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周末好。
前天信笔由缰,今天娓娓道来。
我们今天,承接上篇思路,继续聊聊国企的事。
一、“屡败屡战”的国企改革
聊国企,是因为国企对我们很重要。
一方面,近5千万的国在国企单位工作,像国家电网就有180万员工,比一个小国家人口还多,很多朋友的工作、生活、人生直接和国企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在。作为个人社会主体,我们每月必缴移动联通话费,每天必用中石油汽油,还有少不了要打交道的各个银行,作为个人经济主体,就算我们不在国企上班,选择私企上班或者自主创业,也因国企的巨大体量和垄断地位,必然要与之打各种交道。
可以说,国企无处不在,影响无孔不入,我们身处其中,自然需要了解。
有趣的是,大部分人一想到国企,就自然想到“国企改革”、“东北下岗潮”。
的确,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企”一直都和“改革”密不可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国企改革,或者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80%工作,就是国企改革,然而很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企改革都是屡战屡败。
国企改革很早开始,从78年的“放权让利”,到84年的“承包经营”,再到88年的“产权改革”、93年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用了费尽心力,然并卵,国企依然奄奄一息,在私营经济的冲击下濒临死亡。
最终,在99年朱相的一声令下,千万国企“关停并转”,人间惨剧的全国下岗潮爆发。
关于国企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都有将其归罪于那个人,但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从87年到99年的11年间,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历经李邹吴朱,政策思路难以连贯,以至于出现了先“拨改贷”、后“债转股”的骚操作,连当时内部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原国经委的赵晓发就这样喷道:
”债转股是什么?是对银行,对以往的金融改革的否定!而且不是一般的否定,是在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上的否定!”
最终接手的人,最惨。
98年敲定中美入世谈判后,国企依然一蹶不振,考虑到入世后外国巨头进入中国的强大挑战,国企改革有了迫在眉睫的明确时间表,加上外部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已经不能再让国企这样好死不如赖活的拖下去了.
于是,朱笔一挥,“关停并转”,于是,朱笔一挥,“买断下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78开始的国企改革在99年以阶段性失败告终,虽然失败是积重难的过程,但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终究是他,最终责任也是他。
如温铁军先生那句义愤的话:
国有企业大面积改制,本应促进就业的政府却直接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导致数千万还没有来得及享有社保、医保等基本社会保障的国企职工强制性被“裸体下岗”,其中很多被迫买断工龄,成为无工作、无保障、无住房的“三无群体”。这种“通过深化改革”渡过严重危机的实际经验,别说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国家学不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敢学!
大家一提国企,就想到国企改革,没办法,那段历史记忆太过惨烈。
二、国企14年没上缴利润
国企和私企不同,私企对国家只要交税,国企除了交税外,还要上缴利润。
原因很简单,“谁投资谁受益”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准则,私企的投资人是个人,国企的投资人是全体人民是国家,私企赚钱了不用上缴利润给国家,但要给企业的投资人股东分红,国企除了交税外,赚了钱也自然而然的要给投资人(也即)国家人民分红。
在之前“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时代,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所有国企的全部利润上缴给国家(那时国企不交税,交的是利润),而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则另由国家预算层层下拨。如果有的国企赚不到钱,那就不用上缴利润,等国家补贴。
这就是财政的大锅饭,“大锅饭,人人干,干好干坏一个样”,可想而知,国企积极性很不高。
改开后,为调动国企积极性,国家从统收统支改为利润留成,也就是国家收国企利润的一部分,其余企业自己留着,以这种方式鼓励国企多劳多得。
然并卵,国企体制还是那样僵化,加上当时乡镇企业的冲击,国企大部分依然亏损。
从国企角度看,要么都是亏损,要么能盈利的也只挣点小钱,这一点微薄利润还要交给国家一部分,还让我活不活。
从国家角度看,现在国企不景气,而且已经征过税了还要收他们的利润,不是把它往死里逼吗?再说了,就现在这点利润,就是蚊子腿,完全没必要啊。
(以前邓老每年来上海的过节的一个例行工作,就是催促国企重地的上海,上缴份额外的企业利润)
因此种种考虑,分税制后,朱相宣布免除国企利润上缴:
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考虑到当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由企业负担,再加上国企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作为阶段性措施,国家暂停向企业收缴利润。” ——《人民日报》
国企税率和私企看起,国企负担轻,私企盈亏自负,国企亏了有国家补贴,饶是如此,国家依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国家心一横,大笔一挥,直接停手国企上缴利润,再度给国企减负。
