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赌局：甲午战争的财政密码 | 李墨天

在那场被称作“百年大计在一战”的战争中，联合舰队踩着北洋水师的残骸为日本拿到了一张列强俱乐部的入场券。自此，春帆楼留给历史的便不再是雕梁画栋和港口小镇的恬适美景，正如它门前的那座石碑所云，“今日国威之隆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此地亦俨为一史迹。”

日后的著作不厌其烦的还原着谈判场景：意气风发的日本首相如何要挟与讹诈，既缜密又凌厉，大清国裱糊匠如何苦撑与妥协，既辛酸又耻辱。谈判的每一个来回，仿佛都是那段历史的缩影，尤其是那段国人耳熟能详的对话：

“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尚未下咽，饥甚！”

如同历史盖棺定论的那般，甲午年的那场战争是大清国支离破碎前的最后一声闷响，但日本人也绝非早早成竹在胸，对他们来说，春帆楼的29天，也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赌博。

决定这场战争输赢的，不单是海军的吨位、吉野号的舰速和北洋水师拙劣的迎战阵型，更加是两个东亚国家在财政机制和筹款动员等方面上演的幕后硝烟。

后来居上

对李鸿章来说，去下关谈判是个不得不应的差事。

原本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却被日本认为级别不够。清政府自然也知道，对方想让更显赫大臣去谈，但和谈这等屈辱之事，贵为皇亲的奕忻自然不能去，差事就落在了因为战败刚刚被摘了黄马褂的李鸿章头上。

载着李鸿章一行的德国商船在下关进港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北国寒冬并没有挡住日军的攻势。一个月前，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攻占了旅顺的日本陆军摩拳擦掌期待着“直隶决战”，联合海军则等待着大本营的命令，随时准备向台湾挺进。

紫禁城做好了赔钱的准备，但李鸿章还是提出在议和之前，先进行停战谈判，以解除日本对北京城的威胁。只是除了拿欧洲列强来做挡箭牌，他手上也没什么别的牌可以打。

他和伊藤博文算的上老相识，十年前在天津，两人一起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再度相聚，免不了一番寒暄。李鸿章索性借机说起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同文同种，理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携手抵御欧洲列强。看起来是闲谈，也是在暗示伊藤博文，不要提太过分的要求。

伊藤博文却没跟年长自己18岁的李鸿章客气，耐着性子说完了外交辞令后，首相还是没忍住出言讽刺的欲望，“十年前与中堂在天津会面时，中国就已经开始效法欧美革新，怎么到今天也没什么变化呢？”

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李鸿章听了自然心里不是滋味。但他自知理亏，只好顺着对方的话，把日本的“日新月盛”赞扬了一番，又说中国“地广人众”、“囿于习俗”，改革只能慢慢来。

刚刚露出眉目的刀光剑影又暗了下去，两人默契的开始讨论双方的施政和相关人员，算是礼节性的闲聊。只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清楚，冲突的种子早在十年前会面时就已埋下，在那次爆发于朝鲜的“甲申政变”中，清军武力扫除了朝鲜的亲日派，连日本公使馆都被大火焚毁。

第二年，北洋水师出访日本长崎，提督丁汝昌特意率领舰队绕着濑户内海与东京擦肩而过，接着才在目的地长崎靠岸。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拊膺长叹，“丁汝昌是在向我们示威呢，说日本的内海就是北洋水师的妓院。”

伊东祐亨断然不会想到，九年之后，自己会在威海卫亲手埋葬这只海军。当时，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号与镇远号，称得上东亚最强战舰，这让日本军方第一次看到了与中国海军切切实实的差距，也让伊藤博文这个主和派变成了扩充战备的支持者。

伴随伊藤博文在1885年升任日本首相，他与后来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长）松方正义、两任外相（外交部长）井上馨和陆奥宗光形成了军备铁三角。外交部门一边与列强修好，一边向清廷放低姿态，以便为军备扩张谋求时间。松方正义则改变了一贯的财政紧缩策略，通过提高酿酒税、烟草税，满足军队的新增支出。

由于税收的扩大，海军获得了每年300万日元的“军舰制造费”，但这不足以满足他们野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作为权宜之计，军方聘请了法国人白劳逸出任造舰顾问，并采纳他的“防御型”思路，建造了三艘相对廉价的四千吨级海防舰“三景号”。

