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乌托邦”，通往“996”之路 | 404厂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无政府主义者自己站在原地仔细咂摸着这句话。

那一年，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为营养不良饿晕在会场上。医生嘱咐他每天只能工作八个小时，列宁则告诫他，每天最多工作四个小时，并且严禁粮食部门的人一窝蜂去瞿鲁巴家里谈工作。

从工业品的调用，到副食品的分配，新政权物资供应的所有环节都成了问题。为了保证苏维埃政权正常运转，俄共（布）中央决定，对工作强度过大的高级干部提供额外的粮食和副食品补助，并为他们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疗养食堂”。

后来，“疗养食堂”渐渐发展成苏共高级干部“特供商店”的滥觞。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列宁向自认为“背叛了无产阶级兄弟”而惭愤不已的高级干部们保证道。随着一战造成的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继续扩大，西欧各国也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边缘，一旦革命成功，一切的战争都会结束，国界消失，所有的生产都将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1919年，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工人首先开始了行动。

当年5月17日的《真理报》全文登载了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提出的“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建议：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列宁对此大为振奋，在这年6月28日一篇题为《伟大的创举》中盛赞道：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从此，“星期六义务劳动”成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标志，直到苏联解体以后，独联体内部还保持这这种仪式般的举动。

“如今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全民主义’的，少了一些政治色彩，多了一些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2017年中青报的一篇报道中，受访的俄罗斯人如是说。

但如今，中国互联网企业的“996”却也不是全民主义的——虽然都让你星期六出来劳动。

01

“风口”中“起飞”的乌托邦

面对强推“996”工作制、降低员工福利待遇、甚至为了裁员闹出人命官司的质疑，京东的创始人兼董事长、CEO刘强东还是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激励”那些“兄弟”们跟他一起“拼”。

而几年前，他最喜欢讲的故事，还是自己怎样在大学时代写代码一晚上赚五万块钱，还有自己毕业时开餐馆赔了自己和姨夫两家凑的二十万，剩两毛钱从苏州桥走到上地找同学过生日。

在年景好的时候，他也会畅想一下未来的世界。

2017年，在一次采访中，刘强东自信满满地说：“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曾几何时，这位创业之星还曾向全世界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压榨“低端劳动力”，京东快递员的工资也会高过家乡宿迁县的县长。

那个时候，互联网行业还曾是求职者眼中的“乌托邦”——那里有体面的收入，足够的福利保障体系，舒适和谐的工作环境——哪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想在谷歌的滑滑梯上打两个滚儿呢？

捎带脚，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行业每天都给人一种自己在“改变世界”的幻觉。

而现在，曾经的“乌托邦”在一个经济周期之后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血汗工厂”：“996”在行业内遍地开花，加班费看起来却一时半会还赶不上进度，定义“兄弟”的京东、定义“福报”的阿里，不管两家在商场上怎样斗得天昏地暗，在面对自己员工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手软”。

“京东绝不会裁掉任何一个兄弟！”——“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短短一年多时间，两个惊叹号结尾的句子，在京东创始人兼CEO刘强东这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京东最近四五年没有实现末位淘汰制了！”

“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我要找到一帮愿意为理想而一起拼的兄弟！并让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只要闹钟一响，感觉就像地震，整个木板都在震响！”——刘强东又讲起了故事。回忆起当年每隔两小时就被闹钟叫起来的岁月，这位46岁的企业家掩饰不住内心的澎湃，几百个字没有一句话是句号结尾的。

多才的网友对此调侃道：“刘强东的字典里没有句号。”

时间退回到十六年前。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席卷了整个中国，从零售、金融到房地产，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被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疫灾折磨得奄奄一息。刚刚准备开连锁店的“光磁小店”京东，也不得不停止了自己的扩张计划，等待这场危机的过去。

就在2003年这一年，阿里巴巴的董事长马云在自己居住的公寓里创立了“淘宝网”，中国的“电商时代”缓缓拉开了帷幕。

那个时候，互联网泡沫刚刚消散了三年，网络巨头AOL对时代华纳的收购以失败告终。人们对互联网商务的投资前请还不是那么放心，更不会有人想到，电子商务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无论当初的泡沫大还是小，技术的进步毕竟是不可逆的，当市场回归理性，改变世界的力量依旧蕴含在那些破碎泡沫的废墟之上。而当年，在全世界都对互联网泡沫心有余悸，对互联网投资裹足不前的时候，“非典”带来的零售业全面萎缩让中国那一批创业者“不得不”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

2004年，“非典”风波过去，创业八年刘强东决定换一种“活法”。这一年，“京东商城”正式进入电子商务市场，第二年，京东关闭了零售店面，成为一家专业的电商公司。

那个时候，人们或许有理由相信，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将大大改变劳动者与投资者、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创业者从零起步，靠着新奇的创意拉来风险投资人的资本，他们与办公室里的员工年龄相差不大，学历背景相似，早期的员工在丰厚的劳动报酬之外往往还能拿到数额不小的股份。

