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我和朋友二三约老王吃湖南菜。老王带了一瓶茅台赴约。这家藏在小巷里的私房菜每天只接一桌客。老王跟老板称兄道弟，甚是熟稔。
老王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他穿着黑色T恤和休闲短裤，戴了一块玉佛，裤腿显得特别宽松。老王称靠跑步和健身，他一年瘦了15斤。他Before和After的照片常被健身教练发在群里鼓励新学员。
老王打小是个瘦子。后来日子过好了才发了福。
他出生于江西农村。小学时，在外地打工的母亲托人给老王买回来崭新的米老鼠书包。他特别骄傲，天天背着去学校。
可惜老王并不是读书的料。
1992年，16岁的老王怀揣初中毕业证，跟着亲戚去到深圳打工。他的一个远房表叔在一家小证券公司营业部打扫卫生。
那时还是“小王”的老王，厚着脸皮，跟着去讨了份工作，负责给大伙做饭。工资很低，但管吃管住。
因老王做菜舍得放调料，营业部年轻小伙子都爱吃他的小炒肉。老王很快就站稳了厨师的位子。
晚上下班，老王不想出去玩，就待在公司吹空调。看着南方特有的大蟑螂飞来飞去，他觉得有点无聊。
老王跑进营业部的资料室，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他边整理边读公司的年度报表。
那时上市公司总共也就几十家，老王很快就记住每家公司的董事长、十大股东、主营业务等基本信息。他认真阅读公司的公告，推测每则公告后面，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王记忆力惊人。没过多久他就成了营业部的“人脑彭博终端”。客户和员工每每要查有关上市公司的资料，就直接来找老王咨询。老王凭着记忆就能回答，答不出来，就去资料室从几百份报纸里找资料。
那段整理资料的经历，老王受益终身。
南巡后的大学毕业生
也是在1992年，一位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70后，从武汉大学毕业，到了深圳一家知名企业上班。她成为了小平南巡后，第一批到深圳的大学生。
这位大学生就是我姐姐。
姐姐新入职，每月就有500元工资，年底奖金发了7000多。姐姐寄回来在公司门口拍的照片，她穿着时髦有洞洞的套裙。这套裙子花了300多。
姐姐给我买了彪马运动服和巧克力。从深圳出差回家，还请我们全家打的去吃“粤菜”。
我放暑假时，姐姐请我坐飞机去深圳玩。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特别激动。特别叮嘱换票的阿姨给我一张靠窗的票。送我去机场的爸爸，一直在机场门口等着，看到我那架飞机起飞才离开。
我不知道深圳到底长啥样，我爸好像很熟，总是说什么“一个老人画了一个圈”。
下了飞机，我姐带着司机开车来接我。这可是我从来没享受过的待遇。深圳比我想象中大，从机场出来，一路上都是绿色的山丘。
然而就在我们要“入关”时，我才发现问题来了。
那个时候，外地人进深圳特区必须要办“边防证”。我却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细节。
关口排着长长的队。我姐想了个办法，她先坐车过关，再把她的边防证递给我。我心虚地走过去。把关的警卫狠狠盯了我两眼，就放我“过关”了。
就这样，我混进了深圳特区。
姐姐的公司在深圳银湖，靠着一匹山。大门很气派。大学生被安排住宿舍里，就在办公楼后面。
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1985年，这位胖胖的中年人携带科研成果，借来500万，南下深圳，在荒凉的笔架山上，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
排队
1992年的深圳，浓浓的期待和躁动在空气中酝酿。8月，深圳发行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供不应求。
申购对户籍没要求。有身份证就可以排队拿抽签表。每张表如果中签可以认购1000股。就算一股股票赚1元，1000股能赚1000元了。
1000元对当时的深圳人来说不算什么，却相当于许多内地人工作一年的收入。
许多外地人办了边防证，坐着火车来深圳排队。
从8月7号早晨开始，120万人，在全市的300个网点开始排起长龙。他们整整排了三天三夜。
然而等到8月10日上午，不到半天的时间，抽签表全部“售完”。很多在场排队人员表示，他们排队的营业部连门都没开。
空手而归的人们情绪失控，质疑内部人员营私舞弊，买走了抽签表。当天傍晚，数千名股民走上深南中路，打出反腐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冲击深圳市政府。
这就是“8·10事件”。
为了平息股民的愤怒情绪，深圳市领导紧急磋商，当晚紧急宣布再增发500万张认购抽签表。
1992年7月底，和姐姐来深圳的同批大学生里，有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男生。大学时代追求被拒，到深圳后，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因此每天下班后，他都骑着摩托车，到银湖的单位门口守候我姐。