1891年，北洋水师开始了第二次秀肌肉式的出访，相比中国六艘威风凛凛的铁甲舰，联合舰队只有还挂着帆缆的“扶桑”号能出来撑撑场面。昭然若揭的差距让日本媒体有些看不下去，《每日新闻》就在那篇《沮丧的海军》中颇为愤慨的写道，“大清国的海军就停在眼前，人们居然还默不作声。”

第二年8月，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成立，海陆军阀悉数被请入。在三个月后的第四次帝国议会上，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海军增兵方案：用6000万日元建造包括四艘铁甲舰在内的共计73600吨的舰队，并据此要求增税。

尽管提议没有被在野党认可，但伊藤博文得到了明治天皇的支持。天皇在那年颁布的诏书中宣布，今后六年间，每年将拿出皇室经费的1/10用以支持海军扩充，并命令官员将10%的薪水上缴国库，补贴军舰建造。

众议院则通过了一个六年共计2000万日元的预算草案，开始向英国订购战舰。这也标志着联合舰队从白劳逸的“防御型”思路，转向了针对北洋水师的“进攻型”思路。

李鸿章并非不清楚联合舰队的种种动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宰相秉承着“避战求和”的外交哲学。正如他与伊藤博文在1885年“甲申政变”后的谈判，李鸿章本可以借着清军的胜利向日本施压，但他却主动承认了两国对朝鲜的出兵权，为甲午年的祸端埋下了隐患。

哪怕到了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发兵的档口，清廷依然没有统一的口径。李鸿章和慈禧太后依然想通过外交手段，借助英俄势力从中调停来解决。一方面，这是“避战求和”方针的延续，另一方面，李鸿章也清楚，自1888年起就再未添置新战舰的北洋水师，已经有些落伍了。

直到夏天来临，意识到战争迫近的清政府终于开始敦促李鸿章整顿战备，后者则称需要户部筹措“二、三百万两”白银。这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执掌户部的恰恰是自己的死对头，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除了一张“该衙门知道”的空头支票，李鸿章什么都没有拿到。

日本人的侵略被翁同龢看作是扳倒李鸿章的绝佳机会，他希望北洋水师能够跟联合舰队拼个你死我活。年轻的光绪皇帝也站在了老师这边，频频催促李鸿章积极迎战。在紫禁城的政治斗争中，左右为难的李鸿章做出了一个战略上最拙劣的决定：向朝鲜派出小规模的增援军队。

这恰好是伊藤博文最希望看到的情况：中国派出一支力量有限的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却让日本有了足够的开战借口。他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朝鲜，但清政府却一直举棋不定。战争期间，翁同龢的党羽对北洋水师的责难从未停歇，在持续的内耗中，中国失去了所有机会。

当双方坐在谈判桌前，李鸿章能拿出手的也就只有“人种文物相同，利害关系尤切”这样的“大道理”。只是日本人并不领情，参与谈判的外相陆奥宗光就这样评价：“他如此高谈阔论，不过想引起我国同情，间用冷嘲热讽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狡猾却也可爱。”

当时的新闻记载，第一天的会谈结束，李鸿章步出会场时还带着笑容，这天的谈判像是例行公事的会晤，一点没显露出什么剑拔弩张的氛围。

但很快，李鸿章就笑不出来了。

狮子开口

对于日本可能开出的价码，李鸿章自然有过心理准备，但事实证明，他还是低估了伊藤博文的胃口。

伊藤博文提出的停战条款包括由日军暂时接管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清军则将三地的军火与补给留给日军。同时，在停战期间，日本还要接管天津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路。这意味着清政府要把北京城周边最后的关隘，拱手交给日本人。

这样的停战条件让李鸿章大惊失色，连连呼喊“过苛过苛”——一旦条件被接受，伊藤博文就可以仗着日军控制了京畿门户，在接下来的议和谈判中漫天要价。

日本人则有自己的算盘，按照陆奥宗光的说法，日本军队在中国节节胜利，他和伊藤博文自始至终就没想过停战，而是打算直接开启议和谈判，一边打一边施压。但李鸿章提出先进行停战谈判，出于不违背国际外交准则的原因，他们只能开出苛刻条件，好让李鸿章撤回停战要求。