▲Google办公室里的滑梯，曾经是不少毕业生向往目标

在谷歌办公室的滑滑梯与糖果店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与厂房里挥汗如雨的工人有什么共性。办公室里的健身房、休息室，耳机里的音乐，楼下的酒吧，让人觉得所谓“乌托邦”也不过如此。

刚毕业的大学生们为进入这些高科技企业挤破了脑袋，而互联网企业也不遗余力地用高收入和高福利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大学生来自己旗下工作。一些企业甚至宣称未来要把员工全家的养老保险都“包”下来。

这里有最美好的未来。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

02

天空中的理想，泥淖中的双脚

当年互联网的“乌托邦”风起云涌的时候，从投资人到管理层，乃至到普通员工都相信，虽然短期内可能会持续亏损，但与光明的前景比起来，前期投入再多都是值得的。

2011年，在接受网易财经的采访时，刘强东表示，京东的亏损主要来自投资，“我们不盈利，但是我们有盈利能力，我的亏损是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我们亏损的额度和我们账上的现金情况相比，那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

当时，同样介入互联网的家电零售商苏宁的董事长孙为民提出，不盈利的事情自己是不会去做的。对此，刘强东在表示尊重对方的战略选择之后，讲了一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道理：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在起步阶段必然会面临亏损，但是，“这个财务亏损，只要你能够达到你的战略目的、诉求，那么将来会有无数倍的回报。”

但是，八年过去了，京东在仓储物流上投资的依然没有得到回报。投资者已经很难继续乐观下去。在去年夏天冲上历史高位以后，京东在美股的股价一路下跌，从2018年6月的每股45.23美元高位，跌到2018年年底的19.21美元，遭遇“腰斩”，虽然在近几个月艰难地涨回了30美元，但相比于一年前，股价还是缩水了三分之一以上。

▲京东2018年4月以来股价变化趋势图

“京东物流2018年全年亏损超过23个亿，这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亏损了。这还不包括内部结算盈余……公司已经亏了十几年，如果这么亏下去，京东物流融来的钱只够亏两年的！”2019年4月15日凌晨写给配送员们的内部邮件里，刘强东又一次用上了惊叹号。

对管理层来说，当今之计，可能只有对这些“永远不会被裁员”“收入将来肯定比县长高”的“兄弟”；们下手了。虽然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当年许诺每一位快递员的收入一定高过宿迁县长，“绝不压榨低端劳动力”，且“永远不会开除一个兄弟”的刘强东，不但发布了庞大的裁员计划、取消了快递员“兄弟们”的底薪，连缴足“五险一金”都成了自己的大功一件。

在一份真假难辨的内部通告上，“三类人”成了京东必须淘汰掉或协商“解决掉”的对象：不管因为身体原因还是家庭原因，不能拼或者拼不动的人；不能干的人，也就是绩效差的人；性价比低的人。

▲风传网络的“京东内部周报”

无论局内局外，看到这样一份“内部周报”，“社畜”们难免心惊胆寒。尤其是第一句“不管是身体原因还是家庭原因”，当年被刘强东美好的许诺感动过的人们，回头再看那些天花乱坠的“乌托邦”童话，恐怕只能苦笑了。

近乎“草莽”的语言风格让刘强东很难在“兄弟们”面前说出马云“996是一种福报”那样“佛系”的语言，也不会像马云那样想方设法把话越说越圆。赤裸裸的焦虑写在他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每一个互联网商务从业者的面前。

从现在来看，虽然增长前景堪忧，京东这些头部电商还会保持巨大的现金流量，毕竟消费者也不会无缘无故跟让自己生活变得更方便的电商平台过不去。但是到如今，早先投出去的投资一时半会实现盈利可能还有点困难，而且不管是为了维持现金流量还是考虑到“沉默成本”，这样的投资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这样下去，只能有更多的人不再是“东哥”的“兄弟”，而剩下的兄弟“兄弟”们还得拼上性命，为“东哥”的宏愿大志加班埋单。

03

走出“乌托邦”：补上“在商言商”的一课

在刘强东两篇写满惊叹号的信件发出去不久，另一位互联网大佬，360的CEO周鸿祎在4月18日的视频节目中对他的“兄弟论”却显得不那么认同。

“今天的公司都是在商言商，都是契约合作……只要大家按照商业的约定和条款来操作，我认为就很好，就怕说大家都互为兄弟：我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但是我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却说不清楚，真正到亲兄弟明算账的时候，大家算不过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落后的观念。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并不更多地互称兄弟。”

在中文互联网上，刘强东的满口“兄弟”在“血淋淋”的裁员降薪计划面前，渐渐成了一个玩笑般的存在：

在被裁员之前，谁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老板的兄弟呢？

在被裁员之前，谁知道自己现在是在拼搏还是在混日子呢？

网友们笑称，这是“薛定谔的兄弟”啊。

平时“兄弟”叫得欢，到头来在利益分配上“口惠而实不至”，甚至闹出逼得遭遇裁员后被要求数天内还上几十万贷款的员工跳楼自杀的新闻，也难怪吃瓜群众要对焦头烂额的“东哥”冷嘲热讽。

