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领导人用四川话，对着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将军们讲到：裁军100万。
彼时，解放军人均军费仅占美军的1%。
过了一年，一位青年从遥远的边疆复员，投入家乡经济建设。
平白无奇的是，青年的意志，很快在农村苍白的生活中，消磨殆尽。后整日游荡，染上了一身痞气。
小镇就那么大，小镇青年的日子，就那么回事。但凡新开了娱乐场所，大家伙趋之如骛，借此释放过剩的荷尔蒙。
同一时期，“奇装异服”开始蔓延到天高皇帝远的镇上。
其实，早在数年前，《北京日报》曾刊发过题为《不能眼看这些青年堕落下去》的读者来信。来信里说：
有十几个青年男女，在伴着音乐跳扭摆舞。他们每人一副“麦克式”眼镜，女的装着奇怪的上衣和喇叭裤，南的除穿喇叭裤以外，头上戴红、绿色形状像烧饼的小帽，蓄着长发，留着小胡子。他们尽情模仿西方的那一套，一边唱着下流的歌曲，一边把屁股扭来扭去，脚摆来摆去，跳一种莫名其妙的舞，令人作呕。
不久之后，轰轰烈烈的“严打”展开，许许多多“犯了事儿”的奇装异服，被押上绿皮东风，游街示众后，纷纷陷入了命运的泥淖。
前车之鉴，青年的父母，卖掉了家里的耕牛，在亲戚的运作下，把青年送进了镇武装部的衙门。
往后的日子虽然清闲，但不至于提心吊胆。青年剃回了板寸，看起来依旧精神。
很快，媒人找到了家里。邻村的姑娘，眉目清秀，教人喜欢。
大红的鞭炮，大红的喜帕，大红的灯笼，还有醉人的女儿红。农村的喜事儿，操办三天，寓意吉祥。
乡镇宁静的生活，总不知会被什么所打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价格双轨制”所诱发的社会不公加剧。一场影响广泛的争论，在庙堂上发酵。
关于物价问题的争议，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某位雷姓副局级干部，“大嘴巴”般地对物价问题发表了意见：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就会走向反面。
时任领导人指责到：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惹得一位老革命，赶忙岔开话题。
不久之后，老革命带上雷大人，巡抚广东。而雷大人被推上了改开最前沿阵地——海南。
多番论证后，高层《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里，提出改革方向：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逐步取消价格双轨制，有条件的产品价格逐步接近国际市场价格。
然而，“闯关”一役，并未取得预想中的胜利。无数居民的财富，在短时间内，遭到洗劫。
江湖之远，清水衙门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农闲时，青年会帮着营务几亩旱地，补贴家用。而自从有了娃，家里开销增加，贫贱夫妻，日子恓惶。
同期，熬过了灰暗的时光，“奇装异服”们，做倒爷的，干泥瓦匠的，跑运输的，风生水起。
千里之外，因为投机倒把罪被批捕的胡金林，逃亡到吉林夹皮沟的丛山之中。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温州。借着政策的东风，坐了66天牢的胡与兄妹合资办厂，又因为生产资料供应不畅，很快倒闭。屡败屡战，终成“五金大王”。
他的故事，写在了《温州一家人》的剧本之中。
类似身影，在青年的家乡，并不罕见。乡镇经济虽然异军突起，但原材料上的短板，始终制约着其做大做强。
得生产资料者，得天下。
冒着极大的风险，青年从信用社贷款，与人合办了一家预制厂。
熬过了八十年代漫长的时光，农村被解放的生产力，变成了农民口袋里的现金，而房屋改造成为了农村资金最重要的流向。
预制厂的生意，好得惊人，崭新的生活，铺展在了青年面前。
不顾家人的担忧，青年辞去了武装部的工作，专心投入到工厂的管理。
嗅到腥味之后，临近的村庄，纷纷组织人力物力办厂，办新厂。政策的驱动下，各级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了工作的重头戏。
就如同雷大人主政的海南，由上至下的政策，一旦与由下至上的群情结合，便会诞生出数不清的荒诞。
大至一个省级行政区，小至一个村落，在“无为而治”的思路下，群众爆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催生的泡沫，会在短时间内，幻灭。
青年的预制场，也陷入了借贷—扩大产能—恶性竞争—资金链断裂的怪圈。
一场争吵后，大着肚子的妻子带着老大回到娘家。老迈的双亲躲在角落，面对天文数字般的债务，瑟瑟发抖。
天无绝人之路，良好的出身加上办厂时出众的能力，给甲方爸爸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位老兵的张罗下，青年穿上了国企的蓝色制服。
单位主营航空配件生产，是著名的三线建设工程。厂子里的人，讲着好听的普通话，吃着香糯的商品粮。
青年干得异常卖力，妻子却为此付出了引产的代价。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留在农村的发小们，年复一年背负着沉重的税赋。脸朝黄土背朝天，岁月的皱纹，密密麻麻。
