级如何“诛心”的。正所谓“改写历史要两根柱子”，第一根柱子就是肉体消灭当事人（镇压革命者）；第二根柱子就是对革命者的“诛心”——让他们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从这个世界上抹去。

于是特权阶层与舆论特权阶层（文人、知识分子）联合进行的污名化运动开始了，历史就这样“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地被改写了：

戴锦华教授就说过，她发现北大学生中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内在的尊重，以及对革命非理性的恐惧，她把这称之为“告别革命的共识”。这就是多年以来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就仿佛《茶馆》中松二爷那句如条件反射一般的：“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我们来看一看意识形态诛心的成效：一项来自法国的调查显示，1957年时有57%的法国人认为苏联是二战时战胜德国的主力；1994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25%；2004年时只有20%的人这样认为，相反有58%的人认为美国是抗德主力。多年以来西方不遗余力的把共产主义、苏联当做他们的假想敌，在文艺作品和舆论战场中极尽抹黑与污蔑之能事，可以说他们达到了想要的目的。

在姜文的另一部作品《邪不压正》中，展示除“污名化”之外的另一种“诛心模式”。亲手杀了师父和师母、把土地卖给日本人种鸦片的朱潜龙，成为了枪毙毒贩、伸张正义的大英雄：

而生前最反对鸦片的李师父，塑像立在了一篇罂粟田上。老三年年祭拜，百姓也年年旁观这种活动：老三成为了受人敬仰的英雄，而李师父在围观群众看来，也是再为老三背书，证明着老三的忠诚与报恩。所以说，立塑像的目的不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诛心，老三通过立塑像，也就获得了对李师父的最终解释权，李师父生前反对鸦片的理念也就永不为人所知。老三不但爆了李师父的头，还诛了张麻子的心。

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消费主义的异化，就是列宁所说的“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三八国际妇女节，来源与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纺织女工大罢工，随后成立了第一个纺织女工工会。此后每年的3月8日，从纽约到芝加哥，从英国到俄罗斯，都有此起彼伏的妇女运动来纪念响应、纪念这次罢工。1921年，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国务院就颁布规定：妇女节（3月8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妇女放假半天。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也会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而当代资本和商家炮制出了“女王节”“女生节”“女神节”等称号，把本该属于革命的节日变成了购物狂欢节，丝毫看不住女性独立与自主的形象，反而就是通过一种“女人买买买就是对自己好”之类的消费主义洗脑，去割广大女性的韭菜。早在恩格斯的年代他老人家就说过，资本主义父权制把女性洗脑成消费者，让她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剁手买买买、通过日益增长的物欲与消费——而不是在生产劳动中去实现，让女性永远无法掌握自主经济权利，成为资产阶级高等男性的附庸。恩格斯批判的物化女性现象过了一百五十年依然大行其道，一如芝加哥工人所奋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一百三十年后依然是劳动者所追求的愿景。

后革命时代，革命就成为了一种“复古”。于是这个“古”就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一种更高明的诛心模式，曾经革命所反对的群体，反而获得了这个“古”的最终解释权。革命已死，死于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