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看到，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民群体息息相关。
国家工业化的起步，是农业的剪刀差。
国家工业化的危机化解，是农村的上山下乡。
国家工业化的腾飞，是大量的农民廉价劳动力。
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殖民地的掠夺，是血淋淋的。
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来到世间，每一个汗毛孔里都留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中国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带着血，是农民们的汗血。
那就是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一、城市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工业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对一个在近代沉沦百年饱受西方列强侵略蹂躏的国家，工业化更是我党立国的重中之重。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就是工业化对我国对我党的分量。
和工业化一样，城市化一样对我国十分重要。
原因主要有三：
1、资源集约利用
集中和规模化的城市，相比分散的农村小城镇，能更有效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举个例子，很多十八线小县城的人都吐槽，小县城有的日用品比大城市卖的还贵，无他，大城市有发达高效的交通物流系统，小县城的日用品之所以贵，就是因为物流成本相对更高。这仅仅是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还有完备的公检法系统对社会治理成本的节约，规模人口的聚集对人力成本的节约等等方面。
而中国和西方各国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级别的大国，资源矛盾紧张，有多紧张呢？
奥巴马的那句话虽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也的确点出了问题：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所以，和《》中论述的一样，十亿级人口的中国，要想国人都过上好日子，就势必要整合分散的乡镇格局，以此推进城市化，通过规模化治理和集约型发展，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这一致命矛盾。
2、产业规模化和经济结构升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仿佛开天辟地般的指出了这一真理——“文明始于分工”，而规模化和集聚性的城市，正是进行分工的最好场所，正是孕育、发展、壮大文明的完美子宫，所以学术界有这样一条铁一般的定律——“文明的一大标准，就是要有城市”。
（文明四要素：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3、掌握冶金技术。4、出现政治和宗教中心）
所以古代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的进行了城市的建设，所以近代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都不约而同的和城市化进程同行，所以现代各个国家都将城市化视为产业升级的先决条件。
（城市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更好助力产业升级云云，这类说法太老套了，这里玩点更宏大的述事。）
3、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源泉
这一点，刘鹤有过专门的论述：
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创造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巨大……据测算，中国城市人口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将增加1.4个百分点，直接带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
——《围绕扩大内需提出的三个重点问题》
正是因为上述城市化的各种重要性，导致了它的必要性。
同时，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大致同步，城市化由工业化推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和工业化一样，城市化同样需要政府拥有庞大的资本原始积累，来投资建设供水、通电、通路、通讯、医疗，教育，公检法等一系列成体系的基础配套设施。
于是，无法向外进行成本转嫁和财富掠夺的新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可避免地遇到了和工业化一样的问题：
那就是资本匮乏，无法进行城市化化的资本原始积累。
更无语的是，中国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奉献了所有，很难继续为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积累。
而中国走到今天，城市化是飞速发展，今天已有近60%的水平。
这一切，国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二、中央学美国铁路模式，地方学香港土地制度
这个小标题，后半段很好理解，前半段有点难理解。
是的，地方学香港土地制度，很好理解，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土地拍卖制度，对大陆是影响深远，正如黄奇帆所说的：
我们土地买卖的方式，是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拍卖制度。
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当时在浦东新区，我们一起到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几个月学了回来，中国第一轮的土地批租拍卖是从上海上开始的，我对这件事，应该说了解得特别清晰。
历史还有这几个细节。1987年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土地第一拍，第一宗公开拍卖会上的是“双语”，两名深圳当地官员，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粤语。
1987年深圳，中国土地第一拍
而且，在那场即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掀起巨浪的拍卖会，甚至还用上了由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枣红色拍卖锤。
而香港土地制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让政府居于主导地位。
一来是举行拍卖行，经过一轮轮拍卖叫价，土地容易取得较高溢价，政府赚，二来是政府控制土地资源，可以随时出地，也可以捂地惜售，让房产市场一直处于有利于政府的卖方市场。
如香港人自己说的：
“香港政府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
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70%！”
实际上，这一点，成都政府学的很到位……
可以说，大陆的地方政府学香港土地制度，是源远流长，是众所周知，大陆当年学香港的土地制度，房价高不是没理由的。
