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昨天是胡适的去世纪念日。
我印象里,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人写文章,来纪念他。这让人想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一个人死了,倘不埋在活人的心里,那他就真的死了。
今年纪念胡适的文字,被刷屏的,是这篇《胡适:抵抗黑暗最好的办法》。
这篇文章里,引用了苏小和的一段话:
作家苏小和说,胡适可能是一名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没有读懂胡适,很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依然是一名没有常识的中国人。
复旦大学的教授严锋说:
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7周年。我少年时因被宣传而仇恨胡适,青年时因狂妄而鄙视胡适,以为他思想不深刻,文章也不生动。步入中年,越来越了解胡适在学术与思想上的意义,体会到他的可爱与珍贵。胡适提倡的宽容、建设、理性、科学,依然是中国最需要的精神资源。他也是最早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中国人。
严锋和我算是同时代人,他对胡适的认知,基本上和我的认知是一样的。
02
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是在说一个复合的概念。因为有很多的中国人,而每一个中国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对胡适的态度也是这样。
胡适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认知。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做了很多的选择,有人选择了胡适,有人选择了鲁迅,有人选择了毛泽东,有人选择了蒋介石。
就像有人说的,1949年,历史分野的时候,熟知蒋介石的,选择了大陆,熟知毛泽东的,选择了台湾,既熟知蒋,又熟知毛的,选择了香港,美国,欧洲。
其实这是有规律的,胡适的道路,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而胡适之外的道路,是民粹的,是不理性的。
不要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抬杠。因为在认知上,两类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03
最近一段时间,在FT中文网上读到了好几位知识界的老先生的“新年期许”,我印象里,FT中文网每年都组织同一批人,写同样题目的文字。
你把去年的,前年的,甚至再前年的找出来,对照一下,会发现,内容大同小异。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害怕生活在不理性的时代。
但问题的关键是,哪个时代是理性的时代?
在不讲理的时代,总有些人想着讲道理。问题是,谁的道理是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是谁有枪谁有理,有钱也不行。因为有些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决定经济。
因为底色是民粹民氓。
所以,从这个逻辑推理,你会得出一个令人悲哀的结论,知识分子都是傻瓜。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你还非要说理,你说你傻不傻?
04
昨天看到一个事情:
我看完这个事情,很鸡贼的想法是,何必呢?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事情,和恶人置气呢?
和恶人置气,有很多时候,真的不值得。
我知道这样的想法会被人批评,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何其大啊。
就像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常常教育我的,好鞋不踩臭狗屎。
好人一定要远离小人,恶人。因为和恶人对抗的结局,对好人一定是不利的。
尤其是在一个信奉权力,信奉强权的国度,时代。
由此就有了一个问题:做好人那么难,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由此又有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人,什么是良心,好人和良心的定义,标准是什么?
其实古人也疑惑过这个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05
苏小和在他的某篇文字里说:
真正有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下去的人们,就是那些事先把自己的人性和他人的人性怀疑到极致,从不幻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天使的那些人。他们很坦诚,深知自己是一团黑暗,因此对他人的一团黑暗有所体察,从此不再苛求他人。不苛求,便宽容。由此,人生的境界不是便窄了,而是开阔了。
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练习过如何深度怀疑自己的人性,则这个人理所当然地走向一种关于自己的无知。“走向无知”是人所面对的第一困境,即一个人在关于认识自己的命题上始终处在绝对无知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在我们足够怀疑人性的不确定性有了某种彻底的勇气和智慧之后,那么人性论的问题因此就变成了两个向度:
其一,一个人对自己的心灵的“动机考察”,才能推动一个人趋近道德律,但无法完全抵达道德律。在这里,一个不考察自己心灵动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符合道德律的人,与此同时,一个试图完全符合道德律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道德律之人。
其二,关于心灵动机,属于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考察,一个人无法对他人的心灵动机展开辨析。一个人应该学会对他人的心灵动机的尊重与退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旦有人探测他人的心灵动机,灾难就来了。
苏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某些观点未必就让人接受,但对我们的思考也许有启发。
06
昨天读到易伟解读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人啊,往前看,往后看,往上看,往下看,有思想的灵魂最孤独。因为他无法定位自己。我想,这可能就是有人要信仰上帝的原因。
当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时候,他才把自己交给上帝。
易伟的文字是下面的,我本来想把它转为锤子便签,但总是转不了,提醒说是敏感词。我看了几遍,不知道敏感词是什么:
《北京法源寺》是讲两个jiazi前wuxu年 间的事儿。他的作者李先生殁在又一个wuxu的春天,可视作一种回向吧。回向,不是轮回。
这本书二十年前读过,对我后来一些选择有过影响。庙堂高耸,人间戏场。出世入世,自证他证。李先生把它当小说,书评评价并不高,甚至说他发力过猛。好文字和好小说是两码事,好思想和能启发人的思想,也是两码事。
书的主题很庞杂,对很多政治和群体现象分析相当精准冷峻。但核心我以为,还是由《华严经》回向品而来,即,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信仰。
这种“道”是依托在谭嗣同这个人的身上表现的。而书有些刻意渲染的反例则是康有为和袁世凯。
康南海另当别论。
再后来读史,觉得老袁不是那么简单。至少他的“术”还是蛮厉害。他笃信外部攻不破的东西宜从内部“分 化”开始。而分化的前提是“取信”。据说这是他读《三国》的心得。
民国初,从社会知识学角度,挺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家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gemingdang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老袁之后几十年遂无英雄。走马幻灯。内忧外患。历史很会开玩笑。它鬼使神差将一些平庸可笑的人推上尖峰舞台,也能悄无声息把他们打回原型。
书里录了并大为赞叹谭嗣同的几首佛性诗。我觉得也还好,但很多年前收藏了他的《莽苍苍斋诗文集》并一一读来,更喜欢他二十一岁去西北时游吟的一首东西。
念来: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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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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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听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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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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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