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gin Call》：金融危机生存指南 | 董指导

2005年，32岁的美国青年导演J·C·陈多耳（J.C. Chandor），正在被中年危机的焦虑感包围着。

出生于新泽西的陈多耳，从小在纽约和伦敦的金融社区长大，父亲是美林证券的投资银行家。但他在大学毕业时，却并没有踏入金融行业，而是一直从事广告和纪录片的拍摄工作，近艺术远商业的理想主义，并没有让他积累下多少财富。

在他女儿只有五个月大的时候，投资人的突然撤资，让陈多耳的家庭一度濒临破产边缘。为此，他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艺术世界，四处寻找财富机会。2005年的美国，正是房价飙升的黄金时代，在听到清洁工阿姨都靠炒房大赚了一笔之后，陈多耳也抵挡不住诱惑，冲进了大红大紫的纽约房地产市场。

但要想炒房发财，光靠本金是万万不行的。某天中午，陈多耳和三个朋友一起，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纽约的一家银行，申请购房贷款。接待他们的银行经理和蔼可亲，询问了一些诸如“你父母贵姓、家里几口人、在哪里工作”等问题后，就当即大笔一挥，决定给他1000万美金的贷款。

放款的难度之低，金额之大，都远远超出了陈多耳的预期，这分明是国家鼓励炒房的信号。

陈多耳拿着这笔贷款和少量的自有资金，购买了Tribeca街区的一座老式建筑。跟陈多耳合伙的是一位建筑设计师朋友，他们计划将老式建筑翻新后，加价出售。2006年末，翻新工程刚完成了一半，就有人来购买这幢建筑。牵线的是这位建筑师朋友的“教父”，曾经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多年。

但那会儿房价涨势如虹，谁会在上涨的行情中下车呢？陈多耳不想卖，“教父”推了推眼镜，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他们：“房价已经处于高位，立刻接受这个报价。”一番思索后，陈多耳还是将房子出售。随后，房价仍然天天上涨，这也令他们几个人颇有悻悻之怒。

然而，一年半后的2008年，纽约的房价开始暴跌，幸而陈多耳已经出手，不然那1000万美元的巨大杠杆，足以让他一辈子翻不了身。他们几个当年对“教父”的抱怨和牢骚，也立刻转为满满的感激之情。

不幸的是，陈多耳的父亲没能躲过次贷危机的冲击，在2008年离开了工作了35年的美林证券。当年父亲在办公室打电话做业务时，陈多耳就在旁边的地板上玩耍。因此，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里，陈多耳既能体会到逃顶者的庆幸，又能体会到裸泳者的绝望。

2011年，陈多耳在Colorado州参加一个工作面试的间隙，突然萌生了把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儿写下来的冲动。强烈的表达欲让他文思如泉涌，仅用了4天就完成了81页的剧本，这就是《Margin Call》，中文名为《商海通牒》，也是本篇影评要给大家介绍的作品。

为了可以亲自导演这部电影，陈多耳努力控制成本，最终只花了350万美元，在17天之内，以“一件事、一层楼、一群人、一整天”的情节设定，完成了该电影的拍摄。而拍摄地点选在了纽约1 Penn 大厦的47楼，这里在次贷危机之前，曾经是一家对冲基金的办公室。

导演陈多耳和主演Quinto，2011年，纽约

电影以次贷危机为背景，讲述了一家投资银行突然发现自己所持的资产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甚至可能会导致公司破产，于是连夜做出方案，突破底线，以违反职业道德的方式，悄悄地在一天之内，把不值钱的资产抛售给同行和客户，最终化解危机的故事。

凭借多年的生活经验，导演陈多耳完美捕捉到了关键人物的外在表现和心理波动，从微观的角度，为世人更全面、更深入地展现了次贷危机的面貌。而本文也将通过四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来赏析这部电影：

1.  一个模型引发的危机

2.  两位男人之间的对决

3.  三种行业谋生的方法

4.  四层阶级迥异的结局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1.一个模型引发的危机

1952年，25岁的马科维茨（Markowits）发表了名为《资产选择》的文章，提出“以资产组合为基础，配合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从而进行资产选择”的观点，被誉为“华尔街的第一次革命”。

该理论在1964年被夏普（William Sharpe）等人发展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9年后，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又提出了B-S期权定价模型，被称为“华尔街的第二次革命”。

