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最美好的爱情，都写在王世襄和袁荃猷的脸上 | 李舒

他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后来又恋熬鹰捉獾。陈梦家和赵萝蕤婚后住在王家隔壁。某日深夜，忽听有人叫门，声音嘈杂，赵萝蕤和陈梦家吓坏了，以为是强盗，接着听到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随即寂然。次日才知道，原来是王世襄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

袁荃猷就是在这时进入王世襄的生活的。

奶奶是袁荃猷祖父的第四位续弦，结婚时已经38岁，同盟会成员，热衷妇女运动，经常拿一把洋枪去给受丈夫虐待的妇女做主。做奉天中国银行行长的祖父很听这位太太的话，抗战时期，这位奶奶叫了一辆三轮就出去了，爷爷急得直发脾气：“太太哪儿去了？”后来才知道，奶奶上北京站了解难民民情去了。

袁荃猷在祖父母家长大，读《论语》《孝经》，弹古琴学画画，过的是典型旧派闺秀生活。入燕大，袁荃猷学的是教育学，毕业论文是编写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她去找教育系系主任周学章先生，周先生就推荐她去找王世襄，请他来做小学妹的“论文导师”。

初次见面，袁荃猷印象最深的是王世襄吃柿子，吃完留下完完整整的柿子壳。王世襄对袁荃猷的论文很上心，到了后来，为了让她通过论文，居然帮着写。

这两个人就这么“相看俨然”了。

后来燕京停学，王世襄去了重庆，临行，他送了袁一盆太平花。在四川，王世襄写了很多信给袁，只收到两封回信，其中一封是“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这真是我见过最美的情书。

回到北平的王世襄，给袁荃猷带了一个火绘葫芦片小盒，这是他之前在信里许诺的——要是做好了就送给她。她打开小盒子，里面静静躺着的，是两颗红豆。

袁荃猷说，这是我们的爱情信物。

“你是不是不会买葱，为什么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荃猷有时候想进厨房帮帮手，佣人张奶奶一会儿说：别让油溅了裙子！一会儿说：别让刀切了手！荃猷只好退出，不捣这个乱了。

新婚燕尔，却很快劳燕分飞，他们连蜜月也没有过。彼时的王世襄，一心都在追缴文物上。他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追缴了多项文物，他在回忆文章中说：

她的衣服，破了缝一缝，褪色补一补。他本来给她去鼓楼大街买内衣，结果半道上，看见喜欢的藏传米拉日巴像，买了回来，内衣忘买了。荃猷见了，却欢喜说：

“要是我也先把他请回来，内衣以后再说。”

他们的朋友郁风说：

“唐琴无价，奉报又安能计值，但求尽力。”

遇见这个炉子时，袁荃猷正在学琴。

1957年，王世襄遭受“加冠”之灾，被诬陷偷盗，关在东岳庙里逼供，又被关到公安局看守所。抄家多次，没有查出任何问题，才把他放回家。回家之后，他才听说，荃猷曾经前去看守所，慷慨陈词，“讲述我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包括派往日本从东京运回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等”。

王世襄回到家里，荃猷对他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王世襄说，在那一刻，他才知道，太太小小的身躯里，居然藏着这样的胸襟。

“文革”来了，王世襄被划为右派，每个月就二十五元生活费，自顾不暇。全家老小，都靠荃猷一个月七十块钱的工资。某日，王世襄在干校忽得电报：“荃猷病危，王世襄速来。”他心急如焚，赶去才知道，荃猷得了精神分裂症。原来，和荃猷住在一起的同事天天劝她交代王世襄的情况，她躺在床上拼命想，实在觉得王世襄没有任何问题，“以上的思考搜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才患病。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荃猷神智恢复正常，又回干校劳动。有时候回芳嘉园，王世襄的父亲心疼儿媳妇，给买了两毛钱肉丝面。荃猷谢了又谢，却忍着没吃，说留给老人。出门遇到侄女，想借钱，她立刻说，我这里还有两块钱，咱俩一人一块。

荃猷在干校时曾经收到一个特殊的礼物，这是千里之外的王世襄做的一把小扫帚。这把“竹根儿做的把，霜后枯草做的扫帚头”的小扫帚，袁荃猷一直珍藏着，她明白丈夫的意思——敝帚自珍。后来，王世襄出《自珍集》，他们把这把扫帚印在了扉页上。

在生命的最后，他们还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

2003年，荃猷去世，王世襄悲痛欲绝，在他的《锦灰堆》里，句句都是对荃猷的愧悔，他后悔没有带荃猷游山玩水，这是她最想做的事情；他后悔怂恿荃猷晚年出版自己的刻纸集，觉得破坏了老伴儿的健康。

他说，我负荃猷。

他写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他把她的东西都拍卖了，只有一件东西保留着，那是他与荃猷一起买菜的提筐，他说，等到自己百年之后，要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墓里，就像他们两个人，一起拎着这个提筐去买菜。

王世襄说，这叫生死永相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