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子明 | 国企改革，中国政府的生意经

本文是《中国政府的生意经》系列的第四篇。

就像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文章以国有企业为切入点，借助历史，从经济角度探寻政府运营的逻辑，与上一篇财税的文章进行一定的互补。

本文不想针对“国进”褒贬，仅探寻其在历史上，强大国有企业出现之必然，并借助历史，对读者们理解当下提供些许借鉴。

一

最近，联通电信合并的传言再次兴起，两支股票随传言亦应声而涨。不过随后，联通电信亦进行了“例行否认”。

其实，是否正在酝酿合并，看一下联通今年8月发布的财报就知道了，主营业务增速超过行业均线，资本开支大幅削减，现金流j激增，净利润增长230%，资产负债率下浮38%.......

谁会相信，各怀鬼胎的BATJ刚参加混改，就能够迅速把一家几十年都“扶不起的阿斗”，恢复到行业平均水平呢？

倘若混改真的如此有效，恐怕早就大规模铺开，也不至于一路绿灯让联通来打这个头炮。

至于联通的高歌猛进，其实看看各地拆迁之前，疯狂补种的果树就懂。经历过五次合并的“联合通信”，很可能正在为他的第六次重组（拆迁），做积极的准备。

当然，这种临时抱佛脚也不能太过分，毕竟放眼密密麻麻的果树，也有拆迁单位决定搁置，铁道部决定绕路的先例。

电信行业的混改与重组，只是这一场改革的缩影，我最近正在研究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等名词的区别。也许未来不同领域的国企巨头们，根据各自行业的特征，也会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而这背后借着的，都是理直气壮把国企做大做强的东风。

二

说起来，如今中国强大的国有经济，并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的德国先进思想，而是两千多年来，一直刻在我们基因里面的历史惯性。

中国国有企业之父，是2700年前的管仲，他创造的盐铁专营制度，在历朝历代的执行下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经济保障和坚固的基石。

可以说，主导“盐铁专营制度”的管仲，是中国的“国企之父”。

当年，齐桓公与对他很重要的管仲，多次探讨富国强兵之策。面对齐桓公的霸业梦想，管仲主张由国家对食盐和矿产资源进行垄断，以此为国家提供庞大的税源，并对于敢于擅自开采者严惩不贷。

说起来，古代的食盐，是相当于现代石油的一种战略物资。

一方面，人不吃盐没有力气，就无法从事劳动工作，牛马不吃盐就像汽车没有了油跑不动。可以说，古代的盐就是人类的血液，缺了生存都是问题。

另一方面，古代没有防腐剂，只有靠盐腌渍食物后，才可以将食品变成流通的商品。没有盐这个“原料”就没有商品流通，将导致贸易崩溃，就像没有石油作为原料，无数行业都会崩溃。

而在当时的春秋时期，江苏的“盐城”就在齐国，在管仲治理下，齐国“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靠着组建齐国国有食盐的“卡特尔”，拉升食盐的价格，干的就是目前中东石油欧佩克组织的生意。

凭借着管仲强大的国有企业，和“食盐齐元”的薅羊毛和铸币税，齐国国力和影响力迅速增强，不仅可以带着一群小弟搞武装干涉和入侵，也可以搞经济战打垮一切敢于作对的对手。

最终，凭借着管仲和“齐国国企”提供的强大财税能力，齐桓公先后主持了九次诸侯会盟，成为了天下的诸侯长，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霸业”。

三

时代是进步的，将管仲的国有企业体制提升，并强化盐铁专营制度的，是商鞅。

商鞅入秦，在向秦孝公提出霸道治国之后，他便成为了秦孝公身边改革的权威人士。

当年管仲的盐铁专营制度，尚是“官督商办”模式，齐国的国企只负责统购统销，但是在商鞅的主持之下，秦国完全控制山泽之利，实盐铁专卖，迫使百姓回归农业，把这两个生意完全变成了国有性质。