这两次革命，极大充实了现代证券价值评估的理论研究，也推动着有价证券及衍生品业务快速发展，比如基于房产的抵款证券化业务（MBS），在华尔街大受欢迎，像电影中所言，在2000年后是不少投行的重要利润来源。

为了扩大业务品类和范围，投行将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打包销售，而这个“资产包”如何定价，就需要依据各拆分资产的不同风险评级进行评估。将剩余期限、价格波动、利率变化、杠杆倍数等等因素进行组合后，构建多个模型，对所有资产进行即时地评估，掌握当前的价值。

听起来是不是很深奥？是的，其实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在陆家嘴，大部分金融从业人员都看不懂这些公式，只知道简单地把参数代进去，算出一个结果来交差。而当公式或在极端市场环境下失效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预见即将到来的山崩地裂。

电影中的主角皮特·沙利文（Peter Sullivan）和他被解雇的上司，就是最早知道模型已经失效的两个人。

电影中的公司是一家投资银行，对MBS进行买和卖的双向交易。Peter和他所在的风险控制部，负责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公司的交易模型依赖于历史波动率，然而在Peter发现问题的前两周，该波动率已经有五六天突破了限制，而一旦突破这个限制，公司的资产就会面临极大的缩水风险，甚至会产生超过公司总市值的亏损。

由于公司对各资产正确作出评级所需要一定时间，即使模型明明已经失效，公司持有这些资产的时间也要比预计的时间长。而模型中又没有包含评级所需要的时间，因此会导致预警机制失效。更为可怕的是，全世界有八万亿美元的票据依赖于该模型来定价，一崩全崩。

因此，当Peter算出公司所面临的恐怖风险，拔掉耳机的那一刻，他也拉响了公司破产、市场崩溃、行业完蛋的警报和响铃。

 由于这些资产组合广泛使用了杠杆，因此当资产跌到一定净值时（例如净值跌到0.7时，针对1:2的杠杆而言，就是本金亏损了90%），就需要补充缴纳保证金，否则会面临无法偿还借贷资金的状况，这个时刻就被称为Margin Call。

在电影中，该公司最终通过快速抛售，把不值钱的资产抛售给同行的方式，避免了破产，甚至积攒了抄底的资本。然而在现实中，因依赖模型而声名大噪的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就远没有那么好运。

1994年，B-S模型的创始人斯科尔斯、华尔街债券之父麦利威瑟、以及随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顿等人联合创办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些大牛将理论和市场结合，开发了一套模型来进行“买入低估品、卖出高估品”的套利投资。

LTCM的两位明星创始人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称为“地球上单位面积智商最高的公司”，公司成立后四年，便将净值从1.0提升到了3.0，为投资人赚到了近25亿美元利润。然而，从1998年5月到9月，短短的150 多天公司资产净值却下降90%，出现43亿美元巨额亏损，走到了破产边缘，最终在次年被政府接管。

LTCM净值曲线，ZeroHedge

而这场悲剧的发生，就是源于公司在1998年依据模型作出的债券投资。

当时，由于历史上每当俄罗斯出现危机时，美国、英国等7大工业国为避免殃及池鱼，都会出手相助。因此，在俄罗斯经济萧条时期，长期资本公司依然根据模型，买入了大量俄罗斯以及七大国的债券。公司的算盘是，七大国会按照惯例出面帮忙，然后危机过去，债卷价格上涨，稳稳地赚上一大笔。

对模型的信心，不仅显示在公司的买入策略，更显示在了公司高达150倍的杠杆上。

然而，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突然宣布卢布贬值，无法按时偿还国债。俄罗斯债券变得一文不值，大批投资机构损失惨重，同时，这些投资机构也开始抛售7大国的债券以换取流动性。8月21号，债券价格迎来了史上最大波动，踩踏抛售异常惨烈。

暴跌当天，长期资本公司创始人麦利威瑟正在北京旅行，并在晚上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在欢快的气氛中共进晚餐。然而，当他回到下榻的酒店——北京国际俱乐部时，比中国晚12小时的美国，便将噩耗快速传了过来。这个噩耗对他来说，就是一个Margin Call。

麦利威瑟急忙更改行程，在8月21日当天乘飞机赶回美国。如果危机晚一个星期爆发，他就可以在飞越汹涌的太平洋时，应景地来听任贤齐在8月28日发的新歌《伤心太平洋》了。

LTCM被政府接管后，斯科尔斯、莫顿和黄奇辅等人重新成立了一家名为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 的新公司，一度东山再起。但讽刺地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们豪赌雷曼会被政府救助（就像政府当年救LTCM一样），结果造成巨亏，最后清盘解散。

