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国家决策层角度出发,用权威人士对城市化的战略预期值做标准,以此为这轮城市化做一个全面的“绩效评价”。
问:这轮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了吗?
答:呵呵。
问:这轮城市化扩大内需了吗?
答:呵呵。
问:这轮城市化推动产业升级了吗?
答:呵呵
问:这轮城市化促进规模化治理和集约型发展了吗?
答:呵呵
问:这轮城市化解决地方财政问题了吗?
答:呵呵哒。
的确,中国这轮以土地财政为核心驱动力的城市化进程,是有喜有忧,有功有过,只能说完成了阶段性目标,还未达成战略性目标。
因此,城市化的下半场,应该转换模式,中国楼市的下半场,急需进行改革,中国未来的下半场,依然路在脚下。
对面中国下半场的预判,有些国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当下以及短期中,困难和挫折是有的,但未来是光明的,中国最终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有些国人持悲观态度,认为“人在做、天在看”,“危机从来都是对不合理制度的不合理的合理化”,未来可能有场崩盘的危机等着中国,因为“残暴的欢愉,总将迎来残暴的结局”。
简单的说,当下的国际局势,与其说是博弈,不如说是比烂。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一个字:
好的,回到城市化的问题上,让我们从国家角度出发,在旧模式无以为继的情况下,看一下城市化的下半场将如何进行。
一、城市化下半场解决三农问题
要想让城市化真正成为“解决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得看三个地方的改革成败。
1、重庆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
如果说当年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国人瞩目,那么现在的重庆则是城乡改革的试验田,高层瞩目。
重庆虽然是直辖市,但很特殊,境内大部分都是农村,以至于被体制内调侃成“中国最大农村直辖市”,正是因为这一特殊情况,重庆成为中央进行城乡改革的首选之地。
当年的孙有才同学,之所以能成功调任重庆一把手,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孙同学曾担任过农业部部长一职,对三农问题很有经验,十分契合“最大农村直辖市”的重庆,而孙到任后也十分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一个劲的在三农问题上发力。
(可以说,重庆城乡改革的脚步,始于薄,盛于孙)
地票制度是孙和黄的创造发明,有些可取之处,所以没有人亡政息。
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变成符合栽种农作物要求的耕地,经由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腾出建设用地指标,由市国土房管部门发给等量面积建设用地指标凭证,这个凭证就称为“地票”。“地票交易”是在农村土地交易所进行的一级市场地票拍卖。
简而言之,就是将低效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作用地后,“转移”为城镇的建设用地,在盘活农村土地的同时,又守住了耕地红利,增加了农民收入,一定程度上统筹了城乡发展。
怪不得黄奇帆认为:地票“就是房产商的钱直接到了农民手里”,是“剥夺了房产商发横财的机会”——《重庆市长黄奇帆:通过释放改革红利
一言以蔽之,重庆地票制度是农民转户进城需要花费巨大成本,政府不愿主要承担也没有能力主要承担,于是使用了“巧方法”向市场主体转嫁,通过地票提高开发商用地成本,以此反哺农村,给农民以创收的机会。
(估计黄奇帆又在卖力的兜售地票制度了……)
重庆关于城乡改革的发力,远不止地票: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
具体政策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百度下黄奇帆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以及实践结果。
特别是,国家明确提出的“3个一亿人”计划,重庆的担子更重:
第三个一个亿是:在西部地区城市化比较弱的地区,新增加一亿的城市居民。
重庆是中西部的棋眼,这个棋眼能盘活,西部的城市化下半场,就打开了局面。
重庆的城乡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具有先验性,其成败意义重大,城市化下半场能否解决三农问题,得多看看重庆。
2、加快五省城市化和工业化
除了看重庆、雄安,还要看这几个省份。
哪几个省?
国务院告诉我们:当然是农民工兄弟最多的省了。
2014年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在英国智库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时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是滞后的!”“逐步解决现存的3亿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是我们当务之急!”
第一个一个亿是:现有的农民工当中,一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
为什么国家要重点提出“一亿农民工”呢?
