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二十五年 | 牛皮明明

文 / 野七 牛皮明明

1993年2月，柏林国际电影节。

评审席上，张艺谋被其他评审团团围住，大家正在为两部电影哪部应该拿最高奖项金熊奖而僵持不下。

争论中，评审们话锋一转，突然问张艺谋：如果两部电影并列，会怎么样？

之所以这么问，因为这两部电影，是李安的《喜宴》和谢飞的《香魂女》，都是中国人拍的。

张艺谋笑着说：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会很高兴！

评奖结果出来，两部中国电影，都拿了金熊奖。三个月后的法国戛纳，陈凯歌带着张国荣和《霸王别姬》，又拿下中国第一个金棕榈。举国沸腾。

1993年，中国电影集体爆发，人们奔走相告：中国电影终于站起来了。

谁会想到，25年后，跟张艺谋、陈凯歌都合作过的编剧芦苇，会满怀伤感地惋惜：

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陈凯歌和张艺谋

01

 

1982年夏，北京城烈日滚烫，北电宿舍里，张艺谋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当时，张艺谋刚从北电摄影系毕业，想留北京，却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到南宁后，张艺谋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成绩，让学校请他回去。

张艺谋没想到，请他回北京的，会是他的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毕业去了北京儿童制片厂，进厂就任副导演。1983年，广影厂厂长魏必达请陈凯歌导戏，给他两个剧本，陈凯歌选了陕北题材的《深谷回声》，还提了一个要求：摄影能不能让张艺谋来？

魏必达厂长很爽快：那没问题。

不久，拍完《一个和八个》的张艺谋，往包里塞了一张照片，坐火车去了北京。那照片是陕北大鼓，几十个汉子一起打，场面宏大，黄土飞扬。陈凯歌看了，觉得震撼，就把电影名改成《黄土地》。

《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摄影张艺谋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晚上跟陈凯歌住进窑洞，睡土炕，听陕北老汉唱民歌，拉家常。

这一年，张艺谋33岁，陈凯歌31岁，陕北的冬天干冷、荒芜，就像那些年的中国电影，还没从样板戏中缓过来。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玩了命要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

《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恭敬地对鞋说：

你跟我不易，现在电影拍完了，我要把你留在这儿。

一旁的陈凯歌，拍拍裤腿的泥：张大师，你辛苦了。

当时的中国电影就像这帮年轻人一样，除了一双踩烂的鞋，就剩一双没鞋的脚，路全得自己趟。

《黄土地》剧照

02

 

《黄土地》还没公映，几个主创就出名了，因为电影拿了奖。

在国内，《黄土地》拿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国际上，拿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中国电影上一次在国际上露脸，还是20年前，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

最终，《黄土地》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代表作，但张艺谋不甘心只做摄影的“张大师”。

1987年春天，张艺谋等来了《老井》。导演吴天明觉得张艺谋有农民气质，就问他：敢不敢演男一号？

张艺谋说：《老井》不怕砸，我就敢试。

吴天明定了张艺谋做主演，剧组炸了锅，人人反对。张艺谋也不说什么，背起铺盖卷，就住到了太行山下的村子里，剃了光头，穿上大腰裤，每天光着膀子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干了两个月。

开拍后，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拍完后饿得差点晕倒。

1987年，《老井》上映，张艺谋一个人拿了金鸡、百花两个影帝。摄影和演员的最高奖都拿了，张艺谋决定做导演。

张艺谋想拍《红高粱》，就到北京找莫言买版权。见到莫言，张艺谋还没开口，莫言就说：你真像我们村子里的人。

就在北京军区大院的筒子楼里，莫言800块钱把《红高粱》卖给了张艺谋。

《红高粱》开拍前，莫言带张艺谋回到老家山东高密，挨家挨户发动老乡，将胶河岸边的100多亩地，种满了高粱。

1988年，汤臣集团的徐枫拿着《霸王别姬》的小说找陈凯歌时，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在柏林拿下了中国第一座金熊奖。

