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海昏侯刘贺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墓葬被发掘，在历史上会成为一件比自己当了二十七天皇帝要轰动得多的事情。
这位在位仅仅二十七天的“西汉废帝”，在自己身后将大量的典籍、金银、珠宝随葬地下，不但为两千年后的今人展示了西汉皇族的富裕奢华，还连带解决了不少历史上被人们争讼不休的话题。
比如西汉巨量黄金的性质之谜。
几十年前，历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汉以前，大量的黄金在中国境内流通，并被作为最常用的交换媒介，从皇室到诸侯王和豪强、商人，有钱人动辄“一掷千金”，政治、宗教、商贸，凡是用得到货币的地方，黄金频频出现，比后来“一统天下”的铜币风光多了。
不过，到了西汉灭亡以后，黄金几乎一夜之间退出了市场，“蒸发”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那时候“黄金”不过是“黄铜”的美称——虽然又有些学者提出，二者从出现的场合到计量工具都有着极大差别，但他们却没法解释这些黄金到底去了哪里。
这个问题一路探究下去，可能还会陷入无休无止的“阴谋论”的怪圈，也会有许多问题根本解不开：有人藏匿黄金，那么过了几十年就会拿出来交换，否则藏匿它干什么？黄金被王公贵族带入地下，那么过几十年几百年就会被盗墓贼挖出来，要知道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这些神通广大的“土夫子”；要说对外贸易导致黄金流失，更没法解释得通：大汉朝又不是大清国，黄金更应该流入而不是流出。
但是，海昏侯墓里数不清的金饼、金板、金锭却告诉人们，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上币”黄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黄金，是它支撑了西汉王朝的强大与繁荣，而东汉时期的经济萎缩，豪强蜂起，则跟高值流通货币的突然消失密切相关。
▲考古人员从海昏侯墓的积水中打捞出大量的金饼
黄金的去向暂时还是个未解之谜，我们不妨从金融的角度，来聊聊这场货币变迁带来的影响。
圆形方孔的铜钱在民间持续使用了几千年，而中央政府用以支撑国家运转的货币，则从黄金、铜币、纸钞到白银不断变化。看似“三千年静如止水”的古代中国金融体系，实际上随着各种货币在流通市场上不断地此消彼长，不停的调整着自己的形态。
这些象征财富的金属、纸张不停变换，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一场又一场的“货币革命”。它推动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直到近代前夜现代货币信用体系的东渐。
而如今，“比特币”的出现与“沉寂”，央行表态研发“数字货币”，让古老的“货币革命”仿佛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变革”真的要到来了吗？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回千年之前，看看之前那些变革都是怎样发生的。
01
从礼器到货币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 ——卡尔·马克思
一般来说，金银作为货币有着其他金属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产量稀少，化学性质稳定，既能保证“物以稀为贵”，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超过市场需求太多，也能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不变质，而且这种金属硬度不大，容易分割——这些性质与政治经济学中对货币性质的定义不谋而合。
但是对古代中国而言，铜币才是货币市场上的“主流产品”。这倒不是说在中国，铜变得像金银一样适合被当成货币，而是历史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这种本不适合作为大宗商品交换媒介的“贱金属”戴上了中国货币的王冠。
一种商品能够成为货币，除了要满足商品货币的一系列性质以外，还要让人们相信，它有自己“无可替代”的价值。而早在人们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以前，铜就作为一种礼仪用品出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视野中了。
当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相比于石器更加昂贵也更加坚硬的青铜器很快变成了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同时，作为在战争中大显神威的“高端武器”，这种金属更是成为镇国护君的“宝器”。
▲“后母戊”大方鼎
在今天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内，“后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两件青铜重器遥遥相对，它们分别代表着商代南北方青铜器艺术的最高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展示着青铜器在当时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突出地位。