农民城市化的转折点,是2003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该法宣布农村人口不在分地。
这在是一个很大胆的举措,一个很意义深远的举措。如温铁军所言,中国农民工本质上不是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在农村有土地的农民工更属于小有产者家庭剩余劳动力。
农名工之所以能在20年间维持这么低价劳动力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农民在村里还有块地。
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就恰逢03年取消农村分地后的传导效应生效,影响十分深远:
1、农村人口不再分地,直接导致了03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群体,将从流动性打工转变为固定性打工,包括90后二代农民工群体在内,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和需求将更加强烈,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将大大加快。
2、03年以后的农民工群体,将正式演变成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将逐渐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将对中国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3、大约2020年前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将不再作为三农问题而存在,而是渐渐成为阶级问题,这一根本属性的转变将迫使国家更加正视这一问题,他们的就业和安居问题将对国家提出很高的挑战。
一言以蔽之,国家现在天天喊人去返乡创业,实际上,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民生问题。
(荡开一笔,据几年前的数据统计,在中国陆军中,农村兵约占70%-75%左右,空军空军因为学历要求高,农村兵较少,平均来看军队中农村户口的一直保持在70%左右,农村一直是军队兵源的重要来源地,退伍军人中农村人一直是主力军。
03年后农村不再分地,三农问题的本质将演化成阶级问题,国家是很不愿看到退伍军人参与其中的。)
对此,“一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政策,就成了未雨绸缪的重中之重。
而国家的决策层一直表示,“以县域城镇化为重点让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是最高效快捷的途径。”
所以,为稳定三农,为对即将到来的情况未雨绸缪,未来这几个农民工兄弟多的省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受到中央重点照顾:
1、河南省 农民工总数约2670万人,主要的务工地区:北京、山东、苏南。
2、安徽省 农民工总数约2024万人,主要的务工地区:上海、苏南、浙江。
3、湖南省 农民工总数约1879万人,主要的务工地区:广东、浙江。
4、江西省 农民工总数约1874万人,主要的务工地区:广东、浙江、上海。
5、四川省 农民工总数约1679万人,主要的务工地区:广东、浙江。
但岱岱并不是说这几个城市省会的房价就有坚实基础,毕竟能作为消化农民工主体的,不是省会,而是城镇,“县域城镇化为重点”。
2020年前,要有一亿农民就地市民化,目前已经达成了多少还没有具体数据,但预期成本我们是知道的:
棚改一亿人,国家花了6万亿,这一亿农民工的城市化还要花13万亿,钱从哪里来?
所以,那些呼吁国家“减税”的企业界人士,都洗洗睡吧。
刘:减税?当然要减啊,怎么可能不减?
吃瓜群众:好啊,鼓掌鼓掌,请问怎么减呢?
刘:我们结构性减税。
吃瓜群众:什么叫“结构性减税”呢?
刘:有减有增,结构调整。
吃瓜群众:可以通俗一点讲吗?
刘:结构减税,越减越多。
吃瓜群众:
——旧文《美国减税,我们到底跟不跟?》
农业哺育了工业半个世纪,农村哺育了城市半个世纪,国家如今进行调整,从精准扶贫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乡村振兴和基层扫黑除恶,国家让工业哺育农业,让城市哺育农村,的确,是正确的政策调整。
蛋疼的是,经济好的时候不用力搞,经济不好时候赶着搞。
3、东南的特色小镇
除了看重庆、雄安,还要看东南。
看东南的特色小镇:
中国特色小镇是指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及住建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引领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
特色小镇本质上,是江浙地区发达的城镇经济与悠久历史的产物,如刘鹤所言能推动新型城镇化,但目前地方政府鱼目混珠的很多,实质成果还有待观察。
总结下,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恰逢03年取消农村分地后的传导效应生效,要想达成既定目标,国家就必然要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并在这重庆、东南和五省持续发力,就近就地推进新生代农名工群体的城镇化,这是国家政策的发力点,是这轮基建的酝酿处,也是未来风云的发源处。
一言以蔽之,国家现在天天喊人返乡创业,实际上,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民生问题。
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已经不是三农问题,而是阶级问题……
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下的城镇化,大有文章。
一、城市化下半场扩大内需
话说当年国家搞房地产政策的出发点,恰恰是为了扩大内需。
93到96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过热,出现大面积产能过剩,1瑞当年彩电、电冰箱
、
汽车的生产能力都闲置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老百姓大都买上了新三大件,因为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达投资渠道,百姓手里的钱都存在银行,国家呈现高储蓄低消费态势,中国一时内需不足,影响到了经济运行。
对此,有人前瞻性的提出“住房建设是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那时候就有人说,居民该买的东西都买完了,排浪式消费已经基本结束了,那时不知道内需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在这个时候,我们率先提出住房建设是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
彼时中国还是福利分房制度,为推动房地产发展,1998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通知正式开启了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结束了福利分房制度。还提出的各项政策包括提薪降息鼓励消费、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开展住房抵押贷款、放开住房二级市场、支持住房企业发展等核心内容,将我国住房建设与分配推向商品化与市场化。
当时提出这个战略建议的人,叫孟晓苏,后来被业内誉为“中国地产之父”。
地产之父大概也没想到,不过20年,房地产就由促进内需变成了遏制内需。
城市化推高的房价将居民的六个钱包都掏空了,高企的居民杠杆率又将未来的钱包掏空了,这时候的城市化,能扩大内需?