秦国虽然不盛产盐，但是铁矿却很多，对钢铁行业国有化后，强大的财政收入，使得秦国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

当年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去秦国，劝说秦国开挖一条巨大的运河，试图以“疲秦”消耗秦国的国力，可不想秦国强大的财税收入，竟然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巨作。

在“国企”强大的税收支撑和投入之下，秦朝两千年前建的都江堰，迄今仍发挥着四川全省水利枢纽的作用。而正是凭借着郑国渠、都江堰等一系列超越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秦国农业水平迅速提升，迅速富庶起来。

用司马迁的话评价，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而冶炼由小作坊式收归官营之后，使得秦国迅速在七国争霸中率先完成了军事标准化。统一制式的武器，极大的缩短了农夫变成职业军人需要的训练时间，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

最终，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凭借“秦朝国企”武装起来的强大军队，完成了吞二周亡诸侯，一统天下的历史性壮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

四

说起来，将齐国的盐，秦国的铁，两个专营制度完善到极致的，并为之后两千余年制定标准的，是汉朝的桑弘羊。

作为汉武帝的年少时的伴读，桑弘羊在武帝改革期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导的盐铁实行政府专卖，比两位前辈更进一步，以铁为例，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乃至到销售等一切环节。

冶炼属于工业，有一整条的产业链，彻底国有化集中之后，工业化的规模效应，使得冶炼的效率和质量都获得了大幅的提升，自武帝之后，汉朝的钢铁冶炼水平迅速前进。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很多冶炼技术才勉强追上汉朝两千年前的水平。

冶炼水平的提升，使得铁器大规模进入农业领域，因此也大幅提升了汉朝的农业水平和粮食的产量，使得汉朝人口激增，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因此，也能够组织大量的脱产军人。

要知道，汉初之季，因为养不起马，将相出门尚且只能坐牛车，而等到了汉武帝时期，就能组织几十万人和几十万匹军马远程塞外。这种财政动员能力，是高祖以及文景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而这种“工业化”的强大，也直接映射到战斗力之上，早年匈奴单于带着骑兵，能够将刘邦打赢项羽的百战老兵围着打。可等到了武帝时期，一个汉兵就能打五个匈奴兵了。似乎朝鲜战争时期，美军打志愿军也没这么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下，卫青可以动用大规模的骑兵对骑在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进行包抄合围，霍去病的骑兵可以使用如今美军使用的跳蛙战术，凭借机动性在大草原搞斩首行动。这些战术能够使用，背后都是拿钱堆出来的，要知道养一匹战马远比养一个士兵成本高。

而这种优势，一方面建立在汉朝仿佛美军一样，凭借着强大的财税能力，拥有强大的后勤补给能力和战车等机械化重武器，另一方面，汉朝的盐铁专营之后，“贸易禁运”对匈奴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不靠海，因此无法煮海盐，缺盐将导致人马战斗力大幅下滑，而游牧的特性又无法独立发展出冶炼行业，因此又缺乏生产武器的能力，导致匈奴一度使用石头和骨头作为弓箭的箭头。

而且，这种禁运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打击，更是一次经济上的毁灭式打击。

古代的食盐相当于现代的石油，无论是民生还是工业都不能停，而汉朝禁运之后，匈奴盐价几十上百倍的飙升，相当于是汉朝对匈奴定向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油价输入性通胀。

而铁器不仅是高科技的军用武器，也是做饭等用途的日常生活用品，汉朝铁器改为官营之后，一旦封锁铁制品出口，相当于是对匈奴进行了一次“杀人诛芯”，直接打爆了匈奴的经济结构，把他的科技封死在“205”。

所以呢，军事打击辅以强大的经济打击，匈奴内部迅速就分裂了，大量的匈奴王爷选择投降汉朝，以重启盐铁贸易，稳定部落内的不满声音。

最终，汉武帝文有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武有卫青霍去病的军事打击，将曾经压着汉朝打的匈奴敢走向西。随着这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被汉朝人打跑的匈奴王阿提拉们，覆灭了曾经与汉朝并列的罗马帝国。