柏林一家电台发表影评：拍摄《末代皇帝》的贝托鲁齐也要向张艺谋请教。

5年后，张艺谋又到柏林，以评委的身份，给谢飞和李安颁了奖。

莫言和张艺谋

03

 

1993年，从柏林回国后，张艺谋带着剧组，匆忙赶到西安，他要给即将开拍的《活着》中的“福贵”选宅子。

几个月前，张艺谋的文学高参王斌，抱着一摞小说，气喘吁吁地扔给张艺谋，指着最上面一本：这篇还没发表，余华催着要，你快看看，最好明天就还我。

那篇小说就是《活着》，用整整一夜看完后，张艺谋开始犹豫了，到底拍余华《河边的错误》，还是这部《活着》？从6月纠结到11月，张艺谋终于下定决心：拍《活着》。

张艺谋让王斌找葛优做主演，葛优问：女的是谁演？

王斌不假思索：当然是巩俐。这时候，42岁的张艺谋眼里，只有巩俐。

《活着》的剧本，张艺谋让余华来来回回改了三四遍，基本都是为了增加巩俐的戏份。巩俐也很珍惜：我要在35岁前嫁给张艺谋，给他生4个娃儿。

《活着》中“福贵”的宅子，最终选在了距离西安不远的孟店村。

这一年8月，拿到100万美金投资的姜文，在北京宣布《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开机那天，现场挂一副对联：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拍完《大太监李莲英》，脱下戏服，27岁的姜文突然想当导演了，他跟王朔熟，到王朔家串门，王朔塞给他一本《收获》，上面有王朔的新小说《动物凶猛》，姜文带回家，从半夜两三点看到天亮，激动得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

姜文拍电影只看质量，不计成本，为了剧本中简单的6行字，他可以动用20辆坦克、10多架飞机，以及上千群众演员。

《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一周，投资人给的定金就花光了，姜文只好厚着脸皮，到处欠账。

更让姜文雪上加霜的，是一家云南地产公司的突然撤资，使得电影拍摄几乎进行不下去了。没有投资，姜文就自己垫钱，最后所有积蓄都用光了，刘晓庆赶来救急，把自己的存款，连同妹妹、老妈的存折，都交给了姜文。

后来，昆明一家公司投了180万，《阳光灿烂的日子》才得以继续往下拍。

42岁的张艺谋眼里，只有巩俐

04

 

1994年1月，用完25万尺胶片后，《阳光灿烂的日子》终于拍完。在此之前，中国电影用胶片，没有超过20万尺的。

进入剪辑阶段，后期做了不到一半，姜文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咬牙坚持两个月，完成了初剪，片长4个多小时，没钱继续剪，也没钱做拷贝，电影只能晾着。

王朔到处打听，给姜文找来一个法国制片人，看完4个小时《阳光灿烂的日子》，法国人赞不绝口：

谁要是错过了这部电影，就等于错过了大师费里尼的处女作。

法国人安排姜文到德国做后期，去之前，姜文用家里的摄像机，对着剪接机拍了十几分钟，就用这样寒酸的方式，姜文把样片寄给了威尼斯电影节。

让姜文惊喜的是，刚到德国第一天，就接到威尼斯选片人的电话：姜文先生，恭喜《阳光灿烂的日子》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9月，电影节获奖名单出来，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刚满18岁的夏雨，成了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不久，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1995年度全球十大佳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排在第一，风头十足。

这一年，成为国际影帝的，还有37岁的葛优。《活着》拍完后，张艺谋带着葛优、巩俐到戛纳参赛，跟昆汀的《低俗小说》、杨德昌的《独立时代》同时入围，最后《活着》拿了评审团大奖，葛优拿了最佳男演员。

姜文带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回国首映，很快就引起了轰动。上映后，在一张电影票五块钱的年代，一口气卖了5000多万，成为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

而张艺谋的《活着》，拍完就成了禁片，在国内无法上映，亏了2000多万。

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05

 

