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1822年7月26日，拉丁美洲的两位解放者圣马丁与玻利瓦尔会师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二人在房间里密谈了整整两天，之后，圣马丁回到秘鲁，随即宣布隐退，玻利瓦尔成为南美独立战争的唯一领导者。
八年后，拉丁美洲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独立战争落下了帷幕，西班牙帝国的势力彻底退出了美洲大陆。
没有人知道在1822年夏天的那两天里，两位统帅究竟谈了些什么。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重重的迷雾之中，一些缺乏记载的细节久而久之会变成神话与传奇的渊薮。
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西班牙人依然占据着拉丁美洲角落里的一些岛屿，比如古巴。
西班牙在这个小岛上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95年。那一年的美西战争中，在美国的支持下，古巴人终于击败了盘踞在这里的西班牙人，获得了迟到整整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独立。但是，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一样，这个小小的岛屿逃出了西班牙的虎口，很快就掉进了美国的“狼窝”。
当年，在古巴作战的美国人把当地人用朗姆酒、蔗糖和咖啡混合调制的饮料加以改良，把咖啡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可乐，调成了一款后来享誉世界的鸡尾酒——美国人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自由古巴。
▲自由古巴（Cuba Libre）这款鸡尾酒，混合了象征美国的可乐与象征古巴的朗姆酒，其名称来源于古巴独立时期的口号“Viva Cuba Libre!”（自由古巴万岁）
但现实总不像美酒那般香甜。
从1902年被美国正式承认独立以后，古巴的政治舞台上，帕尔玛、马查多、巴蒂斯塔等军事独裁者相继粉墨登场，他们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紧紧依靠美国，使这个新生的国家成为美国工厂主们廉价蔗糖供应地、中产阶级的度假胜地以及登徒浪子们赌博猎艳的“销金窟”。
可乐与蔗糖并没能给古巴带来自由，或许只有来复枪和雨林才是这个国家走向未来的希望。
01
解放
1953年7月26日，圣马丁与玻利瓦尔那次迷雾重重的会面的整整231年之后，27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打响了反抗巴蒂斯塔的“七二六”起义的序幕。虽然这场起义很快被镇压，但菲德尔漫长的革命生涯也就此开启。
三年后的1956年，菲德尔从流亡地回到古巴，带领82名游击队员经过三天的血战，仅剩下12人转入了马埃斯特腊山脉的雨林中继续战斗，在这里，他们组织起了一支武装，成为未来这个传奇国度的基石。
▲卡斯特罗与战友们
那个时候，菲德尔只是一个“模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支队伍里，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一支从属于“革命工人党”的武装力量。
“革命工人党”是托派“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在古巴的分支。
“先知”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与这个加勒比海边的小岛国的渊源可以上溯到1932年。那一年，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桑达里奥·洪科与共产国际发生了争执。当时，共产国际在决议中认为，拉丁美洲各国的普遍存在着帝国主义与当地寡头联合的情况。洪科却认为，与美国关系更密切的古巴是一个例外，为此，他致信共产国际，要求对古巴的特殊情况作出说明。但莫斯科并没有理会他的意见。
与共产国际意见相左的洪科在这一年退出了古巴共产党，并与流亡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建立了古巴的第一个托派组织。到1934年，洪科的组织已经有了600名成员，并成功发起了1935年席卷古巴全国的总罢工。
1937年1月，托洛茨基从法国迁居到了大西洋另一边的墨西哥，第二年，与共产国际针锋相对的“第四国际”在墨西哥城宣告成立。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遭到暗杀，两年后，洪科也在一次集会上中枪身亡。此后，经过数年的起起伏伏，到1950年代，第四国际的中心迁到了美国纽约，而托派在拉丁美洲的领导权渐渐落到阿根廷人波萨达斯手中。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波萨达斯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也许是因为拉丁美洲这片土地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影响，他的理论存在着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内容，比如，他相信未来的核大战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将在核大战之后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他还对UFO的研究有着极高的兴趣，他认为，UFO的存在证明其他星球存在着社会主义，因为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才能产生出星际旅行的技术，而驾驶着UFO的外星人或未来人类将会领导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
▲波萨达斯认为，降临人世的UFO将开启一个新的“革命高潮”
波萨达斯离奇荒诞的理论让他的名字在他的同路者中总是引起复杂的情感。1953年，围绕着领导人帕布洛的种种引发争议的主张，第四国际渐渐分成相互对立的两派。当时波萨达斯站在了帕布洛一边，但帕布洛对这位支持者却很难说得上有几分认同。在前者于1980年去世的时候，帕布洛在悼词中无不嘲讽地说道：
