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市民，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 | 岱岱

这是一本很有料的书，温铁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温铁军首先是是一个三农专家，然后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专家，他不仅是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领域之权威，而且没有像其他业界同僚那样，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是对体制问题有着深刻的不同见解。

而最让岱岱佩服的，是温铁军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济世情怀。

是的，“情怀”，这个在当下已经被滥用的词汇，放在他身上，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

把《八次危机》和温铁军的相关讲座放在一起看，就差不多能了解被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济卷》的原貌了。

因为温本人是很靠近决策层的学者，掌握的一手资料比大部分学者都多，而且其人敢于跳出意识形态的分歧来客观剖析中国经济，所以他的书很值得一看。

毕竟，不仅在民间，学术界也有信息的不对称的。

上层政要掌握的信息，和吃瓜群众的比，不是一个量级的，就像有的人看的是内部参考，有的人看的是动态清样，有的人看的是清样附页，而有的人看的是侠客岛。

2015年5月上旬，政治ju通报郭案件。——《清样附页》

5月下旬，省部军级通报郭案件。——《动态清样》

7月，郭案社会公示。——《侠客岛》

 ——旧文《徐郭落马时间表》

这本《八次危机》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论点，岱岱特意写文列出，并进而发展，写成这个系列，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

1、成本转嫁理论

国际上，一直有萨米尔 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来解释国家与国家间的利益关系。

即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军事、金融、产业、文化等优势，设定了不平等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而让西方国家能在内部发生经济危机   时，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转嫁危机成本，从而顺利渡过国内难关。

如美国的做法：

遭遇危机，能靠连续施行量化宽松政策而得以嫁祸全球的，只能说军费开支和政府债务都约占世界二分之一的美国。

而那些不能向外转嫁危机成本，只能承接西方国家危机成本的国家，大多数都堕入了“发展陷阱”。

有的西方学者将西方国家这种“对外转嫁”，形容为“先发优势”，有的中国人则形容为“剪羊毛”。

温铁军将这两大理论进一步发展演化成“成本转嫁理论”，用来分析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

根据他的“成本转嫁理论”，西方工业化工程中，常常向海外转移发展成本，将发展收益留在国内，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而中国则在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下，通过对内（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嫁发展成本和经济危机的风险。

因此温认为，国家必须重视“三农”，国家无法不重视三农，因为三农是重要的“劳动力池”和“资金池”。

只有农村保持稳定发展，中国才能在经济危机时向农村转嫁风险，保证经济在城市“软着陆”，而一旦农村不能承接足够的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在城市“硬着陆”。

三农领域的权威温铁军，一如既往的对农民抱有深切感情，他在《八次危机》中，数据翔实案例丰富的向我们展示了，从1949年建国以来，农民、农业、农村，是如何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建设而付出最大牺牲的。

那些年，中国农民的奉献与牺牲

一、农业剩余，发展工业

首先，我们得明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各国是截然不同的。

任何国家要工业化现代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避不开的一个起步阶段，因为而中国和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西方的近代史我们都知道，西欧各国对美洲的殖民掠夺，还有贩卖奴隶的三角贸易，以及后来对印度中国的殖民掠夺，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优势下，成功的将已知的世界变成了他们的海外原料产地和海外倾销市场，除了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是英国内部进行的资本积累外，那几百年内，西方国都是对外掠夺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

如19世纪中期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

“大洋洲有我们的牧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羊群，……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且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及东印度群岛。”

而印度作为大英女王王冠上最闪耀的宝珠，被时人比喻为“英国像海绵一样从恒河边上吸取财富，又挤出来倒在泰晤士河中。”

正是有了源源不断数量惊人的海外财富来源，西方各国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

而我们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则和西方大相径庭，新中国建立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海外扩张”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又将黄金白银等硬通货一卷一空，好不容易等来了苏联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可是不过几年苏联就撕毁协议，撤出专家，当年的援助都成了外债。

可以说，新中国完全是从一穷二白的地步开始经济建设开启国家现代化的。

而工业化是需要资金的原始积累的，特别是国防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首先就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庞大国土庞大的国家，工业化要求十分之高，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是怎么进行工业化的呢？

苏联已经替中国想好了答案：

工农业剪刀差

是的，和中国几乎是一穷二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一样，苏联也是在揭不开锅的困境下开始国家工业化的，因此，斯大林采取了工农业剪刀差这一做法。

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针对苏联的特殊国情，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

该理论主张通过不平等交换牺牲非国营成份实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积累资金，即国家工业品和农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

为了建设工业化，苏联政府对工业品定高出其价值的价格，对农产品定低于其价值的价格。这就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由来。