朱相这一停收,就停了整整14年……
国家人民是国企的股东,国家和人民有权获得国企的利润分红,然而,限于国企发展情况,国家选择了让利妥协。
83年前,国企交全部利润给国家。
83年到93年,减负,国企交一部分利润给国企。
93年之后14年中,完全减负,国企都不用交利润给国家。
三、停征国企利润之后
国家是国企的投资人,“谁投资谁受益”天经地义,国企利润上缴给国家人民是天经地义。当国企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国家为救濒临死亡的国企,让了刚刚踏入市场的国企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阶段性暂停国企税后利润上缴,放弃了这一权利,让刚刚踏入市场的国企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然而时代发展的很快,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发展不断提速,当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国企也焕发了勃勃生机,渐渐成为巨无霸的经济体。
从1998 年到2005 年,国企利润节节攀高,其年利润总额就从213.7亿元提高到了9 047亿元, 七年之内增长了42.3倍,累计利润超过4万亿元。
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关系也需要对应的调整,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会负面反作用于生产力。
现在的很多国企早已不是当年那些差点倒闭的样子了,然而,国家对他们依然14年如一日的停缴利润,这一没随时代发展而改变的政策,导致弊端丛生。
第一个问题,国企“能力越大责任越小”
很多国企早已不是当年的寒酸样,在然而,在国家财政负担历年吃重的情况下,巨无霸的国企依然无动于衷,每年只象征性的交税于国,依然“阶段性停缴”利润。
都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国企没有做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企钱太多,开始“不务正业”
大部分国企已经依仗钱多和政府的关系,脱离主业,四处伸手,产能扩张、资本扩张,
国企频频制造“天价地王”,就是突出的实例。
这不仅是不务正业的行为,更是和民企争财夺利、不断挤压民间资本发展空间的恶劣行为。
第三个问题,滋生的腐败
国企内部搞小圈子搞山头头,不断通过提高管理层薪酬、增加职务消费、滥发奖金、超标准福利等方式腐败。万亿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
如中石化中石油年年涨价,年年亏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却“每个月花销上百万”是“正常职务消费”,还有中石油1200万买天价吊灯,以及某行行长把高档跑车当生日礼物送女明星,某保险总裁每月9万养老金。
花的都是国家的钱,都是人民的钱。
另一方面, 国企“油水多”成为体制内共识,央企高管高薪“金饭碗”,很多时候被当成安排年龄偏大、提拔无望官员的肥缺,成了攒养老钱、享享清福的待遇,网友戏称“当不了省长就给你个行长、当不了部长送你个董事长”,这种默认的潜规则更是滋生腐败。
当然,国企也并非全都富得流油,还有部分企业至今相当困难,职工、尤其是普通员工收入很低,这一点我们也要充分认识。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整整14年,国家利润越来越多,国企改革停滞不前
,部分越来越有钱的国企,上不能为国分忧,下不能保证清廉,还和民企争财夺利,国企需要恢复利润征缴。
而国企利润征缴制的关键,在于回答好三个问题:
“要不要交钱?”
“交多少?”
“交的钱花在哪?”
第一个问题,国企要不要交钱?
很简单,“谁投资谁受益”肯定要,停征利润也是“阶段性”的暂时策略,虽然利益集团尾大不掉,但在没有任何人能推翻“国企上缴利润”这一法理。
第二个问题,国企交多少钱。
有的国企富得流油,有的国企艰难生存,还有的国企骗政策性和研发性,根本不求利润,所以,国企发展水平和各自情况参差不齐,如果统一比例征缴,是对一部分人国企的不公平,所以,恢复征缴的话一定会分门别类的针对性征缴。
第三个问题,“国企交的钱花在哪”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国企赚钱分给谁?分多少?”简单来看,是一个市场经济学的投资问题,是一个体制运行的财务问题,然而,这不是问题的本质。
“国企赚钱分给谁”,其实是一个国民怎么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不谈这些,国企利润就是上缴了,也是给国家花在其他方面,没有花在人民的民生上面。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更是国企的投资人,而人民紧缺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公共就业、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保障,在这些领域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财政压力巨大,社会福利水平难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
这也是为什么国企老总认为自己成绩巨大,而人民并不买账的原因。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你国有企业赚再多的钱、规模再增长几倍,并不关乎自己的福利提高。有时候相反,人民可能要支付更多的价格去购买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要知道,美国和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企,但人家的国企每年都固定要给民众分红的,我们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号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中国,国企赚国人那么多钱,回报了国人什么?