“波萨达斯为了不断革命四处步道，甚至遍及宇宙。”
1950年代，波萨达斯领导下的拉丁美洲托派组织对古巴的革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卡斯特罗最艰难的游击岁月里，“革命工人党”的武装一直与他的游击队并肩作战，直到1959年将巴蒂斯塔的统治彻底埋葬。
▲革命成功后的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
除了波萨达斯以外，托派的其他组织也一直关心着这支革命力量：它有着浓厚的左翼色彩，而处在全面收缩中的苏联赫鲁晓夫政府却对它漠然视之。
在卡斯特罗取得政权之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甚至认为：“古巴是继早期苏俄之后，第一个拥有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的领导者的工人国家，是目前所有工人国家中最先进的政治领导机构。”
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也有着苏联不能比拟的吸引力。1960年2月，法国哲学家萨特成为第一个到访新古巴的西方知识分子，他满怀激情地称赞它，是“革命的蜜月”。这位因波匈事件而激烈批评赫鲁晓夫，并不惜与法共分道扬镳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在古巴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社会的希望。
02
撕裂
在西方左翼力量把目光投向古巴的时候，苏联却正经历着一场急速的收缩。
1953年，斯大林去世，政权几经辗转，落到了赫鲁晓夫手里。这位矿工出身的领导人在接任的最初几年里，想尽一切办法修正着与西方的关系：他解除了对西柏林的封锁，与西方在奥地利问题上达成协议，使之成为永久中立国。而在东欧，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政治遗产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苏联的影响力：他主动向铁托递去了橄榄枝，还允许波兰等国对原有体制进行小范围的修补。
但是1956年，波兰与匈牙利的反苏情绪却引起了赫鲁晓夫当局的警觉。在几经权衡之后，他决定出兵匈牙利，逮捕了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平息了那里的事件。
匈牙利事件震惊了一直对苏联抱有极大好感的西欧左派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苏联于东欧一度是“乌托邦”般的存在，甚至对它们显而易见的问题也选择视而不见。流亡法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就曾经被一位法共的精神科医生犀利地嘲讽过：“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是疯了。”
1946年，为了捍卫苏联的名誉，萨特对好友加缪展开了无情的批评，经过数年的争吵，最终到了决裂的地步。这两位存在主义大师之间友谊的破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一大令人扼腕的悲剧。
▲1946年至1952年，以苏联是否存在“古拉格”为焦点，萨特与加缪这对好友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
但是，1956年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却深深刺痛了这些忠实的追随者——据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消息传来，正在罗马参加宴会的萨特愤怒地将杯中的威士忌大口大口灌进嘴里，而一旁的意大利画家古图索甚至流下了热泪。
在愤激之下，萨特开始日以继夜的完成他的《辩证理性批判》，曾经被他目为“理想国”的苏联则渐渐成为他批判的对象。而在哲学世界之外，萨特也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另一种可能——位于拉丁美洲的古巴。
在1960年2月到访古巴之后，新古巴在萨特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他撰写评论，接受采访，宣传革命后古巴社会的巨大改变，甚至希望古巴革命的成功能够带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走上相同的道路，直到改变整个世界。
当萨特在同一年的夏天到访巴西时，“古巴”已经成了他演说的一大主题，迎接他的横幅上赫然写着：“萨特万岁！古巴万岁！”
当萨特为代表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将改变世界的理想都寄托在新古巴身上的时候，历史的改变却让人猝不及防。
1961年，43岁的肯尼迪成为了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这位唯一的天主教徒总统在任仅仅两年多，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星球的历史。
1961年1月20日，在就职演说中，肯尼迪杀气腾腾地说道：
“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
这位极具攻击性的新总统给美国带来了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全球战略，他开始部署美军介入越南战争，并安排中央情报局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1961年4月17日，一支由古巴流亡者组成的1400人的队伍在两名中情局官员的指挥下在古巴西南海岸的“猪湾”登陆。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古巴新政府取得了胜利，1000多名入侵者被俘，90人被击毙。
猪湾事件”使得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不得不放弃了走“中间路线”的可能性。苏联也开始对曾经忽视的古巴投来关注的目光：当时，美国开始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导弹，威胁苏联本土。而作为反制，苏联决定在古巴这个“新盟友”的土地上部署导弹。