“8·10事件”引起了摩托哥的密切关注。
摩托哥在学校上过《西方财务》等课，自认比较懂股票，“确信买到原始股可以赚钱”。听政府宣布增发500万张认购表，摩托哥极力鼓动其他三位室友去弄身份证，要排队去买股票。
摩托哥让表哥从浙江会泽里村寄来10张身份证，其他几位室友全力出动找来10张身份证，又勉强每人挤出500元。
开售前一天，他们就先安排两个人去银行门口排队。另外两个回宿舍做饭，送饭，轮班排队。
摩托哥排在银行外面队伍中前10名左右：“当时年轻力壮，不怕挤不怕插队。有些人，因憋不住去趟厕所，回来就挤不上队了，所以有人就拿个塑料袋或矿泉水瓶就地解决”。
为防范插队，排队的男男女女，一个抱一个，通宵不放手。
“8·10事件”中排队的男女
开售当天，摩托哥团队成功中签2张，四位大学毕业生喜形于色。
这时，有“老板”样子的人围过来，出价每张5000到6000元收他们中签表。摩托哥的成本是1000。这意味着排这一通宵，就可以赚8000元，每人可以赚2000元，那可抵摩托哥当时2个月的工资了。
几位大学毕业生很心动。但争论后还是决定不卖。
结果，摩托哥和另外一个室友中签上海石化1000股，每股发行价3元。
“据说新增500万后，深圳股票不够发，上海石化也调到深圳发行了”。摩托哥回忆。
上海石化1993年11月8日上市，当时开盘在5.2，收盘在5.76元。
几个大学生后悔不迭，当初没有转手卖掉。
沉浮
“8·10事件”这小小风波，并未阻止中国刚刚起步不久的资本市场，加速迈出创新的步伐。
1993年底，北京商品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全国其它交易所纷纷跟随。1994年，国债现货市场发展迅猛，总成交量比 1993 年翻了十多倍。
初中生老王所在的深圳某营业部，只有大户室坐着的二三十个人能做国债期货。老王就负责帮这些大户跑腿、下单。
1995年，老王找亲朋好友借来一万多块钱，自己开始操盘做国债期货。
“T+0” 很残酷，做得好，一天翻一倍。做得不好，一天就没了。老王钱少，从来不过夜。
当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
“327”是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发行总量240亿元。
当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已经工作三年的姐姐回忆，买一床凉席要70元。万国证券总经理、被称为“证券教父”管金生预测，327国债的保值贴息率应维持在8%的水平。当国债期货交易在147元至148元波动时，万国证券联合其它机构开始大举做空。
他们的对手方，是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保值贴息率竟然提高到12.98%。当天一开盘，多空双方就展开生死厮杀。
后来媒体报道称，万国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在没有相应保证金的情况下，违规大量透支交易。
“327国债期货事件”后，万国证券亏损56亿元，濒临破产。万国证券被申银证券接管，管金生被捕入狱。几个月后，中国证监会宣布我国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而后来几位如雷贯耳的人物，包括当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在这场大战中，初露锋芒，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在整整15年后才重新发行金融期货产品。
这15年间，这几位风云人物除了管先生得以保外就医，安享晚年。他的对手方和其他几位大赢家跳楼的跳楼，判死刑的判死刑，坐牢的坐牢。
神仙打架。众多大户散户也各自选边。老王营业部的大户们情况不妙。他们爆仓的爆仓，跑路的跑路。
老王瞄了一眼自己的账户：翻了15倍。
大户们都爆了，只有老王这个厨子活了下来。
机遇
国债期货不让做了，老王迅速把自己的交易方法用到了股票市场。
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熊市让老王深陷泥沼。2004年，上证指数在1300点左右时，老王亏得只剩下七八十万。他一盘算，熊了三四年了，应该差不多了。他感觉可以博一下。
老王加了两倍杠杆入场，结果市场跌破1000点，老王亏掉了底裤。
那是老王第一次用杠杆。也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用杠杆。
2005年，老王所在的营业部关门。老王欲哭无泪。没学历，没背景，要在深圳找其它工作也难上加难。他告诉自己，再坚持一年，不行就回老家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里是深圳，改革只要在进行，就会有变化，只要有变化，市场就充满了机会。只要有机会，老王就要去试一试。
2005年，市场扔给了老王这样一个机会。
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股权分置改革。政府将以前不可以上市流通的国有股释放，非流通股股东需要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宝钢股份、南航股份等上市公司用权证作为支付对价的方式。