那年在票房上败北的，不止张艺谋一人。

1994年七八月间，在张艺谋拍过《红高粱》的宁夏镇北堡，一个腼腆的香港年轻人，在宾馆房间外徘徊，犹豫7天之后，终于叩响了房门。

这个年轻人是周星驰，房间内的人，是刘镇伟。这时候的他们，正在拍《大话西游》，周星驰找刘镇伟，是要谈自己对电影中孙悟空的看法。

周星驰想在电影里呈现不一样的表演，刘镇伟告诉他：去看看金凯瑞的《变相怪杰》，好好研究研究。

之前两人合作《赌圣》，在香港创下4000万的票房奇迹，使得刚刚过去的1992年，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周星驰年”。这一次，他们拿了6000万港币的投资，想赌一把大的。

100天后，《大话西游》上下两部，在宁夏镇北堡杀青。春节前，《大话西游》在全港60家影院同时上映。

借着周星驰的名气，两天内票房就卖到了500万，但到了第三天，情况急转直下，观众纷纷叫嚷“看不懂”，看到一半愤然离场，票房也一跌到底，两部加起来，最终只收回5000多万。

《大话西游》赔了，周星驰成立不到半年的电影公司“彩星”，也随之倒闭。

为挽回损失，周星驰和刘镇伟赶紧又拍了一部《回魂夜》，最终票房也只有2000万，惨不忍睹。

在一片叫骂声中，刘镇伟离开香港，去了加拿大，周星驰则在一片黯淡中咬紧牙关，准备突围。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06

 

周星驰的突围，在1996年完成。

这一年，周星驰在香港一家中餐馆吃饭时，认识了名厨戴龙，两人聊了一个通宵。几个月后，周星驰自导自演拍了《食神》，上映后，出乎意料地卖座，成为香港当年的票房亚军，周星驰奇迹般地突围。

1996年2月，巩俐结婚，新郎不是张艺谋，巩俐告诉她妈：黄和祥很会心疼人。

张艺谋痛苦不堪，一个人躲到澳大利亚疗伤。期间，他看了一本小说，叫《晚报新闻》。

失去了巩俐，张艺谋决定把这部以男人为主的小说拍成电影，起初定名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后来改为《有话好好说》。

从澳大利亚回国，拿着国外投资商的2600万投资，张艺谋找来刚演完《秦颂》的姜文，准备大干一场。

开机不久，投资方发现女主角不是巩俐，非常生气，当即撤资，只留给张艺谋600万。

电影已经开拍，钱却没有着落，再去找国外的投资，层层审批，远水救不了近火，电影拍摄陷入僵局，张艺谋一筹莫展，向好友张伟平诉苦：《有话好好说》可能要搁浅，投资方对这部电影没信心，解约了。

张伟平拍着张艺谋的肩膀：所有问题，最容易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需要多少，我给你投。

拿到张伟平投的2600万，张艺谋顺利拍完《有话好好说》，但到了发行阶段，第一次投资电影的张伟平，也没辙了。从法国电影发行公司谈到国内的公司，最后只卖了800万。张艺谋觉得愧疚，向张伟平道歉。

张伟平很仗义：不就是亏了点钱吗？这次亏了，咱下次赚回来。

1996年12月，张伟平成立“北京新画面”电影公司，正式成为张艺谋的投资人。

几个月后的北京电影局，一个年轻导演被约谈：你拍三部贺岁片，就让你拍《一声叹息》。

年轻导演叫冯小刚。在这之前，他的电影一个接一个被毙，为了保住《一声叹息》，冯小刚决定向商业妥协，并立下军令状，三年拍三部贺岁片。

冯小刚和王朔

 

07

 

90年代中期，国产电影上座率直线下降，零拷贝电影越来越多，中国电影跌入谷低。

告别每天凑钱喝酒、找女孩跳贴面舞生活的冯小刚，跟王朔去了趟北影厂，找到厂长韩三平跟前，说想拍电影。

韩三平：好啊，非常欢迎，你们有钱吗？

冯小刚：带着钱来的。当时《编辑部的故事》正在全国热播，冯小刚不差钱。

韩三平：那随便，你们想怎么拍怎么拍。

在这之前，按照规定，冯小刚是没资格拍电影的，因为他既不在电影制片厂，也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