“工农业剪刀差”政策对苏联工业化有多重要？

曾经有大量干部民众向斯大林反应过，在剪刀差政策下“农民真累，农业苦，农村真危险”等实情，然而斯大林依然坚定不移的指出：？

“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立刻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否则就会阻碍国家工业化。”

为何对农民如此不公平的剪刀差政策，苏联依然坚定执行？

因为工业化门槛十分高，工业化需要密集持续的资金投入，而西方国家可以对外掠夺殖民地财富，无法对外转嫁成本的苏联，只好对内牺牲农民群体的利益了。

而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需要消费市场来消化，因此必须保证有一个规模化的市场。

西方国家有海外殖民地市场可以倾销产品，而苏联没有，因此，斯大林大手一挥，全国分散的小农都集中起来，搞了农村集中社，人为创造了规模化市场。

看到这里，是否觉得和中国的很熟悉？

是的，建国初期的中国实行全盘苏化，其经济建设方针大都是沿袭苏联。

（苏联比中国幸运，因为苏联基本完成工业化后，用武装的钢铁洪流打赢了二战，和美国分割了全球胜利果实，取得了惊人的战争红利，将东欧中东都变成了自己的原料生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而中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处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核武器又限制了大战的爆发，中国不能走斯大林的路子，无法发动对外战争来谋取战争红利，只能老实的用工业化基础当世界工厂，给世界打工挣钱，升级产业链，慢慢从打工仔做到老板。所以工业化对苏联的见效快，对中国的见效慢）

工农业剪刀差这一能自动从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资金的重要政策，也被中国沿袭了下来，后来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规模化市场基础。

为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民进行了无私的奉献。

如果单从农业税上看，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小的、农民负担是不重的，如1982年我国农业各税收入是29.4亿元，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4％。

而该年度农产品价格转移总额是740亿元，农业总产值是2785亿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083亿元。那么，套用剪刀差的绝对量测算公式：（740÷2785）×1083，可以得出，1982年国家通过价格渠道从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转移出去的价值量是288亿元。

1982年农民剪刀差绝对量负担，是当年农业各税税收29.4亿元的9.8倍，与1982年国家财政收入1212.3亿元之比是23.8％。农业各税与剪刀差绝对量之和是317.4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6.2％。

当然，关于国家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取消统购统销制度，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取得多少钱的问题，官方一直没有给出正式的数据，下面列出一组研究者根据不同计算口径测算出的剪刀差额度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农民所承受的隐性负担，是多么沉重的：

学者凌志军认为，农村工业化的税收政策，以及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方式，从农村一共拿走了大约6000亿人民币元。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估计，30年来在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的农民税赋高达8000亿元。

学者王梦奎认为，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拿走5823.74亿元，年平均为200～300亿元。

学者仲大军推算，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约占这些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

----江苏省农调队课题组认为，通过人为地实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1978年以前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大约6000亿元，年均240亿。仅江苏一个省，1978年以前就被剪刀差剪去农业剩余400亿，相当于这一时期江苏省农民纯收入的1/3。

有关部门测算，1951至1978年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国家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

在上世纪的千亿规模的税负、相当于“纯收入的三分之一”的隐性负担……

薄一波曾在《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里，这样直白地写道：

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

正是因为中国长期奉行剪刀差政策，才有了城乡差距的不断加大，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色存在，也有了一辈子为城镇户口奋斗的那几代人……

中国农民，是伟大的。

二、农村转移失业人口

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遭遇过很多次危机，而早期的三次危机所导致的人口大失业问题，国家一律束手无策，几乎都是以农村转移手段来解决的。

第一次危机是1958-1960年苏联和中国断交，苏联大规模撤资后，中国的资本积累断裂，工业化进程一度被打断，为此，从1958年起国家鼓励地方自主工业 化，大办“五小工业”，想以地方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的内生资本替代外国资本。

于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

然而，当时的官僚体制和干部素质，让这场中国自救性运动，变成了全民政治炒作运动。

最后，我们只能看到大约今后的中国，一地鸡毛……

想用内生性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的自救性运动“大跃进”，宣告失败，从国家到地方，财政赤字都是急速上升，依靠国家投资拉动的工业体系失去资金来源，工厂大面积停摆，城市实业人口增多，治安压力加重。

为此，在1961年，国家通过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生产自救，以此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

这就是新中国史上的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

虽然大跃进后国家依然没钱，民众困苦，国民经济需要休养生息，急需国家重点发展有益民生的轻工业。

但接下来的中苏交恶，给国家带来了严峻的国防压力，当时的苏联陈兵百万于中国国境，中国进入战备状态，随时有和苏联发生战争的风险，在北京的领导人甚至都四散到全国各地，就是为了不让苏联一锅端。