为了获得今天湖北东部，以铜绿山为中心的铜矿，商代的君主不止一次地征讨这一地区的“楚蛮”、“荆蛮”。到了周代，周王朝更是以随国（今湖北省随州市）为中心，在汉江东北面设立了十多个姬姓诸侯，保证宗周（镐京，今陕西西安）和成周（洛阳）的铜料供应与运输，这些诸侯历史上称为“汉阳诸姬”。后来周道中衰，一心与周朝分庭抗礼的楚国当然也不会放过这种象征礼仪与文明的金属，从西周中后期开始，楚国就开始不断蚕食这一区域的姬姓诸侯，并不断向铜绿山扩展自己的势力。
东周初年，在中原诸侯眼中，楚国还是一个“蛮夷之国”。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东征随国，随国君主抗议道：“我无罪！”楚王回答他说：“我蛮夷也。”
在楚国的强力压迫之下，随国臣服，“汉阳诸姬”结成的防御网瓦解，楚国彻底控制了这条南北“青铜之路”，并牢牢控制了鄂东的铜矿。之后数百年间，依靠这些铜矿，楚国发展出了高度的青铜文明：锋利的兵器、庄重的礼器和繁复精美的酒器，让楚国摆脱了“蛮夷”身份，发展出了令中原诸侯向往敬佩的先进文化。
▲守着古老的“青铜之路”，随国（曾国）也发展出灿烂的青铜文明，其中的精品当属曾侯乙编钟
一直到春秋时期，中国的社会还处在一个“邦国时代”，名义上，天子封邦建国，将天下土地分封给子侄功臣，赐给诸侯象征权力地位的铜料，让他们将这些铜料熔铸成各种礼器，镌刻上“子子孙孙永宝用”（子子孙孙将这件器具当做宝器使用）的字样，显示自己对天子的义务和对封地的权利。但实际上，除了封臣对诸侯，诸侯对天子定期的纳贡与赏赐以外，诸侯间横向的经济交往还非常少，象征礼仪的青铜器的数量，同时也就成了财富的象征。
02
金铜并行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史记·货殖列传》
到了春秋晚期，之前那种贡赐关系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逐渐解体了。礼崩乐坏，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里，“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渐渐变得重要起来。
自耕农摆脱了奴隶主，长短途贩运的商旅取代了向天子进贡的车队，商业贸易在列国间渐渐繁荣起来，列国的首都如咸阳、邯郸、临淄都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城中的集市“摩肩接踵”“挥汗成雨”，水陆交通的要冲如宋国的定陶也成为列国争夺的主要场所，各国贵族想方设法将这些重要的商业结点变成自己的封地，以收取商税，获得财富。
这个时候，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金币作为一种稀缺而稳定的金属，成为早期商品交换的主流。但是，铜币也在中国获得了它的一席之地，毕竟，小额交易需要一种价格低廉，而在人们心目中有一定认可度的媒介——虽然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想到，它会最终取代金币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与金币不同，曾经作为象征权力与礼仪的铜，此时已经不再像当年那般稀缺，与黄金相比，它价值低廉，但因为一直以来是礼仪、权力、财富的象征，获得了人们一致的认可。列国将小块的铜铸造成各种农具的形状，用于日常的商品交换。
每年秋收以后，农民将一部分粮食送到官府作为租税，留下一部分口粮，剩下可以的换成铜币，去集市上购买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但当时商贸市场上最主要的成员，还是游走在列国之间的大商人与纵横家。他们寻觅各种稀世珍宝、宝马良驹、传世美玉，在各国之间买高卖低，赚取利润。交换的内容小到一块玉珏、几处田地房舍，大到数座城池，乃至一国国运。
铜币这种价值低廉的金属显然无法满足这种大宗交易，金币无疑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半两”是秦汉之际的铜币标准重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还统一了各国的度量衡，拆除了六国建造的各种关隘城堡，并且下令，宣布将六国铜币全部弃用，改用秦国使用的圆形方孔的“半两”。从此，“圆形方孔”成为中国古代铜币的基本形态。不过，上层社会进行大宗交易的媒介，还是金币。那时候，黄金通常以“镒”或“斤”为单位，一镒约为二十两，一斤则为十六两。而铜币则以枚计算，每枚铜币约重五铢（半两）或四铢，汉代，一枚铜钱称为一钱，一千钱用细绳编成一串，即一缗。据《史记索隐·平准书》记载，每斤黄金约合铜币一万钱。
及至秦，中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史记·货殖列传》
随着国家的统一，大商人主要服务的对象从诸侯变成了平民，他们的主要财富，渐渐开始以铜币来计算。据记载，西汉初年，存放商税和农业税、人头税的府库里积攒了大量的铜币，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大量铜币散落库中，无法计算。汉武帝时期，为了筹措对匈奴作战的经费，向大商人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千钱需缴纳120钱，称为算缗（120钱为一算），私人车船等交通工具也要缴税一至二算。
在铜币占据人们日常的商业活动的同时，大额交易的媒介黄金则取代了当年的青铜，成为礼仪、权力的象征。
秦与西汉时期，朝廷以国家名义进行各种祭祀活动和奖励功臣时，用的大多是金币。有汉一代，赐大臣黄金五百斤、千斤甚至万斤的记载不绝于史，2016年，在汉代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马蹄金、麟趾金和20多件金板。
汉代规定，国家进行祭祀的时候，诸侯王要贡献一定数量的黄金相助，称为“酎金”。在刘贺下葬的半个世纪以前，公元前112年，刘贺的祖父汉武帝刘彻在一次祭祀活动后令少府严格检查列侯贡金的成色，当场剥夺了106名列侯的爵位，其中包括卫青的长子卫伉，和刘备的远祖、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贞。