而凭借着强大的“国企”，汉武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版图的汉武帝，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一起并称为“秦皇汉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两个历史高度，也成为了后世历代君王所仰望的对象。

五

管仲改革之前，齐桓公伐宋，大败元气大上，之后伐鲁，结果鲁军一鼓作气，击溃齐军，乘胜追击直逼齐国国都。（曹刿论战）

商鞅改革之前，秦国被三晋之一的魏国的边军都揍得找不到北，割去了其富庶的河西之地，几代秦王或因此丧命或郁郁而终。

桑弘羊改革之前，刘邦得靠被匈奴围着打，吕后不忍着匈奴单于对她的调戏，文景需要向匈奴嫁公主和纳贡才能换取和平，而这个和平还是建立在匈奴经常对边境“打草谷”的基础之上。

可是，随着古代的“国企改革”，政府掌控了盐铁等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也藉此获得了强大的财政能力，齐国得以拉拢大批的小弟围殴和打经济战压制，秦汉则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农业发展以提升综合国力，最终靠着硬实力来碾压。

甚至随着“垄断级国企”为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齐国、秦国和汉朝也开启了大规模的减税，只不过，管仲主持的齐国是对商业阶层进行大规模的减税，商鞅的秦国和桑弘羊的汉朝，则是专门减农业税，甚至秦始皇和汉武帝在统一战争和北伐的关键时刻，都从来没有加过农业税。

管仲主持的齐国减税，自然引发了天下富豪汇聚齐国，而秦汉的农业减税，则极大的促进了两国的自然人口增长。

虽然路线不同，但都通过国有盐铁托拉斯实现了殊路同归。齐国击败了楚国，秦国击败了六国，汉朝击败了匈奴，各自完成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跨越，也辅助齐桓、秦皇、汉武实现了各自的霸业。

而这种霸业也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就像管仲的官督商办之路，为西班牙获得美洲霸权和无数财富的哥伦布，是西班牙皇室特许和投资的。取代西班牙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其东印度公司也是英国皇室特许的。

甚至美国反超英国也是如此，20世纪初，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和摩根家族控制的美国钢铁公司，作为超级托拉斯，两个家族垄断了美国1/3的全国国民财富。而正是美国的资本们武装并重振了德国的经济，才使得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从全球霸主的位置上拖了下来。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下，任何一次国家力量超越的背后，都必然意味着力量的集中和资源的大规模调集所实现，中美莫不如此，只不过，垄断性的资本在不同的集团手中罢了。

而在这历史的进程之下，个人的命运和未来，也都和国运紧紧的绑在了一起。

在管仲的官督商办之下，齐国汇聚了当时各诸侯国所有的富商。中国历史上的商圣范蠡，就是越国的总理都不干了，下海跑到齐国经商，成为了天下第一巨富的陶朱公。

而商鞅、桑弘羊走彻底的国营经济则恰恰相反，譬如汉朝司马相如追的卓文君，家族原本是赵人，是赵国的冶铁巨富，秦破赵，在盐铁专营之下，迁卓家入四川，后来卓家赶上文景时期放弃盐铁专营，迅速成为堪比皇室的巨富。可武帝之后，一度名震天下的卓氏便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那些盐铁发家的巨富们一样，曾经只手遮天，又迅速沉寂无名。

但是，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富商云集的齐国，榨干了拥有盐铁之利的齐国那最后一点财富，在战国晚期变成了二流国家。而遏制豪强的秦汉，却应运而起，成为了中国历史长河上，最璨烂和被铭记的那个瞬间。

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道选择题，也许结局早已写好，也许答案早已了然于胸。

后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所遇见的种种，多半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到一些线索和痕迹。所以，就像钱穆说的，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本国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更应该对已往历史存那一抹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