面对张开嘴的狮子，李鸿章又说了一番 “中日切近邻邦”的大道理，接着讲起了和伊藤博文的私交，表示这样的条款“万难应允”。伊藤博文也干脆换上了铁面孔，称“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停战条款“万难再减”。

无奈之下，李鸿章提出先搁置停战条款，转而让伊藤博文先开出议和条件，但后者显然不可能亮出自己全部的底牌，坚决要求先对停战条件做出回复。李鸿章知道这次不能再拒绝，只好表示自己无法立即决定，需要和紫禁城商量之后，“迟数日再复”。

“几日？”伊藤博文追问。

“一礼拜后。”

“太久！”伊藤博文并不满意，“贵大臣究竟几日答复？”

“四日后答复。”李鸿章改口。

“三日须复，愈速愈妙。”

伊藤博文的焦急并非没有原因，谁都知道夜长梦多的道理——自战争打响，欧洲列强就紧盯着渤海湾的风吹草动。春帆楼的谈判开始前，英国也曾应清政府的请求，从中进行调停。对东亚虎视眈眈的欧洲人始终是个难以规避的风险，他们必须尽可能快的清政府就范。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从1894年7月两国正式宣战算起，战争打了不到一年，日本已经花掉了一亿日元的军费。就在谈判开始前一个月，政府又刚刚向议会提交了新一轮1亿日元的军费预算增加方案。

身为首相的伊藤博文比谁都清楚，日本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已经加满了杠杆，国内紧张的财政就快拖不下去了。

1894年8月初，甲午战争全面爆发时，大藏省（财政部）便向议会提出了一个假定战争进行一年半，总计1.5亿日元的预算方案。当时日本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8500万日元，更何况上一年2600万日元的国库结余都已经拨付给了军队，1.5亿日元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文数字。

伊藤博文最先想到的是号召民众与富商捐款，这种想法在当时笼罩日本的战争狂热中确实有一定民意基础，他相信只要募集1500万日元，加上国库拨付的2600万日元，就能至少先满足当年的战争开销。

但提议遭到了刚刚从大藏省退休、熟悉日本财政体系的松方正义的反对，他觉得首相过分高估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他坚信与清王朝的战争开销绝对不会低于一亿日元。在松方正义的游说之下，日本政府依照他的“国债筹集思路”，在8月15日发行了一笔30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不过，这也只能支撑半年的战争。

9月的国会会议上，伊藤博文又提出了借外债的方案，为未来的持久战做准备。当时，英国曾提议向日本提供一笔两亿日元、利率仅有4%的贷款，但松方正义又一次投了反对票，他对“向欧洲人借钱”这件事深感抵触，坚持通过国内市场筹措资金。

最终，松方正义联合日本央行总裁川田小一郎，说服国会以发行国债方式筹措军费。那年10月，天皇裁准了大藏省提出的1.5亿日元的战争预算，松方正义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确保战争机器顺利开动的财政指挥官——而这是一场比战争更加大胆的冒险。

11月，第二次总额5000万日元的战争公债正式发行，为了确保国债顺利募集，日本央行承诺民间金融机构可以用国债做担保，向日本银行贷款，以打消金融业对市场资金流动性的担忧。

两次国债的发行还算顺利，一共募集了9030万日元。不过，大藏省考虑到国内经济体系的承载力，没有将募集资金一次性拨付给军方，而是把两笔国债分成8次及7次分期拨款，军队每月获得的预算只有500万日元出头，但维持战争却要花掉1000万日元。

难题并没有解决，为了填上资金缺口，松方正义选择了向日本央行短期借款的方式填补超支军费，同时利用央行管理国库的便利条件，直接挪用了存于国库的政府收入，实现“预支”国债收入的效果。等到战争结束，再用后续的国债填上贷款和挪用的窟窿。

借助这种用短期资金为周期较长的国债赢得时间的办法，松方正义在闪转腾挪间保障了战争的开支，又尽可能的维系了国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战争并没有他料想的那般一帆风顺，军队的开销也不如伊藤博文所承诺的那样平稳。

到1895年初，原定的澎湖与台湾作战还没开始，钱就已经快花完了。这一年2月，政府再次向议会提交了1亿日元的军费追加方案，此时，松方正义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在央行与国库间周旋了——那么多出来的钱，就只能让让清政府来报销了。