况且，“东哥”这次遇到的危机，还真不是埋头写代码、风里雨里送快递、抓耳挠腮写文案的“兄弟们”闹的。

2014年，在美股上市的时候，京东采取了典型的双层股权架构，董事会除了刘强东与腾讯的刘炽平以外，其他三个人都是独立董事，京东高管无一入选。同时，刘强东用18.8%的股权，控制了55.9%的投票权，根据招股书，他本人按加权计算的投票权达到了83.7%。相比较而言，“东哥”的老对手马云则更倾向于“集体领导”，阿里的9名董事会成员和28名合伙人，共享着这家电商“巨无霸”的管理权。

▲2014年上市时京东的股权结构，刘强东成为京东“第一大股东”

高度的“集权”让刘强东个人的生活与京东的营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2014年，刘强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时候，结识了同样在这所学校就读的网红“奶茶妹妹”章泽天。二人很快传出绯闻，又很快双双否认，刘强东甚至在微信上说这是竞争对手在“玩阴的”。没想到，一个月后，二人竟然先是爆出合影，继而高调宣布恋情，并于2015年扯证结婚。

虽然当事人多次否认，外界还是普遍认为，这次“闪婚”，是京东在美股上市造势计划的一部分。

▲“东哥”与“奶茶妹妹”这对“老夫少妻”为京东带来了不小的“流量”

实际上，这不是刘强东第一次用自己的“个人生活”为京东造势了。

2012年7月，刘强东与京东小家电采销总监庄佳双双在微博晒出一张阳台种植的番茄照片。很快，京东方面承认，二人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同一天，京东生鲜频道上线，主营蔬菜生鲜产品。尽管刘强东本人一再强调，“西红柿门绝对不是一种营销，是一种无奈。我和庄佳谈恋爱三年了。”但是，外界对“营销大片”的猜测，依然不绝于耳。

后来，这场恋情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刘强东遇到了奶茶妹妹，庄佳还是“庄总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强东的两次“婚恋营销”可以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当他2018年夏天在明尼苏达深陷性侵官司之后，京东的股价也应声暴跌。之后，刘本人与章泽天真真假假的“婚变”传闻不时浮出水面，2019年清明节假期前一天，互联网上甚至传言二人将于当晚宣布离婚，虽然传言最终被证明不实，但外界对这场婚姻的猜测，也不时反映在京东的股价上。

2019年4月18日，当初明尼苏达案的受害人刘女士再一次向美国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申请，美国地方法院下一步的行为将怎样继续影响京东的股价，还是一个难解的答案。

实际上，当年在“风口”中乘风起航的网商平台，到如今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2017年以来，京东活跃用户量增长量持续走低，到2018年第四季度，活跃用户增长率只有4.4%。用户活跃量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

低迷的活跃用户增长量使得曾经依靠庞大现金流维系的商业帝国变得举步维艰，只能通过降薪裁员或“996”这种“隐性”的裁员方式来降低人力成本。

对于普通人而言，高强度的工作不但透支了自己的生命，也大大降低了在工资以外获得收入的可能性。众所周知，“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中产阶级”，是因为在其工资收入之外，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股票、基金、房地产等金融投资，而“996”的工作方式，无疑大大挤占了人们用来分析市场、选择投资方式的时间。而从现在大佬们的“表态”来看，他们愿意为“996”的员工们所支付的加班补偿，能否抵得上这笔“机会成本”，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一方面，大佬们为了获得足够的利润，“社畜”们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劳动强度，工资福利也日渐下行，“裁员”有时候也成了降成本保利润的一柄“利剑”；另一方面，被挤占的休闲时间、被变相降低的劳动收入和日益增高的失业风险，无疑沉重地打击了青年人们的消费热情，大佬们的“生意”也不能不受到影响。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大佬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社畜”们对此更是有切肤之痛。但是，这样“双输”的恶性循环却还望不到尽头。

用“兄弟”这套话术维系感情，却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的利益，一旦大难来时，没有共同利益的加持，这些“兄弟”恐怕很难有几个能跟在“大哥”身边“共克时艰”的。

1983年，利加乔夫上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第一天，看到自己的座驾居然是一辆高级轿车。这位生性简朴的党务工作者找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希望换一辆档次低一点的轿车，没想到遭了一阵训斥：“你这样是搞特殊化，是破坏机关的风气！”

利加乔夫灰溜溜地走了。

八年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扣下了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号召苏联工人保卫“苏维埃祖国”。全苏群众冷眼看着这群日常出入特供商店的“卫道士”飞蛾扑火。直到那一年圣诞，苏联人对这个存在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乌托邦”的消亡，都没露出一丝过分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