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马东出境《十三邀》，在与许知远的酒局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许知远：“你不承认时代之间的差异，有的时代就更牛，更高级。”
马东：“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5%的人，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那95%的人就是在生活。只是这95%的人，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了一个技术通道，所以他们的声音被你看到了。你就不应该知道他们，你自己是5%，你就关注你们那5%，就足够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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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前年，我去看我高中班主任。老师姓郭，五十年代生人，做了一辈子人民教师。
刚喝两口热茶，老师就和我絮叨起了社会上的种种。他用得最多的词，是世风日下。
而辅佐他观点的证据，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个火热的年代：黄军装，红旗，拖拉机，大寨，宣传标语、工人，领袖……
然后，把足疗店、棋牌室、韩流，包括一些经常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物，点名批评了一番。
末了，加了句，革命尚未成功，你辈仍需努力。
我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包括时代下的个体。
老师感叹到，几代人的事业啊，不能……
我说，这些年，多数人的日子，比半个世纪前，要好过一些。
老师说，我不同意你的逻辑，现今物质的高度繁荣，是建立在六七十年代工业化打下的基础之上的。
我说，就事论事，您最开始提到的问题，多少与社会大环境有关。开放带来的问题，需要在再开放中才能解决，而不是回到老路上。
老师说，你太年轻，可能对“老路”有成见。主义千万条，吃饭第一条，这话按说没错。但，你看看现在，目之所及，太过浮躁。许多人说，那些年饿死了多少多少，我看是夸大其词。干革命，哪能没流血牺牲。成绩问题分开看，不要一篙子打一船人。
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您那辈人，搞农业积累，推工业化。而工业化后呢？总是要进入“消费时代”的，所有的“消费型”社会，都伴随着大量的娱乐元素，这是历史规律。
老师说，我也是快七十的人，老啦，就是看不惯。你是我教出来的，混过大世面，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慌神中，里屋有声响，老师卧床多年的老父亲，唤他过去。
中午留饭，我坚持要走，就辞别了。
过了一年，春节前我去拜访，门楣上张贴着白底对联。他邻居说，老师返聘走了，具体地方，没有向人提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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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总是会选择性记住或遗忘一些，他生命中的内容。
春节聚会，老叔们有一个固定曲目：控诉“旧”社会，赞美新时代。
那个年代，我们这一族成分不好，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为全村人的靶子。有几位至亲，曾备受折磨。
所以，老叔的话头刚起，附和声众。
最初，我以为他们讨论的是“禁锢”，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控诉的，是公平缺失。
包括择业，考学，入伍，入党等大事儿，也包括记工分，背诵语录，参加集体劳动，年终分配等小事情。
总结起来就是，不公平。
而为什么一场旨在解决公平问题的运动，最终走向了初衷之反面呢？
原因恰恰是，我们误会了“初衷”本身。
你若熟读那段历史，便会发现，加之于所有事业之上的火热，都是试图通过集体化的方式，达到效率最大化。
没错，追逐者，效率。
郭老师口中的工业化，正是招展红旗下的纲领。而工业化，是生产效率跃进的体现。
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传统，天然阻碍着全国一盘棋的捭阖纵横。打完土豪分田地，分完田地呢？
继续“两件事读书耕田”？那工业现代化强国的百年大计呢？
许多事情，之所以不通，是因为逻辑一开始，就错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族吃苦耐劳，兼具读书基因，很快走出了历史的阴霾。
宏观层面的原因在于，社会公平的全面化、普遍化与平民化，使得家族青年在后工业化的时代，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变革。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的是同一个理儿。
尴尬的是，无论那个时代的施暴者、承压者，抑或是牺牲群体，都很难理解其命运剧烈变迁的根本逻辑。