压力转而落在了伊藤博文肩上，他不能让蛰伏了十年的日本打一场亏本的战争。对他来说，下关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是场赌博，他需要赶在国内财政失控与列强插手前，让清政府接受苛刻的议和条款，实现利益最大化。

日本首相走了一招险棋：这天的谈判结束后，驻扎在澎湖的联合舰队收到了攻击命令。李鸿章并不知道日本对澎湖的作战部署，他只是在电文中根据日方的停战条件，建议山海关与天津的清军严密防备。紫禁城则传来指示，只同意支付日方军费，停战条件中的其他条款概不接受。

1895年3月24日下午，李鸿章第三次走进春帆楼的会场，正式拒绝了停战条件，并要求伊藤博文亮明议和条件。日本首相并没有正面回应，反而谈起了各地的风土民情，像是有意缓和会谈的气氛。但说到台湾，锋芒还是亮了出来，“我国之兵现攻往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

李鸿章脸色一变，立刻就意识到日本很有可能会在议和中要求割让台湾，便旁敲侧击的提醒伊藤博文，称台湾与香港临近，英国势必会出面干涉。接着又含蓄的暗示，欧洲列强不会坐视日本宰割中国。

伊藤博文也知道，一旦条件公布，欧洲必然会有所反应。不过向台湾进军是他用来威胁李鸿章的最后一张王牌，他相信再无退路的清政府，无论如何都会接受自己的议和条件。

但那天下午的一声枪响，打乱了所有的安排。

波澜顿起

谈判在下午四点结束，李鸿章照旧乘轿返回寓所。轿子行进至引接寺门口那段蜿蜒的山路时，路边的一个年轻人突然从人群中窜出来，掏出一把手枪，朝着轿子里开了一枪。

子弹打碎了李鸿章的镜片，击中了左眼下方。负责护卫的日本警察旋即拔刀驱散行人，将轿子送入引接寺，凶手小山丰太郎则在逃跑途中，被在场的宪兵抓获。

现场顿时一片慌乱，反倒是李鸿章并没有太惊慌，按照当时目击者的回忆，遇刺后的李鸿章“用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并无震惊的神色，态度泰然自若”。

真正着急的是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前者正与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商议第二天的谈判，刺杀的消息传来，他马上让李经方回去照顾父亲，自己则前去给伊藤博文报讯。

国外使节在本国遇刺，无疑是个天大的外交丑闻，在日后的回忆录中，陆奥宗光曾沮丧的表示，“这次事件，比起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

伊藤博文则在公文中解释的更加清楚：他原本就担心欧洲列强出面干涉，如今的刺杀事件更是给了他们借题发挥的机会。另一方面，一旦李鸿章借此事来博得欧洲的同情，也会让日本的处境急转直下。

最为讽刺的是，行刺发生的地点恰好在日本为了保护李鸿章安全设立的宪兵支部门前，旁边还有一个警察局。

为了谋求补救，伊藤博文在第二天就请来了日本陆军的两名军医总监负责治疗工作，接着，东京帝国大学的德国教授斯库里巴也加入了治疗团队，他们都收到了首相的指令：坚决不能让李鸿章使团的随行医生在媒体面前露脸。

这只是危机公关的第一步，明治天皇与昭宪皇后的使者先后赶到下关，送上礼品与慰问函。有了皇室的带头，各路人士纷至沓来，幽静的寺庙一时车水马龙。大大小小的报纸也相继造势，《时事新报》就曾发表过一篇用力过猛的评论，大骂小山丰太郎“乃我等日本国民不共戴天之国贼，虽千百年亦不能忘也。”

凶手的审判相当迅速，不到一周时间，打着“忠君爱国”旗号行刺的小山丰太郎就以杀人未遂被判处无期徒刑。伊藤博文曾先后两次找到主审法官鹤冈琢郎，要求将凶手处死，并允诺为其在皇室谋一份美差，但后者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了伊藤博文。

老辣如李鸿章，自然能看出日本人百出花样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能让这起事件影响了战争的果实。他在送往紫禁城的电文中冷冷的评论，“该国上下礼仪周至，不过敷衍外面。”