▲“马蹄金”是西汉常见的金币样式，常见于各种祭祀活动中
当年充满世俗气息的黄金，此时已经被赋予了高贵的神性，成了关乎“天家道统”的大问题。
03
消失的黄金
这种上层贵族使用金币，商人和普通百姓使用铜币的“双轨制”经济结构在西汉灭亡后戛然而止。原因更是让人匪夷所思：西汉活跃在经济领域的大量黄金，经过数十年的战乱，竟然凭空消失了！
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是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据记载，西汉府库中贮藏了大量黄金，赏赐大臣诸侯，祭祀祖先天神，乃至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使用的都是黄金。海昏侯墓的发掘结果也显示，这些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金”确实是黄金，而不是之前有学者所认为的铜币的美称。
黄金本身也不会腐烂生锈，它是人们日常能见到的化学性质最稳定的金属，即使成为达官贵人的陪葬品，时隔多年以后，盗墓贼又会让这笔财富重见天日。巨量黄金的去向，变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吸引了无数经济史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
在流通天下的黄金消失的同时，铜币的信用也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汉初，一些诸侯王和皇帝信任的宠臣占据矿山，与国家分享着发行铜币的权力，但因为那时候铜产量稀少，市场交易也不活跃，通过“看不见的手”调控，货币供给总得来说还处在一个正常的水平，毕竟钱发行得过多，货币发行者也无利可图，甚至影响自家货币的“销量”。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汉武帝时期中央权力的膨胀，货币发行的权力渐渐垄断到中央手里。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持对外战争的需要，货币发行量就已经远超前代，甚至一度以鹿皮为币。不过，当时正是“文景之治”造成的大繁荣之后，过多的货币发行量很快被繁荣的市场和频繁的对外征伐所消化。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地方豪强与宗室、外戚、功臣大量圈占自耕农的土地，使得大量自耕农依附于大地产，而这些大地主往往有免税减税的特权，国家财政收入急剧萎缩。当王莽夺取了汉王朝的皇权之后，为了重建中央财政，他采取了一系“取财于民”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大规模地发行铜币，从人民手中收取“通胀税”。
▲王莽时期的“六泉十布”，即六种圆形方孔钱（泉）及十种布币，种类繁多，且往往“以一当多”，最多者有“大泉五十”（一枚铜币相当于五十枚五铢钱）大布黄千（一枚布币相当于一千枚五铢钱），通货膨胀极其严重
但是，王莽时代，西汉的繁荣盛世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市场交易的增量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多出来的货币。而且，王莽的货币改革，倾注了他太多对于古代社会的幻想，他甚至以为，恢复秦以前六国的货币，能够唤起人们对《五经》中“王道时代”的记忆——各种六国的刀币、布币（铲形铜币）一夜之间又重新出现在大汉朝的货币市场上，铜币陷入了三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
那个时候，铜币还没有“以旧换新”的制度。王莽政权灭亡以后，他所铸造的各种铜币依然流通在市面上，铜币的价值大不如前，对发行铜币的国家来说，铜钱也不是什么珍贵的物件了。
在王莽时代的影响下，东汉发行的铜币，从成色与质量上都与西汉相差甚远。到了东汉末年，董卓执政时期铸造的“小钱”成色质量更加低劣，使得“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铜币的市场信用荡然无存，之后，一直到晋代，中央政府再没有新铸过铜币，而是将西汉流通的五铢钱作为流通货币。
金币的消失和铜币信用的丧失，让东汉的货币经济陷入了极度的萎缩之中。在东汉时期，皇帝赐给大臣的主要是铜币，数量每次大约在数十万，即使按照西汉时期一枚铜钱相当于黄金万分之一斤的比价计算，也不过黄金数十斤，如果再算上货币成色与质量的巨大差异，东汉皇帝显得“抠门”了许多。
04
“后黄金时代”的经济萎缩
货币市场的萎缩与商品市场的萎缩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西汉时期，商品贸易极为繁荣。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西汉初年，国家统一，关隘开放，对山川沼泽的开发禁令也相应解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但到了东汉时期，剧烈的土地兼并让大量的自耕农变成了豪强地主之下的依附人口，大地产所有者门连田阡陌，“闭门成市”，农庄的围墙之内，除了食盐等少量物品需要从庄园以外获得，农业、手工业基本都能自给自足。
▲东汉庄园往往“闭门为市”，生产生活一应俱全
“猪是自己养的，菜是自己种的，桌子是自家木头锯的，连碗都是自家窑里烧的。”豪强地主们滋润的日子背后，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次经济大倒退。繁荣的集市萎缩了，纵横天下的商旅也渐渐稀疏，人们回到了高高的围墙之内，过上了“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