工人与农民强烈的身份差别，刺激着青年。
90年，浦东挂牌。又两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高层共识。言下之意，计划的归计划，市场的归市场。
把话讲明，则是计划的，要适当少一些。那么，被计划的人，将要被推给市场。
回顾这段历史时，贾樟柯所拍的《二十四城记》里有这样一个片段：
工人问厂长：“20多年，我有没有迟到？20多年，我哪年不是先进？”
但是……
作为补偿，青年下岗后，去到了村上的小学，干代课老师。与其他下岗工友不一样，青年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
他甚至发现，教师队伍，藏龙卧虎。
这与彼时，国家为了培养师资力量，对“中专师范生”的就业倾斜不无关系。引导之下，大量“尖子生”成为了基层教育事业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末被“游行”累及的一批高材生，在特殊的考量之下，下放基层，沦为臭老九。
是金子在哪都闪光，这话有几分道理。教育战线，跟着一群武林高手，青年有样学样，进步飞快。
唯一的缺憾，是微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家人。权衡过后，妻子南下广东，成为了流水线工人。
两三年时光，入世大门开启，工厂的订单飙升。有人吃肉，有人喝汤，有人粗茶淡饭。
妻子多次询问青年，商量一同南下的事情。
许多抉择，教人难受。妻子寄回家的钱，除了还清欠债外，还变成了一幢洋气的二层小楼。邻里们来祝贺，青年无心接话，闷在一旁。
青年有着自己的打算，儿子一天天长大，丢给老爹老娘，难以放心。
妻子说，一个代课老师，说不定哪天，就不让干了，不如早作打算！
一语成谶，随着自然村的合并，以及出生率的降低，全县教师供需出现了不平衡。
君不见，一些优秀教师，干起了门房的活儿。代课老师转正，或称民办转公办，搅得整个小镇气氛凝重。
最终，学历不过关的青年，再一次被时代遗弃。
面对命运不公，有人激进，有人沉沦。激进者一纸诉状，北上鸣冤。沉沦者几壶浊酒，了却残生。
青年收拾行李，来到了妻子的城市。
龙岗，大良，乐从，顺德，容桂，惠阳，板芙，大涌，龙华……
遍地机会，为小镇青年准备的机会。
小镇青年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哼着歌儿来，热情洋溢，这让他想起来自己的学生，此时，青年变成了微微谢顶的男人。
令她苦闷的是，除了简单的重复劳动，男人对技术性工种的适应能力，严重不足。他能听懂领头的指令，却指挥不了自己的身体。
教师生涯带来的腰肌劳损，时刻折磨着流水线上的他。每次走出车间，背部总是硬邦邦的一片，如坚硬机床一般。
于是，夫妻俩张罗着，开家店。
说干就干，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工厂门口支了个摊，卖些炒饼炒面，包子混沌，全是辛苦钱。
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难，一年四季，刮风下雨，歇不了三五日。起得早，睡得晚，整日忙活。
女人心想着，把儿子供出来后，就回老家。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是笔不小的开销。
以前的工友们，多半开始缴纳社保了，这教女人心慌。虽然，她嘴里说着，往后养老靠儿子。而村子里的故事总是，儿大不随娘。
那就只能多赚钱呗！
宁静的时光，被工厂内迁打破。报纸上说，沿海地区，一般加工制造业，用工费用太高，需要“腾笼换鸟”。
“麻雀”们散落各地，留下处空荡荡的摊位。
恰逢儿子高考，女人决定返乡，照顾儿子起居。男人去到了另一个镇上，带着使命，留下了。
白天，男人接接零工，屋顶防水，通下水道，搬家货运。晚间，守在地铁口，当起了摩的师傅。
甚至，他还弄来辆破三轮，贩上几十斤水果，走街串巷，沿街叫卖。
一次，女人对男人讲到，想在县城首付一套房子。
男人问，老家县城房子多少钱一平米。
女人说，快一万了。
男人说，哦。
年底，租住的房屋外挂出了大红的横幅：争创国家级卫生文明城市。
男人的摩的事业与水果生意，走进了死胡同。无奈之下，他回到了老家。又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我们小区，当了名保安。
每次遇到，我会踢过去一根白沙道：老兵，来一口。
他从不推辞，吸上一口，眼里放光。遇上我遛弯，就凑过来扯些过去的事情：部队，武装部，学校，工厂，小吃店，摩的，小镇……
时间久了，呆滞的工作，容易教人意志消沉。男人坐在石凳上，看小区的女人们跳广场舞，眼神游离。
后来，男人消失了很长时间。听邻居说，他疯了。
我问，怎么回事。
邻居说，那日男人穿着古怪的衣裳，带上音响，在小区里跳特别奇怪的舞蹈。那种舞，还是几十年前见过的。
我说，跳跳舞，不挺好么。
邻居说，他边跳，边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怎么劝都停不下来。
其实，那种舞我早听说过，需要配上摇滚乐，喇叭裤，长发，墨镜，还有荷尔蒙。
荷尔蒙就是青年，青年就是希望。
再后来，男人回到了镇上，小镇却没有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