伊藤博文当然也清楚，慰问也好、逞凶也罢，都是安抚舆论的表面工作。他此刻最担心的，是紫禁城将受伤的李鸿章召回国内，这意味着之前所有的威胁和讹诈都将付诸东流。若想把主动权继续抓在自己手里，就必须要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

在李鸿章治疗期间，伊藤博文赶往广岛，在御前会议上提出了停战三周的建议。留在下关的陆奥宗光紧盯着李鸿章的伤情，假使其伤势不能支撑谈判继续，他得催促清政府快点另派他人来谈判——战争确实不能再拖了。

不过伊藤博文在停战条件中还是留了一手：他将台湾放在了停战范围之外，刚刚开始的澎湖作战依然可以继续。这份停战条款在四天后送到了李鸿章手上，半边脸还缠着绷带的帝国宰相依然力争将台湾纳入停战范围，但陆奥宗光以“澎湖舰队收不到电报”为由拒绝了他。

最终，陆奥宗光只是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将“除台湾、澎湖外均停战”的描述改成了“奉天、直隶、山东地方停战”，显得清政府面子上好看些。

紫禁城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堪称业余：当李鸿章遇刺的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和翁同龢只是“为之不怡良久”，满朝文武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从天而降的外交筹码。没有人借机做出任何行动，就这样错过了唯一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这是清政府在谈判中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

图穷匕见

与议和条件的文本一起送到李鸿章面前的，还有澎湖陷落的消息——日本人终于迫不及待的亮出了匕首。

还在病榻上的李鸿章清楚，这把匕首会刺向自己的政治生命与身后名节。无论再怎么讨价还价，以一份屈辱的条约为后人所唾骂，已然在劫难逃。

在那份2000多字的《媾和条约》里，除了放弃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放通商口岸和林林总总的商业条例，就是清廷早已料想到的割地和赔款。

李鸿章第二次小瞧了伊藤博文的胃口：日本想要一口吃掉辽东半岛、澎湖和他们尚未占领的台湾。同时，清政府需要拿出三亿两白银作为赔偿军费，除了第一次交付的一亿两，其余五次付款都需要按5%的利率支付利息。

两天后，他在给日方的回复信函中陈述，清政府愿意有条件的接受其他条款，但赔款要求明显超过了日军迄今为止的军费，割让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则是最难以接受的要求。

回复信函发送的当天，北京的诸国公使也收到了《媾和条约》全文，以及清政府的求助。为了在列强面前保持主动，同样的内容也从日本驻外大使馆陆续发出，只不过日本人的目的是利用列强的矛盾，挑起他们对中国领土的贪欲，进而换取对割地条款认可。

正如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向德国外交部暗示的：英国觊觎着舟山群岛，所以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他把英国描述为中国的庇护者，并默许“德国可以做日本的庇护者”，在亚洲对抗英国。

陆奥宗光没有理会李鸿章的回复信函，他对中堂大人的“大道理“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尽量躲开实际问题，一味概述远东大局的危机，赞扬日本之国运、罗列中国内政之困难，一面取悦于人，一面又向人乞怜。“

列强的干预是清政府最后的希望，他们无论如何都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和平。战争期间，清廷分两次向汇丰银行借了280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这些钱要到1914年才能还清。国库早就掏不出钱来了，倘若答应日本的赔款要求，意味着刚刚从鸦片战争的外债漩涡中走出来的清政府，扭头就会掉进一个更大的漩涡里。

紫禁城并非没有想过像日本那样，通过在国内募集公债的方式解决军费。1894年9月，战争全面开打，翁同龢知道自己没办法再拿空头支票糊弄李鸿章，便命户部加紧筹措军费。

焦头烂额的户部大员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从商人身上开刀，但他们也清楚商人们早已对打着爱国旗号的“捐款”深恶痛绝，索性效法日本发行公债，名曰“息借华商”，期限为两年半，年利率7厘，至于发行规模——战事吃紧、财政窘迫，自然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了。

为了杜绝募资中的腐败，户部还专门规定收缴款项绝对没有什么手续杂费，并派出司员到各地监察。但事实证明，种种克扣、威逼和腐败依然层出不穷，艰难搜刮出1100万两白银后，“息借华商”就进行不下去了。