冯小刚拍完三部贺岁片的1998年，在纽约画画的陈丹青，接到一个电话：最近出了一个人叫贾樟柯，拍了部电影叫《小武》。

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几天后，陈丹青收到了《小武》的录像带。

看完录像，陈丹青感叹：这次对了！中国电影导演，终于有人摆脱了主旋律。

贾樟柯二十岁那年，看了《黄土地》，便下定决心要拍电影。他自学画画，拼命看电影，考了3次，终于考进北京电影学院。

备考时，贾樟柯买过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第六代”导演，贾樟柯被其中一个故事深深打动：

为了拍《冬春的日子》，王小帅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

毕业后，追随着王小帅的故事，贾樟柯筹了20万投资，租了设备，带一帮同学，坐上回老家山西汾阳的火车，用21天时间拍了《小武》。

1998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小武》都拿了奖，28岁的贾樟柯从此成名，但在国内，《小武》被禁，成了“地下电影”。

这一年，海峡对岸的台湾高雄，拍完《海上花》后，51岁的侯孝贤坐在家里，抽着烟，一遍遍翻《资治通鉴》，并计划去新疆勘景，他要在下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里，为自己圆梦。

贾樟柯《小武》

 

08

 

1998年秋天，华谊广告公司两位创始人王中军、王中磊商量后决定：转型做电影。随后，他们投了转型后第一部电影——姜文的《鬼子来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姜文又琢磨着拍新片，他选了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生存》开拍后，姜文改名为《鬼子来了》。为了场景更真实，姜文在唐山迁西县潘家口水库边的山坡上，花80多万，搭建了一个村庄。

除了读文献，看战争电影和纪录片，姜文还让剧组在北京密云一个武警训练基地军训了一周。

《鬼子来了》拍得很慢，摄影顾长卫告诉姜文，不能拍成黑白的，因为设备不齐，技术也不成熟，但姜文坚持要黑白的。

1999年，《鬼子来了》在唐山杀青，用掉了48万尺胶片，成本比原计划的2000万超了百分之三十。

经历了长达9个月的剪辑后，终于在2000年5月21日，《鬼子来了》出现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并被阵阵掌声包围。

这一次，姜文拿下了仅次于金棕榈的评委会大奖。

但在国内，《鬼子来了》被禁止公映，姜文也被禁止五年内不能再担任导演。

至于被禁的原因，一直是个谜。有人说，是因为姜文没有经过审查，私自把电影拿到国外，还获了奖。也有人说，是因为电影中农民们没有反抗，没有红军，也没有游击队。

姜文被禁时，一个叫娄烨的年轻导演，把刚刚剪辑好的《苏州河》，寄到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那时候的娄烨还想不到，五年后，他将面对和姜文一样的命运。

 2000年之前十年，是中国电影刚刚起步的十年，也是导演吃糠咽菜的十年，更是中国导演拿奖拿到手软的十年。

姜文《鬼子来了》

09

 

2001年的冯小刚，经常被噩梦惊醒，不是因为电影，而是因为心脏病。冯小刚很害怕，手边随时备着速效救心丸，怕死的他把正拍的《大腕的葬礼》，“葬礼”俩字都给去掉了，改成《大腕》。

《大腕》后期制作时，冯小刚给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女老板讲了一个故事，女老板当场把翻译给公司联合主席盖瑞斯。

盖瑞斯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冯小刚的故事，当即表示：

下一部，就拍这个。

这个速度让冯小刚很震惊，作为好莱坞三大电影公司之一的哥伦比亚，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要历时几个月，才能送到盖瑞斯桌上，而这部电影，从创意到拍板立项，前后不到半小时。

更让冯小刚震惊的，是日渐破冰的中国电影市场。

有人问冯小刚，《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侵略，是引狼入室？冯小刚答得很干脆：是狼狈为奸。