2010-2017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从16%下降到7.7%,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大幅上升至49%。
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三架马车,一是投资,二是内需,三是出口,而扩大内需也有三驾马车,那就是消费升级、扩大进口和积极财政政策。
先说消费升级。
实际上,贫富分化严重和经济增速降缓的中国,是“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拼多多的流行,表明占大多数的中下层国人的消费降级(在中产阶级也不敢消费了),而前几年宣传“消费升级”口号的背后,指的是上层社会的高净值人士。
而有钱人总是少数,其对内需的推动力无法和中下层国人比较,所以综合来看,中国整体上是在消费降级。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愿意国内有钱人过多,因为有钱人消费拉动内需有限,而且有钱人总是比没钱人更有逃税避税的办法途径。)
国人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下,本质上还是想愉悦的买买买,只不过囊中羞涩,于是只能走“轻奢路线”,20多块一杯的奶茶,几十一张的电影票,女生几百一支的口红,男生几百的lol英雄皮肤,都买的不亦乐乎。
所以,消费降级目前来说,只是暂时的,社会这些年对国人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洗脑,是十分有效的,目前国人还只是人为地压抑自身的消费欲望,并没有真的说养成节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以只要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中国的消费降级就会立刻顺势变为消费升级。
但是,如果这轮经济萧条持续五年甚至更久,那么年轻一代的低水平消费行为就将习惯化和日常化,在这代人进入成家立业和中年期后,社会和传媒鼓吹的消费主义将烟消云散,中国就会真的形成节俭持家的社会风气,而相比上一代人财富积累下的“高储、蓄低消费”,年轻一代的积蓄较低,却信用透支债务较高。
也就是说,如果“L型”经济走势持续很久,那中国未来将很可能成为“低储蓄低消费”社会,一旦“低储蓄低消费”的困局形成, 政府想再次唤醒人们的消费欲望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就是西天万里遥了……
想用消费升级扩大内需,还是得靠经济基本面的提升和国家减税的让步,但看局势,这两方面都很难做到。
放眼全球,西方国家都在减税减负,唯独中国税是越减越多,很多人期望国家转变方式,但太难实现。
去年G20会议上,通过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加强国际税收政策的协调。
中国主场上,老大拍胸脯地说:干了这杯酒,大伙别乱搞减税啊。
…………
而随着美国减税的尘埃落定,杭州西湖畔G20的一纸协定,彻底化为乌有……
——旧文《美国减税,我们到底跟不跟?》
所以,岱岱说:
大规模减税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房地产税又要继续发力,就是先给大家尝尝所得税减负的小甜头,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消费升级扩大内需,暂且无望,我们且看积极财政政策。
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很简单,就两个方面:
上联:财政少收税,直接增加国人money,国人多消费。
下联:财政多花钱,间接提高国人money,国人多消费
横批:与民同乐
财政部很厉害,一直说财政政策很积极,结果年中一看报表,上半年财政收入10万亿,税收9万亿,同比增速分别为10.6%和14.4%,远远跑赢了6.8%的GDP增速,更让人无语的是,赤字率从去年预算的3%降到2.6%,竟然下降了0.4个百分点。
怎么总结财政部上半年工作?
上联:财政多收税,直接减少国人money,国人少消费。
下联:财政少花钱,间接减少国人money,国人少消费
横批:无FUCK可说
于是我们看了年中会前财政部和央行的那场撕逼,于是我们看到年中会后,政策表述终于变成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
放水将至,然而,比较可惜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效果,见效慢且效果小,特别是这轮重点是基建建设。
消费升级和积极财政政策看完后,我们就只剩下扩大进口了。
近期一系列扩大进口政策陆续出台,比如5月1日起,我国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同时鼓励创新药进口。
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透露,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研究扩大进口的有关政策措施,将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总体税率水平,降低汽车和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降低关税,扩大进口,民众踊跃消费,这的确是目前见效比较快的路子。
比如这两个月,一向热火朝天的中国汽车销售跌入冰点,
因为大家都捂着钱,等买关税降低后的进口车。
受关税影响,消费者预期进口车价格将会下降,持币待购现象显现,导致2018年6月进口车销售6.3万辆,同比下滑21.2%。
而这一轮,国家除了降低汽车关税,还有部分日用消费品和药品的关税。
扩大进口,是目前唯一能在短期内见效的扩大内需举措,毕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且,也迎合了中国一直坚定拥护全球化路线的正面形象。
可以说,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消费升级、扩大进口、积极财政政策,都需要以中央为主体进行细致的政策调整,路途较漫长,而城市化扩大内需的意义在当下已经较难显现。
毕竟,在中央锁死楼市流动性后,中国楼市已是 " 纸面财富 " 很难变现,无法再有效拉动内需。
另外,砖家叫兽媚上欺下的建议主张,的确是够恶心的:
(ps:虽然专家这三个领域最终还是会不同程度上的成为“三驾马车”,在倒逼机制下,不仅海外教育,跨境医疗、和海外保险以及海外养老将成为足金的小众市场。)
至于当下城市化进程唯一能拉动内需的作为,是某人说的“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一言以蔽之,房价不要再上涨,拉动内需才有望。
三、城市化下半场推动产业升级和规模化治理
对于这方面,权威人士的旗帜一直是鲜明的:
我到现在都认为,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的难题,是有可能通过信息化方式解决。
这个至高点始终是正确的,要走的路还很长。
——刘鹤 (曾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正是权威人士的极力主张,国家提出了“数字中国”的战略。
“数字中国”这个概念,太过于广泛了,具体行业是什么呢?