就连伊藤博文都无法理解，他觉得“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按理说应当“财源甚广，开源尚易。”事实也是如此，在战争开打前的十年间，清政府平均每年都有400多万的盈余。1891年的国库盈余甚至多达1000余万。

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陆续打开，贸易额的直线上升让海关关税成为了财政收入的大宗，民族工商业的崛起也让商业税的征收成为了可能，这段时间，清政府的财政运转一度非常健康。

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秉承“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即收多少税就办多少事，中央的财政管理部门一直没有编制年度收支预案的传统。政府的税收并没有放在紫禁城，而是分存于几个省，等待户部调拨。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突发情况，短时间内需要大规模的支出，掌管财政的户部便习惯性的捉襟见肘，只能从民间强行搜刮。

之后的太平天国则给了财政系统最沉重的一击，战争期间，清廷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不得已之下，紫禁城只能将财政权力下放，并让各省自行筹款。

手握财政权的地方大员有了平叛的动力，但放权也给地方截留、虚报税收提供了方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就只列厘捐、盐厘等收入，其他收入一概藏匿。

随着地方财政日趋独立，没有了中央的节制，任户部三番五次筹款，地方各省都有足够的理由不认真办理。

清政府也尝试过夺回全国财政的控制权，但一层一层往上追查，到了李鸿章和翁同龢头上便戛然而止——一个是太后的左膀，一个是皇帝的右臂，夺权也就无疾而终。所谓的“财源甚广，开源尚易”，也就不过是账目绰有富余，国库空空如也。

到甲午战争打响时，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完全依赖于地方，筹款自然举步维艰。整场战争中，清军实际的军费支出只有5000多万辆白银，不到日军的三分之一，而这之中60%都是筹资无路之下借来的外债。

战争期间，朝鲜的总指挥叶志超频频致电李鸿章，请求朝廷拨款拨粮。等日军攻破平壤时，却从叶志超的驻地搜出了价值1000万两白银的金砖与金锭，缴获的粮食够朝鲜的日军吃上一个半月。

哪怕慈禧太后不办那个隆重气派的六十大寿，省下来的钱，恐怕也不过杯水车薪。

事已至此，朝中的争论就只剩下了赔多少钱、割几块地。翁同龢主张“弃辽保台”，毕竟日本还没有打下台湾岛，皇族们大多以“龙兴之地”为由希望留下辽宁，这与李鸿章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原本的底线是“赔款一万万，割地为台、澎”。

英国拒绝调停的消息让清政府雪上加霜，日不落帝国觉得自己更青睐中国东南部的利益，对辽东半岛的易手没有什么干涉的兴趣。反而是俄罗斯表达了一些兴趣，他们不希望日本来妨碍自己在远东的影响力。

这是伊藤博文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把赔款从三亿降到两亿是他最后的让步。现在，欧洲列强都看到了双方的价码，此时的伊藤博文，就只能靠威胁来保护嘴边的这块肉了。

在4月10日的第四次谈判上，礼貌的询问李鸿章的身体状况后，伊藤博文便迫不及待的换上了强硬的面孔。

“今天会谈，中堂只用说‘行’与‘不行’就好。（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难道不许分辨？”

“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大道理也好，旧交情也罢，在亮出獠牙的狮子面前不过是蚍蜉撼树。清廷用尽了所有方法，日本也亮出了所有的底牌。

伊藤博文不会再留下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了。

无力回天

尽管对方撂下了狠话，但李鸿章还是没有放弃争辩，他极力陈述中国的困难，大概是想争取伊藤博文的同情。但几番来回，又不过是“还请再减”与“万难再减”的一问一答。

也许是情急之下，又或者是太想让对方体谅体谅自己的难处，深谙外交礼仪的李鸿章也说了句不太得体的话，“要不你来中国当首相试试？（中国让你为首相何如）”

“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伊藤博文“当仁不让”的表态反倒把李鸿章搞得更加难堪，他又忍不住向对方诉苦，如果按条约赔款，清廷就得再次向列强借高息贷款，“到时付不起赔款，两国又将开战，首相何苦如此相逼？（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不能还，则如之何？”

“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总请再减！”

“无可再减！”

在赔款数额上无计可施后，李鸿章又把话题转向利息。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的赔款都以欧洲金融机构的贷款来支付，但李鸿章提出的减息、先息后本、延长付款周期三个请求都被伊藤博文拒绝。