向来敏感的冯小刚隐约感到中国商业片的时代，似乎就要来临。

真正的大事发生在两年之后。2003年，中国电影关键一年。

《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出台，打破了过去只有国家指定的16家电影制片厂才有资格拍电影的行规，任何国有、民营企业都可以投资制作、发行和放映电影。

中国电影完全市场化。就像《大腕》里那句台词：

中国这音像产业，油水大了。

这一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王小帅、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现场一位官员的话意味深长：

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贾樟柯套用诗人北岛的一句诗：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10

 

冯小刚讲给女老板的故事，就是《天下无贼》。

《天下无贼》总投资3000万，一部分来自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还有一部分来自冯小刚的老东家“华谊兄弟”。

剧本很快写好后，冯小刚想着抓紧拍出来，跟张艺谋投资一个亿的《英雄》一较高下，没想到剧本审核还没过，《英雄》就在人民大会堂首映了。

《有话好好说》失败后，张艺谋为了不再辜负张伟平，毫不犹豫地转向商业片。拍《英雄》，很大程度上，张艺谋是受了李安的刺激。

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在美国拿下了奥斯卡四项大奖，举世轰动。《卧虎藏龙》开拍前，李安到北京找女演员，一起吃饭时，张艺谋还给李安推荐了刚拍完《我的父亲母亲》的章子怡。

《英雄》的故事，是在北京团结湖附近的一家豆浆店聊出来的。

为请到李连杰，张艺谋费了不少工夫。当时李连杰刚拍完好莱坞的《龙之吻》，片酬7000万，张伟平给《英雄》的投资，是一个亿，能给李连杰的片酬，最多3000万。

张艺谋托人把《英雄》的剧本带给了在美国的李连杰，几个月过去，渺无音讯。

张艺谋不甘心，给李连杰经纪公司打电话、发传真，一直得不到明确答复，后来张艺谋实在等不住了，就写信给李连杰：

20年来，你一直未与内地导演合作过，希望念在同胞之谊，我们合作拍一部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电影。

李连杰被感动了，飞到北京，跟张艺谋见面，这才勉强同意了3000万片酬。

《英雄》拍摄时，需要很多树叶，拍摄地额济纳旗自然保护区的叶子不能摘，张艺谋拿出当年拍《红高粱》，在山东高密种一百亩高粱的劲头，到村里挨家挨户收叶子。

2002年12月，《英雄》上映，国内票房2.5亿，到国外上映，又卖了将近12亿。

庆功宴上，张伟平喝醉了，搂着张艺谋脖子：哥哥呀，你比亲哥哥还亲。

《英雄》李连杰

11

 

可《天下无贼》的剧本审核，还是没有通过，冯小刚只好把目光投向了作家刘齐的《老吴太太》。

2002年秋天，冯小刚向刘震云诉苦，《老吴太太》改编陷入了僵局，刘震云劝他：创作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

于是，冯小刚放弃《老吴太太》，改拍“向生活要艺术”的《手机》。

《手机》上映是2003年，这一年，26岁的宁浩，在香港没买手机，给自己买了条金链子。

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宁浩，带着处女作《香火》，从东京到香港，拿了不少奖。那时候开始，宁浩每拍一部电影，就奖励自己一条金链子。

吃糠咽菜的宁浩去内蒙为拍艺术片《绿草地》，把自己都拍破产了。

9月份，草原的夜晚很冷，宁浩带大家捡一堆牛粪，点着取暖，蒙古包被点着了，大家就提着几把对着铁桶撒尿灭火。

《绿草地》拍了4个月，期间，拉演员的汽车翻了三次，不断有人骨折、受伤、离开，到杀青时，60多人的剧组，只剩11个人。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拍电影破产的青年，后来会变成中国最赚钱的导演之一。

这一年，在一个国际电影节上，姜文和一位国内管电影的领导相遇了。

领导问姜文：你怎么不拍东西了？

姜文：让我拍吗？

领导：谁说不让你拍了？谁能拦得住你姜文拍电影啊？你姜文拍电影肯定有市场，应该抓住机遇。

这一年，姜文正式解禁。娄烨却正式收到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五年内，禁止拍任何电影。