很多御用文人这样拍马屁,说中国国企能坐大做强进入全国500强,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看外国的国企固定给民众分红,再看看靠垄断盈利的国企对国人的一毛不拔——人家还是资本主义呢。
想问下那些御用文人,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还是那句话——
国企过“紧日子”,人民才能过“好日子”。
四、前任的勇敢尝试
国企急需改革,然而,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何况是要动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
这里面,有各个部委的直属企业,有地方命根子的钱袋子,更是有red权贵的禁脔,这是个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然而,我们的前任,勇敢的摸了老虎屁股。
他知道老虎的厉害,所以摸的很小心。
在他能稍稍掌控局势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开始了国企利润征缴改革。
07年上半年,先通过央视节目的“国企赚钱分给谁”,进行了舆论铺垫,随后10月,十七th胜利召开,07年12月,财政部出台暂行办法,正式恢复停收了14年的国企利润。
2007年国企实现利润1.62万亿元,12月11日财政部给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有独资企业上交年度净利润的比例区别于不同的行业分别为以下三类来执行:第一类是10%,第二类是5%,第三类暂缓三年上交或免交(盈利少的国企或者科研军工类国企);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应付国有投资者股利股息按照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
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前任就开始摸老虎屁股了。
前任这么心急,是因为知道,国企利润恢复征缴对国家对人民有多么重要,而他因为种种因素的制约,在第一个任期内无法做这件事,第二个任期稍稍能放开手脚,但却只剩5年时间,所以他十分具有紧迫感,17th两个月后,就勇敢了摸了老虎屁股。
14年心照不宣的利益蛋糕被动摇,14年未动的敏感地带被触及,岱岱很佩服他的责任感和勇气。
然而,因为实力所限,他的尝试失败了。
1、征缴的很少很少
前任第一步迈的很小,只收5%-10%的利润,而且因为大家都懂的原因,收上来的钱很少很少。
2010年国企利润达到了近2万亿元,而上缴红利竟然只有440亿元,比2008年、2009年的547.8亿元、873.6亿元少得多。[引用]
(利润上缴中有抵扣项目,给了国企很大的操作空间)
2、国家征缴的钱,几乎都还给了国企
这是最最核心的问题。
国家收国企的钱,本来是想花在刀刃上,花在民生上,然而,因利益集团太过强大,和他的“实力有限”,国家征缴上来的钱,大部分都回到了国企身上。
以2008年为例,那年国企交的钱总共547.8亿,只有1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不到20%,其他基本被国企用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名义要回去了。
国企一年几万亿的利润,国家只收到几百亿,还不敢收金融机构的,而且大部分都返还给了他们,最后只有十几亿的钱花在人民身上,一年赚人民几万亿的国企只缴十几亿,分到每个人身上是国企每年给你发一块钱的民生红包。
这一块钱还不够你给移动交话费呢……
3、最暴利最应该多交钱的国企,没被纳入征缴名单
最暴利的不是中石油,甚至也不是中烟草,而是直接和钱打交道的众多国有金融机构。
然而,因为这是red的势力范围,所以前任没能将其纳入征缴名单!
“柿子挑软的捏”+“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折腾”
好,我们看下国企利润征缴制的那三大问题:
“要不要交钱?”
“交多少?”
“交的钱花在哪?”
前任答:
“要不要交钱”——“要!肯定要!”
“交多少?”——“交一丢丢……”
“交的钱花在哪”——“交了钱再还给你……”
前任的担当,令人心生敬意
前任的成绩,令人无法满意
时代所限,能力所限啊……
我们仿佛听到了前任悲怆的独白:
“不折腾,是因为折腾不起来……”
五、新时代
时代呼唤伟人,时势造就英雄,2012年11月8日,一个时代的伟人,一个时势的英雄,闪亮登场。
面对国企利润征缴制的顽疾,面对前面“不敢折腾”而留下问题,他是怎么做的呢?
前任十年提一次,他六年三提速!
2012年,全面提高名单里国企5%的征收比例,最有钱的烟草公司被单独提到20%,后中烟草连续三年缴税破万亿强力支撑了同期的军备大爆炸。
13年初始,就在18th三中会立下军令状,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
重点是那一句:
“相关资金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逐年提高的民生支出比例)
国企过“紧日子”,人民才能过“好日子”啊。
14年,敢叫日月换新天,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再度提升5%。
19年,征缴再度加码,这次,没有让有些人心存侥幸,直接“先斩后奏”,工作报告剑指钱袋。
“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
这句号什么含义呢?