8月，中国内地诞生了第一只权证：宝钢权证。当时一举创下单日成交30亿元的天量。 没有印花税成本、“T+0”、涨跌幅不限于10%，这众多因素让权证炒作一发不可收拾。
在最红火的2007年，权证交易量在诸多交易日超过千亿元。其中南航认沽权证开盘当天涨幅超过1000%。五粮液权证也曾在8个交易日内从3.5元升至11.67元，涨了2.3倍。
老王纠集了一帮兄弟们一起炒权证。他们住在一个宿舍里，日出而作。每天交易后，四五个人一起讨论，10点准时睡觉。
白天交易时，他们眼也不眨地关注瞬息万变的行情，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一次交易。连去上厕所之前，也要先清仓。市场的火爆超出了老王的预期。
老王的直觉是，一波牛市出来以后，产生赚钱效应，很多人跟风进来。这对他有利。
他说：“跟风的群体越大，羊群效应越明显，羊群往这边摆的时候，你第一时间要比他们快一步。”
老王不追求高收益，每天稳定盈利。“第一天，亏了几百块，第二天赚了一千多块，第三天赚了一千多块。后面连续一个星期都赚钱，每天一千两千。”
他不持仓不过夜，最高纪录是连续60天，没有一天亏钱。从2005年底到2006年底，老王交易权证赚了1000万。
深圳人
在离老王不远的深圳银湖，摩托哥炒股未遂，加紧了对我姐的追求。他们很快修成正果，从我姐的宿舍搬出，到他分的黄木岗一个小套房里住。
我姐才能出众，在公司很快得到提拔，成为中流砥柱。几年后小外甥出生，一家人从单间搬到笔架山庄的两房一厅。
老王在股海酸爽地沉浮，资本市场的翻天覆地，离摩托哥一家很近，也很远。
虽不会投资，但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和专业技能，他们依然在这个迅猛发展的南方城市，落地开花。
老王在熊市中苦苦挣扎的2001年，毕业不到10年的姐姐花30多万买了一辆香槟色的别克。她所在的国有企业也顺利完成了上市。
取到车时，她特意让我坐上副驾，带我上马路溜了一圈，车上放着邓丽君的CD。深圳人把这叫作“游车河”。全新的皮椅和配件，都是幸福的味道。
深圳那时路还没有那么堵，深南大道的木棉花开得绚丽，经济正在突飞猛进。
前进中的每一次改革，都给了老王新的机会。
2007年，老王和搭档一起做“股权分置改革”的股票。每到周四，他就和同事一起猜，这周六哪个股票会宣布停牌。“因为一股改就停牌。”
他们凑了50万，专门用来做股权分置改革票。不听内幕消息，靠自己判断。两个月时间，赚了300万。
老王身边不少做得不错的朋友，开始尝试进军海外。
2008年，老王的一位兄弟用1000万进港股，他跟老王打赌说：这1000万，到年底，我要变一个亿。
这位老兄趁着中石油回归A股，做中石油的牛熊证。年底，这1000万变成了将近8个亿。
“哇塞，那真是疯了。”老王说。
老王稳扎稳打，在A股市场完成了自己的积累。他在深圳有了自己的圈子，常一起吃饭讨论。老王发现，都是做股票，有些人比较急，有些人比较慢。慢性子有慢性子的方式，急性子有急性子的做法。
老王也有自己的套路。他把自己的大脑形容成一台“复印机”。
“今天你看完后，市场走向印在你大脑里。第二天出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该做什么，条件反射就出来了。这个就像复印，复印多了，每次同样的情况，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老王下载了市场上所有能找到的软件，对比速度。交易的那几个小时他全神贯注，心力交瘁。他皮肤和眼角，也写满了市场留下的痕迹。
最近几年，老王感觉到中国市场开始理性化，自己短线炒作的老办法不赚钱了。“以前你买一个股票一年才赚30%，你好意思跟人家说吗？但现在，不好做哇。”
他对自己的落后淡然处之。他说：“我何德何能？今天老天给了这个钱，老天为什么不能拿走？我只不过是（之前）运气好点罢了。”
内心深处，老王其实紧迫感十足。因为都是自己的钱，“亏完只能回农村”。
2011年，姐姐依依不舍地换掉了开了十年的别克，换了一辆宝马。而当时招她来深圳、借来500万打天下的公司创始人，已经坐完牢出狱。70岁的他重出江湖，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
1992年和姐姐一起到深圳的同学，有的成为公务员，有的去了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有的进了企业。虽然并没有大富大贵，但他们和无数的老王一样，吹着改革的风，到达深圳这片热土，挥洒了宝贵的青春。
他们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小街小路，热爱这里的开放、粗糙、兼容并包。遇到初到深圳的年轻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抛出那句：来了，就是深圳人。
二十余载后，摩托哥当初熬通宵排来的认购证，因为没有找到配套的身份证，从未去托管，还依然安静地躺在他的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