这些天才的金融家和数学家，在高杠杆的引诱面前，也没有太多抵抗力。与其是模型失效引发危机，倒不如说是人性弱点的低级重复。

2.两位男人之间的对决

电影中主要的冲突，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交易团队老大Sam（2000年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扮演）和公司大老板 John（1991年奥斯卡影帝杰瑞米·艾恩斯扮演）。两个人在电影中有过四次正面交锋，将华尔街精英们的玲珑剔透展现地异常精彩。

杰瑞米·艾恩斯（左）和凯文·史派西（右）

第一次交锋：发生在会议室内，一场董事、高管等被召集共同参加的关于危机的第一场会议。两个人因为如何处置公司资产而发生了分歧。

John要求一天之内处理完毕，而Sam则认为公司需要数周处理，而且最好不要全部抛了，因为会破坏市场环境。随后，Sam来了句“你明知道卖出的东西一文不值”，这简直是对老板刚说过“我不再欺骗”的神补刀。

这句话会给老板带来因“欺诈”而被证监会调查的风险。因此，John直接怒了，而且给出了非常犀利的回应：“我们以公平市场价格，卖给那些有意愿的买家。”毕竟，定价（Pricing）能力是投资机构的必备素质，道行不深，就不能怪别人欺骗了。

换成中国的大白话，就是：我凭实力骗别人买的，你有什么不服的？这句话简直可以成为不少P2P公司的座右铭。“我告诉你，这就是现实！”John用指头狠狠地戳着桌子，这句话振聋发聩。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会议结束后的休息室内，John尝试说服Sam支持自己。Sam依然坚持认为欺骗对手的抛售行为简直是背信弃义，甚至嘲笑John已经惊慌失措了。

John再次犀利地做出了回应：“第一个离席的，不叫惊慌失措。”而凯恩斯曾有句名言，“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可能长于个体可持续的时间”，过早但正确，也意味着错误。毕竟，在泡沫中第一个离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狭窄的卫生间内，John发现用情怀无法打动Sam后，只好用金钱收买，而条件也极为丰厚，引得Sam脱口而出“你好大方啊！”

然而，尽管这时Sam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坚守立场咄咄逼人，但还是傲娇了一下，表示自己有底线的。气得John大喊一句“你不能有底线”后，无奈地用额头做了个壁咚。

不过John显然是过虑了，Sam显然在内心已经妥协。几个小时后，临近开盘，他当着手下交易员的面，开始了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讲，给下属们打鸡血。当然，在讲情怀的同时，Sam也祭出了高额的奖励：

这场演讲效果也非常明显，交易员们各显身手，把即将贬值的资产，顺利地卖给了毫不知情的同行。本质上，Sam承诺的270万美金奖金，换取的就是坑害交易对手和客户。绝大多数人，对这种为了钱葬送职业生涯的事情，都会问：为啥轮不到我？

第四次交锋：发生在餐厅内，如释重负的John正享用美食。Sam急冲冲地走过来，要求John兑现期权和分红，自己要辞职。然而，John再次展现了自己的魅力，用“金钱永不眠”、“历史永远会重复”等理念，并列举了十几次经济危机，来劝阻Sam。

当然他的内心是担心Sam泄密，因此要求他多做两年。Sam犹豫了几秒种后，为了钱，决定继续留下，并颓然地指出：我留下来，不是因为你口才好，而是因为我缺钱。

而Sam和John有如此冲突的原因，在电影中也被充分揭露。包括John在内的公司高层，和首席风控官一致同意公司大规模进行MBS交易业务。而不懂数字的Sam曾多次提醒过该交易的风险，但是，很显然，他被无视了。

因此，如果公司破产的话，大老板John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把手、首席风控官也难辞其咎。而John也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麻烦。因此，他一边努力收买Sam，一边甩锅给了首席风控官Sarah。

John说的这句台词：I need a head. 表面意思是“我需要一颗脑袋”，暗指“我需要找人背锅”。这句话真是非常好用，多少年前曹操就说过，台词都一模一样。

因此，Sam和John两个男人之间的这场冲突，仍是各自利益的争夺。而本质上也是金融学中“代理人道德风险”的一个典型。从这四次交锋中，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一旦公司捅出大篓子，领导会争分夺秒地寻找两种人：一种是挺他的，一种是背锅的。