拍《绿草地》时的宁浩

12

 

姜文回国后，说干就干，拉上好友马珂，成立了“不亦乐乎”工作室，两人分工明确，马珂负责给姜文提供充足的子弹，姜文专心让电影飞起来。

姜文瞄准的，是女作家叶弥的《天鹅绒》。

姜文找叶弥买版权，叶弥说：你姜文拍电影，我要啥钱啊，送你得了。后来姜文听说叶弥喜欢北京的红心萝卜，姜文送了她几大筐。

《天鹅绒》到了姜文手里，就变成了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姜文的工作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有棵松树，姜文跟一帮编剧到树下，经常读剧本到深夜，没有灯，他们就打起手电筒。剧本改到第27稿时，姜文才满意。

姜文说，《太阳照常升起》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拍摄时，一点也不敢马虎。

后期给电影做配乐时，姜文找了久石让。姜文不满意久石让的第一稿，就飞到日本，和久石让面基。

姜文执意说想要莫扎特的效果，久石让气急败坏反问，世上有几个莫扎特。他扔掉烟头，摔门而去。那天，久石让扔了两次烟头，摔门三次。

但最终，久石让还是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所有配乐。

《太阳》投资8000多万，跟英皇的投资人杨受成见面时，姜文就说：大哥，这部可能不赚钱，因为这不是个商业片。

杨受成说：没事儿，我是一个要脸的人，我不在乎钱。

公映后，果然如姜文所料，最终票房只有1800万，亏得一塌糊涂，姜文赚钱是6年以后的事了。

姜文拍《太阳照常升起》

13

 

2005的陈凯歌，一定会怀念的他和张艺谋拍《黄土地》的日子。

这一年，陈凯歌的《无极》上映，电影的不知所云，加上对拍摄地香格里拉造成的生态破坏，使得各大官媒网媒一片笔诛口伐

一个叫胡戈的年轻人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点击量比电影还高，

恼羞成怒的陈凯歌，将恶搞视频作者胡戈告上了法庭，信誓旦旦的他，不无自信地说：10年之内，没人看得懂《无极》。

但这部电影并没有耽误陈导赚钱。

同样开始赚钱的还有拍《绿草地》的宁浩，快要破产的他在香港遇到了刘德华的合伙人余伟国。

余伟国告诉宁浩，他看了《绿草地》，觉得很有喜感，问宁浩想不想拍一个喜剧片，他们投五百万，具体故事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宁浩觉得自由度高，就签了合同，回到北京就开始准备《疯狂的石头》，拍摄地选在了热气腾腾的重庆。

找演员时，宁浩想请小陶虹，发了一封邮件过去，小陶虹没接，徐峥看了邮件里的剧本，特别喜欢，给宁浩说他想演。

宁浩预算不多，只能跟徐峥实话实说：我没钱，请不起你。徐峥回他：

别谈钱，谈钱伤感情。

徐峥拍了20天，宁浩给包了个一万块的红包，徐峥转手就送助理了。

《石头》票房过了三千万，十倍投资票房比，破了纪录。对于宁浩的商业成功，这只是刚刚开始。

买了《石头》版权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对宁浩说：

你这片子卖多少钱不重要，关键是如果挣来钱，我都投给你下一部电影，挣多少我投多少。

《无极》片场

14

 

这是中国电影最财大气粗的时代。

2006年3月11日，《满城尽带黄金甲》新闻发布会上，当张艺谋说：这是一部为巩俐准备了10年的电影。身旁的巩俐，掩着面，红了眼眶。

拍《活着》之前，巩俐被张艺谋带去长城，爬到一半，突然对她说：

我有一个梦，要拍武则天，让你当一次女王。

《武则天》的剧本，张艺谋请苏童写了很多稿，但一直不满意，跟巩俐分手后，就不了了之了。10年之后，张艺谋实现了他的梦，让巩俐成为了王的女人。

这部电影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投资3.6亿，是《英雄》的3倍多，为王后动用3万多盆菊花、2万群众演员。