严峻的安全形势让国家不得不咬牙坚持，放弃建设迫在眉睫能改善民生的轻工业，继续加大力度投入两弹一星工程和三线建设上。

65-­75年间，国家投入了一半以上的基建资金进行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和重工业迁入中西部和南部，中国战略纵深大大优化，至此，苏联要和中国开战，就必然要陷入中国的人民战争中，加上中国核武器的威慑，国家面对苏联的国防压力已经大大缓解。

然而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益，从来都是长期性的低收益，何况三线建设这类的国防军事工程，所以那几年国家依然是财政赤字上升，经济增长乏力，城市人口失业压力持续加重，粮食支援无以为继。

因此，68­年到70年，国家再次发出号召，全国千万青年下乡。

第三次危机，是1974年后的四三方案。

本来新中国就一穷二白，而工业化要求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以苏联撤资后中国就如同断了奶的孩子一般困苦，而在这节骨眼上，国家主导的想用内生性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的自救性运动“大跃进”，又被下面一帮马屁精搞成了政治宣传工程，国家工业化进程大受打击，加上最后拼上一口老气的三线建设和两弹一星工程，可以说，国力是物力维艰，就差揭不开锅了。

而且，对新中国更要命的是，工业化不仅需要资本积累，还需要技术积累，核心工业不仅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更是技术密集型行业，而新中国人才有限，研发核武器都是用纸笔算出来的，在缺钱少粮的情况下又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援助，中国想单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穷到什么地步？为了集中资金，毛泽东甚至还亲自拍板，决定下马自1967年就已经开始了的“曙光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工作搞飞船太费经费，太祖不得不对科研工作者这样诙谐说：

“宇航员这事要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还好，这时候，国内国外都出现了转机。

一是中国和苏联交恶，但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而西方国家十分需要中国这一抗苏先锋。

二是林彪叛逃，明眼人都知道，文革宣告失败了，太祖也得想另一些能留给后人的财富。

正是因为内部环境的难熬，和对外对内的两大转机，在那个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年代，在那个视外债如国耻的年代，才有了四三方案。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

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虽然有四三方案解了燃眉之急，但那十年的动荡是客观存在过的，正是在那个国企工厂、政府机关普遍瘫痪的岁月，太祖一摆手，第三次号召青年上山下乡。

至此，20年内三次上山下乡，农村承担了4000万失业城市青年。

前有工农业的剪刀差，农民为了国家工业化，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无偿贡献给国家。

后有历时20年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农村和农民养活了近4000万城市青年。

如温铁军所言：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

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

三、提供廉价劳动力

温铁军将城乡二元机制下的中国农民和农村，比喻为“资金池”和“劳动力池”。

资金池不太好理解，了解到国家实行的工农业剪刀差下，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的奉献，就知道“资金池”的意义了。

而“劳动力池”，大家都知道的。

是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务工，成为一庞大群体“农民工兄弟”。

毫无疑问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兄弟，是大量廉价且高效的劳动力，甚至曾一度廉价到西方指责中国人权问题，正是农民群体衍生的农民工兄弟，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牢固地位。

这一章无需细讲，人尽皆知。

四、提供廉价劳动力

如果说为了工业化的起步和迅速推进，剪刀差政策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历史必然选择，那么，当我们国家工业化已经达到中后期阶段时，正确的政策取向应为尽可能快地缩小剪刀差乃至消除剪刀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对三农进行弥补性补偿发展。

如果说发生危机后城市失业人口暴涨，城市无法容纳这么多失业青年的情况下，让青年上山下乡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必然选择，那么，希望第四次上山下乡运动，永远不会再发生。

如果说后发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不得不从低端产业链做起，不得不对工人群体的剩余价值进行一定的压榨，那么，当我们国家产业链已经基本打通只剩最高端时，我们国家应该多想一想最低工资，想一想全面落实的社会保障体系，想一想如何和广大农民工兄弟一起分享改革红利。

当西方国家作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可以向外部殖民地进行危机转嫁时，中国这个跌跌撞撞进入全球游戏大赌桌的后来者，无力向外进行危机转嫁，因此，中国农民成了历次危机下内部危机转嫁的对象。

梳理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民群体是息息相关。

国家工业化的起步，是农业的剪刀差。

国家工业化的危机化解，是农村的上山下乡。

国家工业化的腾飞，是大量的农民廉价劳动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民群体息息相关。

中国农民的牺牲奉献，不可谓不大。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他们是，我们的父辈。

是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民密不可分。

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和哪个群体密不可分呢？

这个群体在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又是怎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