这种几乎静止的社会生活，也让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变得日益稀少。大地主们垄断了州郡的田产，境内的居民全是他们的附庸，维持地方治安的，也是他们的部曲（私兵），中央派来的官吏无所事事，抱膝长啸。当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统一的假象瞬间分崩离析，各地郡守、州牧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借着平定黄巾起义和讨伐董卓的名义，占山为王，割据一方，最终形成了三国的乱世。
公元220年，东汉灭亡。魏文帝曹丕下诏停用五铢钱，民间改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7年后，魏明帝曹叡即位，下令复用五铢钱，但是，货币的萎缩乃至退场已成定局。此后，虽然晋代、十六国和南北朝都有货币活动的记载，一些政权也发行过自己的钱币，以货币为媒介的商业贸易却始终未能像西汉那样繁盛。
随着金币与铜币先后在市场上衰退，在萎缩的商业和萧条的经济中，中国历史走进了它的波谷，为之后唐代的再次繁荣积蓄着自己的力量，而中国“货币革命”的第一场，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05
银，古老的“理想货币”
货币作为维持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媒介，它的供应与需求，无时无刻不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走向。
而当两种以上货币同时出现的时候，个人在两种货币中的投资和投机，和市场在两种货币中的取舍，无疑会引发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
像中国古代这样长期保持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太多见：唐代虽然铜币“一统天下”，但价值低廉的同时还产量不足，让铜币在宋代商贸极度繁荣中陷入了严重的短缺。货币不足，不但制约了商贸的发展，也威胁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弥补铜币的不足，宋金两朝将民间汇兑的“交子”、“会子”变成了国家背书的纸币，通过加大纸币投放，朝廷解决了短期的财政困难，却造成了危害更加深远的恶性通货膨胀。
一些心思活络的商人开始把曾经与珠宝龟背并列的银作为货币的替代品：它产量稳定、足够稀缺，而且供给不受政府和市场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化，完美契合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对“理想货币”的定义。
如同以前年后的比特币一样，大宋朝的银，悄然成了市场上铜币与纸币最佳的替代品：大宗商品交易、贿赂官员、对外贸易，种种用铜币难以解决的问题都被银币轻松解决。
但到数百年后，地理大发现使北美洲的白银通过西方殖民者之手进入欧亚大陆，流入中国市场，白银从一项防范铜币不足、纸币膨胀而拿在商人和官员手里的“投资标的”，变成了通行天下的“货币”，但付出的代价的却是其价值的大规模下跌：按照购买力平价，宋代一两白银的价值相当于明代的5~6倍，而明代白银的购买力又是清代的两倍左右。
▲在古代中国晚期成为“硬通货”的白银
现代高速流动的信息与交通让古代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周期在数十年甚至数年内就轻松完成。比特币在“竞品”大量涌现以后，迅速贬值，2018年甚至出现了“腰斩”的惨况。
换句话说，当年白银用了数百年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规模的贬值反而让它确立了流通货币的地位。但比特币和喷涌而出的种种“数字货币”却恰恰输在了“时间”上，它跑得太快，还没让市场“记住”它，就已经走上了命运的下滑曲线。
“比特币”在国际投资市场上虽然兴灭倏忽，但数字货币毕竟契合了哈耶克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对“理想货币”的定义，它仍然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一项投资标的，在短期内也有上涨的空间，但长期内，要想像当年的白银一样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大展身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特币的未来还很难预期，但是市场对比特币前景的预估还是能通过媒体和大众心态蛛丝马迹的变化观察出来，短期持有比特币，或者投资相关的可交易基金（ETF），其实赌的就是人们对这种未来货币前景预期的不断起伏。
市场不断变化，技术也日新月异，5G网络技术、“区块链”这些新的概念还在不断地冲击人们的观念——在不断的技术利好刺激下，人们对新型货币的预期在短期内还是会看涨的，不过，比特币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在人们心目中获得它的“合法性”？市场能等多久？人们这种美好的预期还能持续多久？这都是需要投资者谨慎思考的问题。
而要维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充足科学的货币投放，良性的金融制度，市场和监管体制对各种新型金融产品的消化能力，都是决定未来经济社会的主导权究竟“花落谁家”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