割地条款也没有什么突破口，李鸿章本希望将营口排除在割地范围之外，并以“日军尚未占领”为由拒绝割让台湾。但翻来覆去了几个回合，也没征求到半点让步。

“日本还没占领台湾岛，为何要中国割让？（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那我们占领了山东省，山东就可以割让咯？（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直到这一天的谈判结束，两人互相告别时，心有不甘的李鸿章还在要求伊藤博文尽量让步，“赔款还须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伊藤博文并非单纯的威胁，会谈的同一天，三万五千名日军从广岛登船，驶向大连湾，准备着一旦谈判破裂，便向北京城发动进攻。清政府也在尝试着最后的外交努力，但欧洲列强依旧不为所动。

陆军和海军都在焦急等待着春帆楼的胜利消息，尽管日本的索求比起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欧洲国家贪婪了无数倍，但始终有来自不谙政治的日本国民的声音，认为伊藤博文对待清政府太过温和，迫使首相必须开出瞠目结舌的和平条件。

财政指挥官松方正义已经为战争负担了2亿日元的支出，其中包括1.55亿日元的军事国债。他们押下的赌注不单单是三倍于战前军费的预算——松方正义对“不借外债”的坚持使得自己受到了本国实业界的不少批评，后者普遍担心，因为巨额资金不断从市场中抽离，民营经济会遭到挤压。

战争后期，公债的筹集也开始逐渐力不从心，日本不得不开始通过行政渠道强制性的付诸实施。福岛县曾依照军事公债的募集成果来衡量政府官员的政绩，日本央行也曾颇为无奈的表示，国债募集“恰如封建时代收取军用资金的套路。”

在日本媒体、国民，还有那些散发着战争狂热的军官眼里，他们的牺牲都需要伊藤博文在谈判桌上拿回来，首相不愿意、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余地。

李鸿章照旧向北京发送电文汇报谈判进展，但紫禁城似乎已经放弃了抵抗。在回复的电文中，紫禁城只是大篇幅的责骂日本人的贪婪与无度，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当然，他们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更没有什么背水一战的资本。

4月20日下午两点半，李鸿章又一次坐上了春帆楼的谈判桌。这天的谈判一直拖到了晚上七点半。陆奥宗光描述说，“李鸿章在下关这么多天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惜费尽唇舌的争辩。”

这也是帝国宰相日本之行中最屈辱与悲凉的一天，尽管伊藤博文已经下达了最后通牒，但没能阻止李鸿章做最后的挣扎。

“上次谈判结束，曾请首相把赔款再减少五千万，如能应允，现在就可以签字。（前临别时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

“如果能让，我们早就让了。（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矣！）”

“五千万不能让，让两千万总行吧？（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说罢，李鸿章拿出一张日文报纸，新闻中称日军军费只用了8000万，但伊藤博文并不认可，“此新闻所说，全是与国家作对；万不可听！”

“不管它对不对，赔款还请多少再减一点！（不必深论，但望减去若干亦好！）”宰相的语气已经变成了恳求。

“如可稍让，尽已让出。”

“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两件皆不能稍减；履次言朋，此系尽头地步，不能少改。”

李鸿章争取到的唯一进展，仅仅是日方同意如果清政府三年之内还清赔款，可以将利息免除，以及五十万两白银的日本驻军军费。

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了——走出春帆楼的李鸿章当即向紫禁城发电报告谈判结果并请求训示。收到电文的翁同龢知道大局已定，索性借口时间太晚，第二天再向李鸿章回复。

后者不会不清楚这又是政敌借机耍的小手段，在4月23日最后一次走进春帆楼的谈判桌时，李鸿章自嘲自己没收到北京的电旨，只能自行签约，也算是正儿八经的“全权大臣”。

这一天的会面，没有什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李鸿章与李经方代表清政府，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讲和条约》上分别签下了名字——也就是后世所称《马关条约》。

李鸿章在当天下午三点便乘船返回了中国，日后余生中，他再没踏上过这片土地。

中日双方在《马关条约》上的签名，1895

帝国斜阳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在第二天返回广岛复命，据说码头上挤满了为他们送行的人群，栈桥都不堪重负塌了下去，搞得陆奥宗光险些掉进海里，把原本要呈给天皇浏览的条约原件也打湿了。

