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我也有许多话，想对朋友们说。
咱“牲产队”的时政读者：公务员，退役军人，教师，医生，国企工程师，大厂程序员，外企白领，银行职员，快递员，券商从业者，学生，农民……
很难找到一段适合所有人的文字，索性，我囫囵一番。
士农工商，毛主席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而我们的公务员同志，无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都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具体执行者。
重要性，不言而喻。
高层一直强调，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重中之重，在选拔。
如何把合适的人，输送到关键的位置呢？
答案在待遇。
士为知己者死，待遇分两块，一曰物质，二曰荣誉。
物质方面，目前之国力，可供调节的空间有限。当然，东部沿海各省区市，公务系统的阳光工资，并不寒碜。
而我党异于其它政党者，在于卓越的宣传组织能力。
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以政治地位，替代真金白银。辛弃疾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为利为名，得其所哉。
另一方面，由于较为动荡的当代史，咱国人，多数缺乏完全感。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高储蓄与对体制深沉的爱。
前段时间，《无名之辈》公映，许多媒体人批评马先勇想做辅警的不合逻辑。
不就是一个辅警吗？有必要如此？
还是那句话，一些公知不了解咱们的基本盘。
多少人，为了口公家饭，说破了嘴，跑断了腿。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赴科场。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找到组织，找到组织，组织意味着安全感！
不信？你问问下岗工人，问问民办教师，问问满大街的劳务派遣，问问一个月领60块养老金的农民，问问快递小哥。
队长我在早年间，生活所迫，干过一段时间送快递、送外卖的活儿。
工作地点在帝都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每天闹钟叫醒，夜里倒床就睡。
最爽的是，发工资那天一口气吃三屉扬州小笼包。最惨的是，出交通事故后，瘸着腿被客户数落。
最大的收获是，深刻体会到了阶层深深的壁垒。也开始明白，所谓“底层不上进”，多么无可奈何。
而舆论对底层的百般指责，也会延续到公权力身上。
当然，我不是为行政乱象辩护。我赞同舆论对于权力的监督，我只是不认可媒体资源的“认屁股不认理儿”。
再说直白点，大概率上，权力只会对赋予他权力，或可能使他失去权力的实体负责。
媒体亦然。
所以，为人民服务与依靠媒体监督，较量的是行政机关的运行常识，以及媒体的“落腚点”。
在这件事情上，太祖说，人民监督。从大治到大乱，后来人说，党内监督。
而谁来监督监察机关呢？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形成闭环的链条，是没有办法走出的制度迷宫。
从《希腊城邦制度》的诞生到今天，给出答案者寥寥。
咳咳，不提也罢。
不可监督，便会将海清河晏，寄托于明君，寄托于青天，寄托于好汉。最不济，甘心当一名肥宅。
许多人发现，参与感不重要。
这也是诸多悖论在现阶段的中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缘故。一句话：常识也不重要。
正因为此，我们经常听到，诸如“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到了下面……”一类开脱的话。
又要回到行政成本这个话题上了，即政策制定者如何调动基层“胥吏”的主观能动性。我在被删的《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基本盘2》中，写了不少。
革命战争年代，伟人大手一挥，一些事儿，就能办成。
眼下，在俸禄一定的前提下，措施无非两条，让尸位素餐者下，让能者上。
那究竟如何区别“孙连成”与“李达康”呢？又该如何甄别“马云波”和“蔡永强”？
广义的GDP之外，其实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更加客观的标准。
事实证明，现行的制度可能是最合适的。
事实还证明，与特权挂钩的圈子只会分裂重组，而不会消亡。总有人利用一个圈子打倒另外一个圈子。待到新圈子尾大不掉后，再发动新一轮的人事变革。
螺旋发展，生生不息。
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不吸取教训。
所以，在咱公社内，我反复强调，自古以来，党争之下，派（se）系之间，其无异乎。决定一个阶层行为的，永远是这个阶层最核心的利益。
至于其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需要赶巧。
真的，这句听起来极端荒谬的结论，切切实实支配着行政机器运行的逻辑。
那如何弱化“门户私计”的负面效应呢？答案谁都知道：保持阶层的流动性。
老电影《决裂》里有这样一个桥段，书记反对入学考试，举起一位只上过一年小学的、长满老茧子的铁匠的手高呼：“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矫枉必过正，可同时也容易走向事物的反面。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与“乌合之患”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