1962年10月，美国侦察机发现了古巴部署的大量中程导弹与核弹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猝然拉开了帷幕。
一年前还被视为“第三条道路”起点的古巴，一夜之间成了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桥头堡”，这也许是整个世界都没想到的巨大变数——世界重新回到了“美国或苏联”的单项选择之下。
03
迷茫
古巴导弹危机只有短短的十三天，但却决定了古巴未来数十年的命运。
美国对古巴的全面禁运一直持续到四十年后的2011年，为了维持经济运转，古巴不得不加强了与苏联等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联系，不断地向他们出售蔗糖、雪茄、咖啡，以换取外汇和各种工农业和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
即便如此，对美国社会极度失望的青年人们还是把古巴当成了理想社会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据点”。1969年，五百名美国青年绕过重重封锁线，取道墨西哥来到古巴。他们与古巴人一起劳动，帮助他们收割甘蔗，参观古巴工厂、农田，听古巴人讲革命理论。到1970年，已经有三批近千名美国青年在美方的重重干扰下来到古巴参与劳动。
但是，这些满怀理想的青年人所做的毕竟只是杯水车薪。革命后，古巴的大宗商品出口和物资供给还是高度依赖各个社会主义“兄弟”。1963年，苏联与古巴签订了《换货协定》和《提供贷款协定》，并正式承认古巴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1972年，古巴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经互会”，正式成为苏联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员。
而对全世界，尤其是欧美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来说，古巴的剧变似乎说明，“冷战”已经没有了可供缓冲的余地，自己的命运渐渐被绑在了“冷战”这架冰冷的战车上。对苏联的幻想渐渐被遗忘，而西方漫长的停滞与通货膨胀依旧困扰着年轻人，政客们所标榜的“自由”与“民主”已经渐渐失去了魅力，反而让社会陷入更深的迷茫之中。
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他的《单向度的人》。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匠直言，在资本统治下的发达工业社会，人们已经渐渐失去了为改变生活而自由思考的能力。在全书的最后，马尔库塞提出了对西方种种困境模糊的解决方案：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的力量掩盖在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证明背后。他们开始拒绝参加比赛，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曾经塑造了法国思想界二十年辉煌的“3H”的光芒渐渐被“3M”压了过去。
“3H”是三位德国人，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法国学界眼里，他们是现象学的开创者，而现象学又是风靡法国的存在主义发展的基石。“3M”则分别代表马克思、马尔库塞和远在东方的革命领袖。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1845
▲1968年夏天的巴黎街头
欧美青年人已经不满足于解释世界，左翼将自己的理想付诸了改变世界的实践：黑人民权运动、性少数者平权运动以及法国1968年的“红五月”很快波及到整个西方。
1968年5月的风暴中，几乎每一个参与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读过萨特的书，而萨特也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支持。
但是到了五月风暴过去之后，存在主义仿佛一夜之间沉寂了下去，尽管萨特本人还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1980年，萨特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五万人参加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葬礼——这是自1885年雨果去世以来，法国最盛大的送葬场面。
有传言说，萨特在临终前想起了曾经与自己绝交的加缪，说他是“自己最后的好朋友”。
1980年，波萨达斯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终其一生，他没有等得来那场核大战，UFO里也没有走出改变世界的全新人类。
与萨特身后的哀荣相比相比，波萨达斯临终前几乎已经被世界所遗忘。1965年，为了躲避当地警察的追捕，波萨达斯派的总部从乌拉圭转移到了智利。1973年，智利爆发政变，美国支持下的军阀皮诺切特枪杀了民选总统阿连德。此后，波萨达斯不得不在欧洲辗转流亡，直到1980年客死意大利，围绕在他周围的“波萨达斯派”也渐渐销声匿迹。
就在波萨达斯去世的那一年，年近七旬的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获胜，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
一个新的十年拉开了帷幕。
04
星空
当年波萨达斯所畅想的核大战后的世界革命与UFO引领下的社会变革，可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里根却让世界相信，“冷战”将切切实实变成一场“星球大战”。
1983年3月，里根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要将战略导弹防御网部署在大气层之外。第二年，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组织”成立。人们开始发现，当自己的脚步行进得足够遥远，自己也越来越显得渺小，在技术将“世界”拓展到无限广阔的外太空时，个人如同尘埃一般。
强大的武器震慑着地球上每一个人，而权力则通过语言、行为，一步步“规训”人的身体，塑造人的言行。