这是一次典型的日本式的胜利：落后时隐忍、追赶时务实、竞争时谦卑，待到有机可乘，便猛地露出獠牙，火中取栗、釜底抽薪。

算上清政府日后支付的3000万两“赎辽费”，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一共获得了2.3亿两白银（约合3.56亿日元）的赔款。其中，7895.7万日元被作为军费收入，用来填补战争期间从央行的借款，以及挪用的国库款。

松方正义——这位战争期间的财政指挥官在战后重回大藏大臣之位，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期间近代财政系统的缔造者，松方正义一手推动了日本的土地私有化和货币发行，并在1882年主导建立了日本央行，顺势打击了因为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的民间金融机构，让中央政府牢牢掌握了财政主动。

按照历史学家估算，甲午战前日本的财政收入占到国民总收入的20%，而清政府的数据还不到3%，在战争结束两年后，清廷才着手组建了第一家银行。

重掌财政后，松方正义希望利用巨额赔款来完善日本的铁路、通信网等基础设施，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军方却提出了一个接近3亿日元的新扩军计划，最终导致了松方正义的辞职。

他的继任者渡边国武依照军方要求，制定了2.77亿日元的军费预算，这意味着清廷的赔款几乎都都被用来实施扩军。原本主张“休养民力”的民选政府也被军方的战争热情感染，批准了新的增税方案与公债发行，这些钱都瞄准了他们下一个假想敌——俄罗斯帝国。

清廷的财政系统则在战后开始彻底崩溃，巨额的外债以及后来的庚子赔款最终拖垮了这个溃烂的封建帝国。而在真正的战火打响之前，中日两国财政上的博弈就早已分出了胜负。谈判桌前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番对话，恰似这场幕后硝烟的概括：

“日本开战以来，未借洋债；中国已借数次，此日本富于中国之明证。”

“此非日本富于中国，日本稍知理财之法。”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通过“国家信用”这个现代财政工具，在战争中最大化利用了金融杠杆，这背后，则是一个强势、稳定的中央政府。而战场另一边，中央与地方长久的分裂也拖垮了帝国的财政系统，与其说日清战争，倒不如说是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与李鸿章的战争。

下关的一个月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成了紫禁城的众矢之的，在唾骂声中度过数月，最终借病遁隐津门。

下关谈判的五十年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与太平洋战场全面溃败，伴随两颗结束战争的原子弹与天皇的《终战诏书》，台湾也终于回归中国。

当时，欣喜若狂的台湾民众马上提笔写信给对岸的朋友和亲人，但经过五十年的日文教育，许多人早就忘了中文字词语法，日文反倒信手拈来，只能凭着仅存的记忆，硬写出几个还没忘记的中文词。

保存到今天的书信里，规范的日文和歪歪扭扭的汉字挤在一起，混杂着横跨半个世纪的辛酸与喜悦。

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历史学家陈寅恪也难掩兴奋，写下了一首《春帆楼》：

取快恩仇诚太浅，指言果报亦茫然。当年仪叟伤心处，依旧风光海接天。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如果觉得好看，请顺手点个赞吧~

注1：日本下关古称赤间关，因“间”与汉语中“马”发音相似，也被中国称作“马关”，日本官方地名中并不存在“马关”。二战后，日本将条约统一称为“下关条约”，中国照旧称之为“马关条约”。

注2：关于甲午战争中日军军费数额、财政规模等具体细节，一直有很多种说法，本文参考的是崔金柱《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及大谷正《日清战争》中所引述经济史学家石井宽治的研究。

参考资料：

[1].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2008

[2]. 蹇蹇录，陆奥宗光，2007

[3]. 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吉辰，2014

[4]. 日清战争，大谷正，2019

[5]. 春帆依旧在，王孝廉，1980

[6]. 春帆楼的迷梦，周源，1993

[7]. 浩瀚大洋是赌场，俞天任，2019

[8]. 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董丛林，2012

[9]. 战争债券与战争融资，谢昌旭，2012

[10]. 1890-1912年间日本军费政策研究，孙涛，2017

[11].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崔金柱，2015

[12]. 甲午战争与清廷财政，梁义群，1988

[13]. 清后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政，齐海鹏，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