产业升级的下半场,是信息产业,城市规模化治理的下半场,是智慧城市。
前者已众所周知,后者还初露锋芒。
我们要知道,西欧国家的城市化历史,也分上下半场。
西欧国家上半场的城市化是自发性的不规划城市化,当时西欧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矛盾重重。如伦敦虽然是当时的世界中心,从1760年产业革命就开始了城市化,但城市脏乱丑,并出现贫民窟,治安一片混乱,基础设施不科学完善,导致弊端丛生。
伦敦大量工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伦敦当时有多不宜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
“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因为伦敦工厂的废弃污染,还导致了严重的雾霾空,伦敦当时又被人称为“雾都”,时人写了一本小说,名字就叫《雾都孤儿》。
1888年的伦敦,就发生了史上著名的开膛手杰克,这个杀人狂连续于伦敦东区的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多名女性,并多次写信挑衅警方,但伦敦警方尽全力未无法破案,此事遂成传奇,后来,开膛手杰克成了欧美文化中最恶名昭彰的杀手之一。
1888年开膛手连续杀人的地方,就是当年伦敦治安奇差的贫民窟。
后来,一二战爆发,大部分西欧城市在战争中被炮火夷为废墟,但有得也有失,二战后西欧的城市化从头开始,虽然艰难,但吸取了战前无规划城市弊端的教训,战后科学规划,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布置较高密度的产业和人口,合理划分住宅区和商业区工业区,下大力气清理重建城市的贫民窟,并节约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至此,西欧走上了一条“紧凑型城市化”的可持续道路。
(紧凑型)
这就是西欧城市化的下半场。
西欧的城市化绵延两百余年,以一战、二战为界,分为上半场下半场。
中国城市化狂飙猛进已40年,将以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为为界限,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是的,中国目前城市化的上半场,还是以土地财政为驱动力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没有兼顾好市民的便利出行和高效生活,导致各地靡费种种社会治理成本,而城市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府治理能力与市民群体文明共同进步的历史。
于是,在信息时代国家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和以房地产税为核心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应运而生。
这是之前提过的智慧城市:
大数据技术在商业上的应用,仅仅是它的次要方面,能让大数据真正发挥恐怖力量的,不是企业商家,而是国家政府。
数据是信息社会的基本生产要素,与农业时代的土地,工业时代的电力和机器并列,大数据成为信息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竞争力。
从商业层面看,大数据技术主要是应用于用户描模和挖掘用户价值,从国家层面出发,大数据已成为国家推进现代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
大数据如此之能,怪不得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诺贝尔奖获得者Coase这么说道:
“如果你拷问数据到一定程度,它会坦白一切。”
今天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这样的:
明天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这样的:
是的,我们中国今天被誉为“基建狂魔”,而在明天,拥有发达的大数据技术的国家,才能被称为“基建狂魔”,因为:
大数据应用的最大客户,不是商家,而是政府。而我们随便用关键词一搜,就可以看到,北到内蒙,南到海南,西到西安,东到澳门,马云的阿里云、智慧城市等大数据技术在中国处处落地,四面开花,已从各个地域各个方面嵌入了中国社会的运行。
——旧文《马云之野望2》
我们看看智慧城市在需求的表现:
截至目前,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大约500座城市,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中国已逐步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大的“试验薄”,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领域,亟需一整套全面、体系化、有高度、可靠的方法论和解决方案,助力打造满足国家、社会、民生需求的中国智慧城市“标杆”。
这是智慧城市在供给侧的表现:
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呈现出“PATH”四大巨头引领的局面,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中国平安(P)、阿里(A)、腾讯(T)、华为(H)引领的建设路径。