1984年6月，米歇尔·福柯在法国巴黎硝石库医院去世。当初，在自己的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曾经审视过这座医院在历史上的作用：四百多年前，统治者定义了“疯癫”，并将疯癫者关进了名为“总医院”的收容机构，对他们施以残酷的虐待。
从“疯癫史”的研究出发，福柯认为，话语、行为和无孔不入的监视与监督，都反应着“权力”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一时间，福柯的研究如石破天惊，很快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所提出的问题与理论，至今仍是世界思想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如果说萨特代表的是1968年以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意识”的话，福柯可能代表着1968年以后那些犀利地批判和解构权力体系的知识分子。有思想史家甚至说，萨特“可能代表着福柯在努力构建自己思想时所反对的一切”——尽管在七十年代初，二人曾经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经历。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大阵营之间针锋相对的世纪仿佛画上了句号。西方看起来取得了胜利，但支撑西方社会那些曾经神圣不容质疑的理论基石，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时候，远在加勒比海之畔的古巴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资源匮乏，外援断绝，美国也加紧了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离美国最近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
与苏联相比，这个与美国隔海相望的小国看起来是在是微不足道。它国土狭小，经济结构简单，大片的土地种植着需要外贸消化的经济作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锁中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2016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了古巴。回想起四十多年前，1959年，革命刚刚成功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访问美国，见到了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那个时候，古巴还曾想过要维持与美国的关系，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但好战的肯尼迪却关上了美古关系的大门，两个近邻之间开始了半个世纪的仇视与隔离。
谁也没想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国依然挺立在美国的卧榻之侧，而且依然保持着高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同时还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完全消除了饥饿的国家。
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颜色。
半个世纪以前，极具攻击性的肯尼迪关上了古巴和其他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第三条道路”的大门，迫使急切找寻世界未来方向的西方青年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在美苏等大国之外找到理想乌托邦的道路。这促使他们把对西方社会深刻的批判付诸改造西方社会本身的行动，开辟了平权运动的新道路。
1963年8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肯尼迪眼中“经常制造麻烦的暴发户”，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are created equal."
半个世纪以后，黑人奥巴马成为了美国第44任总统。在古巴诗人、革命家、建国英雄何塞·马蒂的纪念碑前，两国领导人在各自的国歌声中肃立。
▲奥巴马访问哈瓦那，在何塞·马蒂纪念碑前参加欢迎仪式
2016年11月25日，90岁的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去世，他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就此落下了帷幕。对古巴，乃至对整个拉丁美洲而言，一个属于英雄的世纪缓缓落下了帷幕。
六十三年前，在“七二六”运动失败后，卡斯特罗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我知道我会被迫沉默多年……但是我的声音不会因此被压下去，哪怕我最感孤独的时候，我的胸中也聚集着力量，不管那些没有心肝的懦夫怎样隔离我，打击我，我心中的热情也会迸发为我的声音。”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那个时候，卡斯特罗或许不会想到，短短数年之后，自己领导下的古巴革命将会成为撬动整个西方思想界与社会的支点，而他的理想国，将屹立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侧，谱写出至今未曾完结的历史传奇。
参考资料：
曾淼《世界托派运动——组织、理论及国别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
[美]罗·杰·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高铦 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
李利军 《萨特传》辽海出版社 1998年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法]迪迪埃·埃里蓬《福柯传》谢强，马月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