（当年我们学香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借鉴新加坡。）
那么“中央学美国铁路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在曾《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写到：
“一部美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西进史。”
而很多经济学家又这么写过：
“一部美国西进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铁路成功史。”
是的，两个约等于串起来，就相当于：“一部美国史，约等于一部美国铁路成功史”。
是不是很有趣？
当年的美国在开发广袤荒凉的西部时，交通不便利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交通不便利，导致原材料运不出去，产品运不进来，整个西部和东部无法练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隋炀帝的大运河连通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联通了两大核心经济区，建成了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完成南北经济一体化，成为千古大工程，美国也想方设法的联通东西部打造国内经济一体化大市场，于是，一场美国版的大运河工程开始了，那就是美国铁路西进运动。
不过，美国当时刚刚结束南北内战，国力凋敝，百废待兴，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需要庞大的资本的，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所以，当时的美国在开发西部时遇到了和如今中国城市化一样的问题，资本不足。
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打出的口号是：
“谁来建铁路，就送谁土地！”
历史记载：
联邦政府对铁路建筑的主要援助是土地赠予，在1850年～1871年期间将大约1.31亿英亩联邦公共土地无偿赠予铁路公司，加上一些州政府的赠予，总计赠地约2亿英亩。
据估计，铁路公司仅通过出售赠地而获得的纯收入就高达5亿美元（当时的美元价值很高，作为对照: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折合3.33亿美元）。
除此以外，联邦政府还提供勘查、设计等技术援助，并根据铁路公司所筑铁路长度和地形的不同，给予一定的贷款。
美国没钱修美国版的大运河，但是美国有土地啊，于是美国就靠这样另类的土地补贴完成了美国铁路的建设。
1840年全国铁路里程3328英里，西部只有394英。
1860年铁路总长度31246英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2906英里。
1880年全国铁路93262英里，西部铁路63664英里，而东部只有29598英里。
1890年全部166703英里，铁路中西部72213英里，几乎占铁路总长度的43%。
19世纪末老美铁路已接近20万英里，超过欧洲包括俄国铁路的总里程。
（当然，美国人已经淡忘，那些几乎被杀光的原住民印度安人……）
在建设铁路上，美国遇到了和中国推行城市化一样的难题，那就是资本匮乏，而美国的解决方法，却给中国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
是的，地方政府学的是香港的土地制度，中央学的，其实是美国的铁路建设模式，于是，中央的选择大家现在都看到了：
土地财政
四、土地财政的准备工作
土地财政是今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政经词汇，然而这个词不是横空出世的，要开启土地财政这个资本积累器，还需要中央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1、法律的顶层设计
大事都要有顶层设计，土地财政焉能没有？
1987年，深圳土地一拍后不久，中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两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同是当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自1987年起，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于是，这场由土地为基底的房地产市场变革，以改宪的形式，为其前行扫清了最先也是最大的障碍。
2、分税制改革倒逼地方财政开源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归中央的叫国税，归地方的叫地税，财政收入大规模地向中央倾斜，但中央政府在其所拥有的财权和其所承担的责任，两者之间没有一致起来，地方财权远远大于其责任，所以地方财政负担一直在加重。
更让地方无奈的是，中央先后两次拿走了地方的大头税种。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风云。
份额巨大的所得税，已经不是当年的蝇头小利了，而且用发展的眼光看，所得税的增长速度常年走高，在未来，这一税种的体量将越来越巨大。
于是，在2001年，原本归地方财政收入的所得税，收归国有。
——旧文《从刘晓庆到范冰冰，看中国税改史的历史进程（中）》
还有16年的营改增：
营业税是地方的进项，增值税是国家的进项，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这笔钱，就不归地方归中央了。
从这点上来看，16年的营改增和01年的所得税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旧文《从刘晓庆到范冰冰，看中国税改史的历史进程（下）》
本来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就不匹配，中央又先后两次从地方收了大头税种，地方财源更少， 只有土地财政这一条希望了，这就相当于中央逼地方政府去找钱、弄钱，相当于中央逼地方政府孤注一掷的大搞土地财政。
当然，中央逼地方搞土地财政，也不是让你地方这样搞的啊：
来自北京团的一位人大代表向本报记者透露，北京某区县新上任了一个“一把手”，但他一上任翻开账本一看，发现无地可卖了，因为他的上一任已经把地全部卖光了。
2001年就把地卖光了，实在是牛！
3、取消福利分房倒逼消费市场。
如果说中央分税制改革和连续两次抽血地方，是中央逼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是在供给端发力，那么1998年的取消福利分房，就是中央从消费端发力了。
福利分房，是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为什么那几代人都十分的巴结奉承领导，十分的看重铁饭碗，和这一制度有很大关系。毕竟，福利分房都是领导决定的，权力决定了你一家人是挤小单间还是住大房子，所以，绝对的权力，绝对扭曲人性。
取消福利分房，是理所应当，是顺应民心，取消福利分房后，消费市场一下涌入大批刚需，加上供给端的地方政府又各种急着弄钱搞土地财政，供给端和需求端皆十分旺盛，正可谓是干柴碰上烈火，热火烹油的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也就到了。
文章总结
对中国来说，城市化重之又重，城市化困难重重，城市化不能不行。
于是我们看到，法律从顶层设计上为房地产破冰开路，于是我们看到，福利分房制度在全国的正式取消，于是我们看到，分税制后中央接连两次从地方抽走财源。
可以说，资本内生性不足且的中国，以土地财政为国家城市化核心驱动力的战略规划，已然成型。
岱岱透过电脑屏幕，仿佛看到了1987年深圳土地拍卖会上的拍卖锤，那个枣红色的拍卖锤，正被国家高高举起，然后挟裹着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向每个国人的脸上猛然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