就像，极少人能明白，半个世纪前为效率付诸的努力，才有了新时代公平的广泛实现。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为基本盘大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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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识分子，一聊到我们“人民”，就面露鄙夷。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读圣贤书的，其实对“人民”这个概念，是模糊的。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这里用“基本盘”代替。
无数事实证明，基本盘会随着社会利益的浮动，而摇摆不定。
你若仔细观察，定会发现，许多场景下，我们的基本盘对于自身的真实述求，尚不笃定。
而这一切，恰取决于其阶段性利益取向。
就譬如，痛骂高房价与砸售楼部的，正相关于其上车与否，无关其它。
基本盘的自我摇摆，一方面是缺少先锋队的指引，另一方面，源于群体盲目性不争的事实。
当他（wo）们为生存作斗争时，表现的是人类动物性的一面；当他（wo）们在为体面奋斗时，又表现出了世俗的一面。
所以，知识分子归之为“底层的劣根性”。
前段时间，有群友给我留言，说队长我文字里的底层，淳朴者众，刁横者寡，勤劳者众，懒散者寡，这不符合常识。
我给他解释到，在公平缺失的大环境下，底层人民耗尽全力，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坚韧勤勉亦无可奈何，这样的日子，我经历过。类似的人，千千万万。
而随着市场开放，机会越来越多，底层经过几轮大浪涤淘，一定会借阶层流动之手，构建庞大的中间层。
留下的，恐怕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色彩。
站在这个时间点看，底层黯淡不堪。基于此，大多数公知们，所呼吁的“士绅不当差”，便有了捍卫的理论武器。
底层的状态，长期来看，总是处在动态平衡之中。许多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
我曾开过一个玩笑：拿公众号“新潮沉思录”的阅读量建立指数，可以清晰地衡量这个社会的“左”“右”摆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无论给哪个时代取“中位数层”，底层知识分子最为合适。一来，没有几亩薄田，赶考的盘缠难备，仓廪实方读书；二来，壅积在阶层转换通道上的群体，以底层知识分子为主。
而我们研究这个群体就会发现，他们对时代变化的反应最为敏感。
三五年来，同一拨人，既咒骂僵化体制，呼唤西方文明。转眼间，又在痛斥资本喋血，摇旗保障型社会。
当社会的发展，适合大众短期内聚敛财富时，他们右。当存量博弈到来，稳定压倒一切之际，他们左。
这才是我们的基本盘的真实形态。尴尬的是，一旦说破，大家面子都挂不住。
包括我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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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友问了，我是那5%，还是95%？
我回答说，我是长着一颗5%心的95%。
中学历史课本里有篇课文，叫做《范进中举》。其中，有个段落，是这样说的。
出榜那日早上，老母亲吩咐范进把家里生蛋的母鸡，捉到市场上卖了，换些干粮回来熬粥。
而他家境尚且殷实的老丈人，硬是见死不救。
待到发榜，老丈人前来道喜，一口一个“贤婿”，邻里弹冠相庆。
何也？
因为彼时，举人可以免除徭役，不仅他自己的可以免除，还附带数十人的豁免名额。在这里，科学技术没有成为生产力，却已经先成为了特权的药引。
所以，趋之者若鹜。
作为95%，作为基本盘的一员，我又何尝不想着“中举”呢？
太多次，我们所痛斥的不公，不过是没有借不公的世道，分一杯羹罢了。
讨论“996”那段，知乎上IT男与青年医生互掐——谁更苦逼！
良心点说，这两类人，都是社会上所谓的体面人。“徭役”在身，吐槽自然理解。
而我在写完《我的医生朋友》后，就有好友劝我说，让我那位朋友再熬熬，到了主治医师，日子就舒坦了。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码农：熬到公司上市，熬到进管理层，熬到T8，财物便自由了。
所以，在网络世界，我们所表达的“公平”可能是这样的：中举的为何不是老夫？那些 Low B怎么就能中呢？
换句话说，反对“官绅一体纳粮”与否，取决于你，是官，是民？
此中摇摆，根植于人性最深处。
而优秀的政治家，屁股定不能歪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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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时候，央视财经《面对面》节目，柴静采访丁仲礼。
柴记者问：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人均碳排放量）基数太大了。
丁院士答：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我看完后，第一个感受是，丁院士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而有些人，脱离人民群众久了，非但不了解我们的基本盘，还试图阻止这一群体的表达。
这病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