5月18日晚间,阿里巴巴集团公布2017财年(2016年4月1日-2017年3月31日)财报。其中,阿里云营收规模达到66.63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年增长121%,连续两年实现三位数增长。
当然,黄奇帆更务实点,他补充指出:
不按照城市规划现代化要求的基本条件来进行改造,一步到位地就去想智慧化,是空中楼阁。
智慧城市是现代新型城镇化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的一件事,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乱糟糟的基础设施。
如今的分工,很清晰:
中央搞房地产长效机制
地方搞智慧城市
央地合力,开启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
四、城市化下半场解决地方财政问题
之前写了两篇房产税的文章,关于如何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特别是如今的地方债问题,中央的方法,大家都懂的。
是的房地产税。
简单的说,房地产税推出的主要目的:
税负的标准:
推出的方式:
如果说智慧城市的核心是大数据技术,那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核心,就是房地产税。
(一个房地产长效机制,一个结构性去杠杆,恭喜山中宰相黄奇帆……)
另外要特意再提的一点就是,目前秘密酝酿的房产税,人云亦云的信息很多,但只有一条是高层明确的,那就是房产税是地方税。
但岱岱可以负责任的说,房产税短期内是地税,中期内也会是地税,但长期看,绝对会转变为中央收入的国税。
当年个人税是如何从地税变为国税的,现在营业税又是怎么改为增值税的,未来房地产税也就会如何地变为国税……
这,就是下棋……
另外,大家最近痛恨的房租上涨现象,估计不会因房产税的到来而得到多少改观,中介资本玩套路会被严管,但北上广一线房租的上涨是可以预期的。
而全国房屋空置率,官方一直不敢公布权威数据,建行田国立隐晦的提过:
“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数,后来杨伟民主任说他不说数,他不说我就更不敢说了,你想空置率实在太可怕了!”
而我爱我家的胡景晖直接爆了数字:
当下租房市场已成绝对的卖方市场,北京约有100万套房子是空着的,可以仿效香港政府出台空置税,如此租金将会应声而跌,租房条件也会获得极大改善。
只有出台空置税,才能平抑房租。
而且,我们可以预料到,如果房产税没有配套空置税一起落地,那房产税的成本会有部分转嫁到租客身上,届时,一二线城市还将迎来一波房租上涨行情。
黄奇帆:说房地产税对炒房没作用,要么是弱智,要么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岱岱:说收房地产税不会导致房租上涨,要么是…………
还是速度出台空置税吧,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平抑房租。
然而,悲哀的是,房产税如果和空置税一并出台的话,对楼市泡沫震动就太大了,两税齐下,对楼市具有强大的助跌效应,刺破泡沫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决策层的选择也面临两难,我们很难预测。
我们可以看下,到时候国家,是选择牺牲一部分人来求楼市的稳妥,还是心系民生而冒一点险。
让我们看下,那一刻,国家的选择……
五、文章总结
这篇文章上接前文,分4个部分解读了未来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道路:
1、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看重庆城乡改革,看东南特色小镇,看一亿农民工就近安置的新型城镇化。
2、消费降级下的城市化要扩大内需,短期看是扩大进口,长期看依然寄希望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3、城市化推动产业升级和现代化治理,中央搞房地产长效机制,地方搞智慧城市。
4、城市化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房产税,还是房产税。
“L型”的经济走势,就是如此,我们目前还处于下跌的“丨”型阶段,还未到软着陆的“_”型阶段。
如莎士比亚所说的: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国家现在所做的一切经济对策,已经无法立即见效,只能等待时间的救赎,有些国人也许会在这段持续的下坠过程中,对国家越来越失望,对未来越来越绝望。
但是,莎士比亚还有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句:
在部分群体做出牺牲后,在成功得用空间换时间后,在进行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到位调整后,“丨”的下坠趋势最终被缓缓减弱,我们的国民经济总将步入着陆的“—”型阶段,那时候,我们就拖到了泡沫固化,拖到了产业升级,拖到了美股自爆,届时,我们将看到中国经济复苏的晨曦,看到中华民族复兴的晨曦。
当然,如果之后的政策方针都没有被执行到位,如果我们没能成功的以空间换时间,如果房市泡沫被刺破,如果外储大量流失,如果我们没能摆脱“丨”的下坠趋势,那整个中国,不分阶层,都将在黑暗中无尽地下坠……
如果真的事至如此,那么黑暗弥漫的中国,将望向那个地方,那个能让我们看到光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