12月，《黄金甲》公映，同一天上映的，还有贾樟柯投资不到600万的《三峡好人》。

选择跟张艺谋硬杠，贾樟柯是故意的。他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三峡好人》是贾樟柯在国内上映的第一部电影，他之前的《站台》、《世界》，都没拿到公映许可证。

这次“撞片”，贾樟柯头破血流。《三峡好人》票房30万，而《黄金甲》，国内总票房接近3个亿，到国外上映，又卖3个亿。

张艺谋是当时中国最赚钱的导演，忙里偷闲的他还生了一个女儿。

《三峡好人》剧照

 

15

 

2007年6月29日，美国洛杉矶传来消息，导演杨德昌去世，这位拍下了银幕经典《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台湾手术刀”留下了墓志铭：

爱与希望永远不死。

直到去世前3天，杨德昌还在病床上，画新电影的分镜头。比影迷更加伤心的是杨德昌的前妻蔡琴，她无法从难过中抽身：

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走了呢？ 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纪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让他活在我的歌里吧！

悲痛还未散尽，紧接着，2008年10月18日，浙江上虞的一家酒店里，谢晋停止了呼吸。

得知消息，一直视谢晋为良师的姜文，写了一条很长的短信：

是他使中国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从他三十岁起到今天，半个多世纪当中，他的作品始终深刻影响着中国和中国电影。他是不可替代的。

 十多年间，中国电影大师仿佛上帝按灯般一盏盏熄灭，先是李翰祥、胡金铨，然后是张彻，一个个离开，一个个告别，中国电影里，仅存的一些文人气，自此如风烟散。

16

 

《疯狂的石头》后，让宁浩真正赚钱的电影是《疯狂的赛车》，这次1000多万的投资，是来自韩三平的承诺。

宁浩的做法也相当疯狂：他找来7个编剧同时写剧本，又冒险找来当时没多少知名度的黄渤做主演。

2009年，《疯狂的赛车》上映，票房过亿。宁浩成为国内第四位进入亿元导演俱乐部的导演，前面三位，是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

姜文也不甘落后。

《太阳照常升起》票房大败后，姜文决定拍一部赚钱的电影。史航推荐给姜文一个小说，叫《盗官记》，姜文很喜欢，决定拍成电影，于是有了《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打磨剧本，姜文找20多个编剧，花了两年时间。

请周润发和葛优做主演时，姜文仿古人写了两封亲笔信，这是跟谢晋学的，当年拍《芙蓉镇》，姜文就收到过谢晋的亲笔信。

2010年12月16日，《让子弹飞》全国公映，11天票房破4亿，追平了《阿凡达》最快破4亿的纪录。最终砍下6.59亿票房，成为当年票房冠军。

投资人杨受成，打算给姜文一个红包。姜文拒绝了：大哥，长这么大，没人给我过红包，我也不想要别人给我红包。

说完，姜文发了一个八百万的红包给杨受成。

《让子弹飞》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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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片导演侯孝贤圆梦之路从来艰难。《刺客聂隐娘》从准备案头，到开始拍摄，用掉了他14年时间。

这14年里，侯孝贤拍了4部电影，拍一部赔一部。2007年，拍完法国电影《红气球的旅行》之后，侯孝贤陷入了迷茫：

拍一部赔一部，假使有一天没人给我钱拍片了，我该怎么办？

2012年，《刺客聂隐娘》开拍后，资金常常掉链子，拍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的钱在哪。

等电影拍完，侯孝贤带着《刺客聂隐娘》到戛纳参赛，颁奖仪式前3小时，剧组还没接到走红毯的通知。主演周韵先哭了，说拍侯孝贤的电影比拍姜文的难多了。

直到最后一个多小时，侯孝贤接到通知：请全体剧组做好准备，领奖走红毯。

最终，凭借《刺客聂隐娘》，侯孝贤拿下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刺客聂隐娘》投资9000万，上映后，票房只有5500万，毫无意外，侯孝贤又赔了。