我问过家中老人，他们说，那个年代，当兵上大学的几乎都是关系户。
安能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打破，重建，道阻且长。
而新时代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行政透明度的不断完善，必然会形成“仕宦无下品”的局面。
即，公务系统的寒族越来越少。
而寒族中的出类拔萃者，也一定会选择追随赚快钱的行业。
二十年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java，python，c++，才是穷人不多的出路。
程序员外，医生，国企工程师，教师，算是半条路。
为什么是半条，因为来钱慢。
虽然慢，但在经济下行之际，也是不多的避风港。
而风浪一旦来临，毫无抵抗力的，首当无产者。
何为无产者？没有编制且资产不抵二线以上城市两套房的人。
添一句，无产者共有的特征是，其资产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冲击下，都会大幅缩水一次。
冲击包括：失业，通胀，疾患，还有日渐平庸。
可在这个逻辑下，农民一定得单独来聊。
首先要问，农民是有产者吗？显然够不上。
是无产者吗？自家地里刨食，不太贴切。
队长我认为，大多数农民应该归于享受最低社会保障（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无产者。
集约化、机器化之下，发生在神州大地的“土地规模化运动”，势不可挡。
作为缓冲，“新农村建设”与“精准扶贫”，利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托底了基本盘。此中托底，从农业税全面取消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实施。客观而言，是地产经济二十年的福泽。
农村兴修的水利，城镇的绿化，棚改区的改观，便捷的交通，舒适整洁的广场，乃至“胥吏”们的工资福利，都离不开国家财力的蒸蒸日上。
其中，地（zhai）产（wu）贡献几何，大家各自心中有数。
虽然，相当一部分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基建事业，就短期投资回报而言，不令人满意。
但往往，政治账是长远角度的经济账。
硬是要分开，则一定会得出“谨防高铁灰犀牛”这样的结论。
就像我们聊“振兴不了的东北”，南方人会说，占用那么多国家资源，应该再来一轮“大下岗”。
东北人说，想当年，咱那旮旯的煤啊、石油啊、农副产品啊，都是一车皮一车皮的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了。
人不能过河拆桥不是？
源于此，宏观政策之制定，本是公平与效率多方博弈下的产物。
我们要打击的，是从东北流向海南地产的账户，而不是撒在关外基建与养老上的雪花银。
全国一盘棋，紧跟大方向。
站在这个角度，再去感受感受高层多次提及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感受分税制的初衷，感受新时代下的吏治改革。
归根到底一句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冲突时，以中央利益为重。
循着这个逻辑，来看广东、辽宁、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腐败窝案，看上层建筑的更新迭代，心里该是要敞亮些吧。
至于有朋友会得出结论，地方利益属于“圈子内”，中央利益属于“全国人民”。
大体上没错，但也有bug。
Bug之一便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兄弟，多次成为了“不得已”下的代价，这一最广大的群体，在过去的危机中，都成为了压力释放区，而磨难重重。
随着“农民圈子”盘面不断缩小，失去了“泄洪区”，在无法持续做大蛋糕的前提下，该如何化解由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带来的新危机呢？
再一轮“供给侧改革”？抑或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危机倒逼出的改革方案，是否总是有效？
于外部环境走向收缩的当口，我想，最大的变数，是如何调动中国人民做好自己的事情。与其坐而联想，不如奋起华为。
备战备荒为人民，天方佑中华。
百十年前任公说，少年强则国强。最后一些话，对咱队里的年轻朋友再唠叨一遍！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写到：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为什么我们这些过来人，总是劝少年，读书正当时。
多半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一旦过了三十而未立业，被世事人情锤之后，便容易与自己的平凡和解。
那种“什么也锤不了我”的劲儿，存在的年头，屈指可数。
光阴流转，待到为人父（母），为人夫（妇），牵绊多了，便难以从容。
三十而立另一层意思是，四十不立。
所以，我劝励志科研人，咬咬牙，读完博；我劝满腹经纶辈，行万里路，识千百人；我劝少一些挥斥方遒，少一些指点江山，多一些脚踏实地，多一些夙兴夜寐；我劝所有的想法，提上日程。
这些，恰是我对自己生活的反思，是往事不可追。
五柳先生说，觉今是而昨非。终归因为，该做的，没有做。
该读的书，该行的路。无论大环境如何变化，年轻当时，需干正事。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