前任并没有将利润极高的金融机构列入征缴名单,基数不大,导致增收一直不大。
17年,中国也就收了一千多亿。
一千多亿什么概念呢?
2017年,无锡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就1140亿。840多家叱咤风云的央企,一年分给国家的红利,仅相当于江苏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岁入水平。
但是,如果顺利地把国有金融机构列入名单,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以四大银行为例。
工农中建四大行年报相继出炉,记者统计发现,四大行2017年净利润惊人,共实现净利润9091亿元,且净利增速也保持着不错的水平。
如果四大行按照中烟草上缴比例执行,净利润上缴比例为20%,全年上缴利润估计为1800亿左右,相当于17年840多家央企上缴利润的总合。
“四大行”能和中烟草并列而为征缴比例最高的第一类吗?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部长的谈话透露了很多,今年多给了0.2%的财政赤字,可能就是主要通过特定金融机构缴利润来补。
我们算一笔钱,0.2%财政赤字约等于2000亿,以18年四大银行的利润按20%上缴,是还差几百亿的,所以,除了四大银行外,国家还会肯定还会添加其他国有金融机构来填这个缺。
只要能从特例扩展到全体,只要开了这个口子,试想下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的份额和2020年预期30%上缴比例,中国未来有望实现增收近万亿。
是的,这句只有短短17个字的话,可能在未来给国家人民带来近万亿的财政增收。
什么叫“一字千金”,这就叫一字千金!
谈赚钱,金融业真是舍我其谁。
谈为国为民,金融业也应该舍我其谁啊。
五、另一些数据
在征缴比例上,前任是十年一提,新时代是六年三提速,突飞猛进的背后,也是因为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
今年减税降费从去年的一万亿出头变成两万亿,更为了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
连工信部部长苗圩都对这个降税表示“激动”:
“原来在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究竟是降一个点还是降两个点的问题上,意见都没达成统一。有一部分人认为降低一个点,因为降低得太多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影响太大;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多降一点。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最后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两个点。今天总理宣布了,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要从去年16%,再降低3个点,降到13%!”
连部长都直言“大出意料”,可见,这次的降税力度之大。
而降税力度越大,财政压力越大。
再加上今年拟定的2.8%赤字率,比往年高了0.2%个百分点,再加上今年比去年增加的8000亿元政府专项债券,国家为了让利于民为了兜底地方债,财政压力真不是一般的大。
支出不断加码的情况下,财政压力已经逼近临界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的开源节流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很好笑的是,报告里和金融提高征收比例并列的,是这句话:
“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 ——《工作报告》
我们看下,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都是蚊子腿,被说压减5%和3%,就算他们都压减50%,也省不出几个钱。
一般性支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经费支出,主要包括各级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的活动费用,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活动费用。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今日公布2018年预算情况,“三公”经费预算数为5,697.52万元,比2017年减少370.35万元。
换言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提开源节流,提出的节流,最多省几个亿,完全是蚊子腿,是为了抚平钱袋子的不甘心,而提出的聊胜于无的表面功夫,今年的重点,是挣钱,或者说是从钱袋子里掏钱。
这不,这一句开源几千亿、节流才几亿的话一提,当场就有人不淡定了。
招商局是第一央企,6年三提速,招商压力山大,工作报告话音刚落,就出了这样的“牢骚”:
在发表完对科技引领的体会后,这位“第一央企”掌门人李建红话锋一转,说起了央企上缴利润的问题。就在当天上午,工作报告中提道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我们非常赞成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上缴的利润,毫无疑问,国企央企就应该上缴,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制度化,在比例上国企、央企都应该一视同仁。”“我觉得上缴利润应该制度化、比例化,比如都是20%,或者都是25%。如果是按照特定条件上缴,排名前5位的企业一家缴一两百亿,排在后面的企业就不上缴了,这样也不公平吧” 李建红的一番话,引起了在场许家印的调侃:“能者多劳嘛。”
对此,套用那句话吧:
省钱是不可能省钱的,这辈子都省不下钱的
加税又不能加,就是钱袋子多搜些钱,才能维持的了生活这样子
最后,以那天的总结做结尾吧——
此事能成,如何?
国有金融机构将成为下一个独享高征缴比例第一类国企,如果顺利,有望在未来增加近万亿税收,其中大部分将转为民生支出,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功由人民共享,真正发挥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国企过“紧日子”,人民才能过上了“好日子”。
分配增量,需要时间,分配存量,迫在眉睫,而存量博弈,最为致命。
如果不能成,何如?
事不能成,那就只有一句话。
一句令人落泪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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