而在《刺客聂隐娘》开拍时，中国就诞生了第一部票房过10亿的电影。

这部10亿电影，就是徐峥的导演处女作《泰囧》。

拍完《人在囧途》后，徐峥决定转型做导演，找来黄渤和王宝强，去泰国拍了这部投资只有6000万的《泰囧》，上映后，票房高达12.67亿。

看了电影，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晓苏忍不住大骂：《泰囧》是一部典型的“三俗”电影，低俗、庸俗、媚俗！

中国电影最令人悲哀的东西，就是资本不断地立威，定规则，定格局。对于市场来说，俗就对了，只要俗，就能跟人民币跳舞。

侯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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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转型商业电影多年的张艺谋，被一根来自好莱坞的稻草压倒了。

好莱坞3大影视公司之一的传奇影业找到张艺谋，希望他能执导一部中国题材的电影，张艺谋觉得自由度不高，打算拒绝，但听到这部电影可以在全世界10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张艺谋心动了。

《长城》剧本从美国到中国，来来回回改了3年，2015年3月，在青岛东方影都正式开机。

2016年12月上映，张艺谋没有等来期待已久的掌声，反而铺天盖地都是“张艺谋已死”。

张艺谋没死，《长城》出品方乐视给影评人发了“警告函”，警告不许乱说。但一年后，一位29岁的艺术片导演，却死于电影。

年轻导演叫胡波，2016年7月，青海西宁First青年电影节上，胡波带着自己的剧本《金羊毛》走上了创投会的宣讲台。

那场宣讲会的7个得奖者中，并没有胡波，但胡波被王小帅老婆、冬春影业的制片人刘璇选中，投了70万拍《金羊毛》。

2017年3月，胡波交给刘璇电影粗剪版，长达4个小时，并改名为《大象席地而坐》，当时作为监制的王小帅，希望胡波把时长压到2小时左右，以适应市场规律。

而随后胡波交出的修改版，仅比前一版少10分钟。对于王小帅，这个时长显然“不合格”。但胡波始终坚持3小时50分钟的版本，冲突因此而起。

2017年10月12日，北京东五环一幢住宅楼的楼梯间，胡波用一根绳子告别了这个世界，用死亡对抗他所厌恶的“市场规律”。

自杀前，胡波发了条微博：

这么多年，从来没想过一个问题，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屈辱、绝望、无力，并使人像笑话一样活着。

就像《艋舺》里那句台词：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是风，最后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第55届金马奖，《大象席地而坐》获两项大奖 

胡波妈妈上台领奖，李安说：我真的很想抱抱这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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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中国电影像婴儿刚刚走路，走一步摔一步。90年代，一伙日本导演来北京交流，有导演问：你们是怎样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理解放到电影里的？

日本导演答：我只关心性和暴力。

台下掌声雷动，大赞是内行人说话，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电影人，参透了好莱坞票房的秘密，而中国导演还未开悟。

最后开悟的中国导演，创造了票房神话。

中国电影总票房在2018年一年突破609亿元，相比1993年的13亿，翻了46倍，银幕总数也达60079块，成为世界第一。

早些年，和“作家”一样，“导演”是个让人敬畏的词，如今电影没有那么多的敬畏，倒像是一场娱乐。一代代电影人出发、迷茫、挣扎、寻找，一场场电影梦诞生、变质、破碎，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变为无可奈何。

从1993到2019，25年过去了，有的人自以为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却被时代遗弃，有的人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而时代只是将他戏耍一番，有的人自始至终站在一个方向，却被现实磕得头破血流。

现实也好，电影也罢，都只是时代这场大戏的群演。比电影更加荒诞的，自始至终都是我们的生活。

1993年，中国电影集体爆发，人们奔走相告：中国电影终于站起来了。

谁会想到，25年后，跟张艺谋、陈凯歌都合作过的编剧芦苇，会满怀伤感地惋惜：

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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