这一点，据说清华大学的某位胡教授最近感受颇深。

3.  三种行业谋生的方法

在会议上，John讲出了行业的三个谋生之道：First、Smarter、Cheat。考虑到导演陈多耳的父亲曾在美林证券工作35年，因此，这句话不仅颇有分量，也道出了行业的现实与真谛。

第一种：Be First。即“先下手为强”，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或者在相同的事情上做的更快。

前文中提到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能够在前几年获得惊人地涨幅，是因为公司最早采用电脑做中性套利，而这正是First的结果。随后几年，所有人都开始模仿其策略，套利的那点微薄盈利机会也逐渐消失了。

失去了Frist红利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了维持高额收益率，被迫不断提高杠杆，从18:1提升到28:1，再到150:1，以放大微小的利润空间。

而在美国著名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新书《高频交易员》（Flash Boys），为我们展现了为了“快3毫秒”，金融业愿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2010年，新泽西州州长取消了哈得逊河道下铁路隧道建设规划，该规划被誉为美国最大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此时，另一个隧道项目却正在进入尾声。一条Spread Networks贯通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山脉，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直通到纽约的纳斯达克数据中心。

建设Spread Networks的初衷，就是为了Be First：它搭起一条光纤，可以把芝加哥期货市场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之间的通信时间缩减3毫秒（千分之3秒）。类似旨在提高交易速度的工程，在美国有近千亿美元支出。

第二类： Be Smater。即比别人更聪明。这一点，绝不参与任何泡沫的巴菲特和芒格，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1999年互联网泡沫中，巴菲特认为科技股看不懂，有泡沫，因此坚持一股也不买。这为他带来了极大压力，甚至于被杂志嘲讽。而2000年3月，巴菲特在股东信中也做了自我批评，但他仍没有丝毫改变。一周后，纳斯达克便掉头向下，巴老再次被市场高度追捧。

而在互联网泡沫中的量子基金，几乎就是一个反例。

1999年初，互联网泡沫如火如荼。量子基金的掌门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认为泡沫已经过高，随时可能崩盘。因此，他挑选了12只股票，做了价值2亿美元的空头。然后，眼睁睁看着这些公司的股价每天“突破，突破，向上突破”。几周后，这些交易让基金损失了6亿美元，而到了5月，亏损达到了18%。

在指数大涨的行情下，量子基金的业绩极大地惹毛了投资者，基金的主要客户，比如豪斯曼基金，宣布将对量子基金的投资削减一半以上。这一巴掌快速抽醒或者抽晕了德鲁肯米勒。他开始由空翻多，大量买进网络股，年底不仅扭转了亏损，更获得了35%的收益。

2000年初，德鲁肯米勒再次认为科技股泡沫过大，然后快速清仓了持有的科技股。结果，他卖掉的科技股还在不断新高，德鲁肯米勒懊悔不已，再次高价买回了之前的仓位。结果，在他再次入场后不久，互联网泡沫彻底破灭，到4月底，量子基金已经亏损了21%。德鲁肯米勒黯然辞职。

量子基金看到了互联网泡沫，却终究抵不住压力，忍不住诱惑，先赚后亏，管理人被迫离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最聪明的一群人，却为聪明加了高杠杆，最终落得满盘皆输。

因此，Be Smarter，是一件很容易又很困难的事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然而，正如John所言，真正赚钱人总是少数，比例从未变过。

第三类： Cheat。欺骗，这也许是最古老最悠久也最有效的“致富”手段了。在华尔街上，欺骗者络绎不绝，受骗者数不胜数，而核心要素就是贪婪。信息披露不充分、内部人交易、不正当销售证券、逼仓和坐庄等等股票欺诈行为，被华尔街习以为常。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意大利移民，庞氏骗局这个词的始祖，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

Charles Ponzi，1920年

1903年，庞兹移民到美国，曾因伪造罪、走私人口罪先后两次入狱。经过十几年的追求美国梦后，他发现最快赚钱的方式就是金融。因此，1919年，他宣称购买欧洲的邮政票据可以获得巨额收益，并许诺投资人在三个月内可以获得40%的利润回报。而实际上，庞兹仅购买了两张票据，投资人的收益不过由后续投资人的本金来支付。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庞兹共收到约1500万美元的小额投资，而差不多有4万名波士顿市民成为庞兹的投资人，平均每人“投资”几百美元，显而易见，这些大部分是怀抱发财梦想的穷人。这些人甚至将庞兹称为与哥伦布、马可尼齐名的最伟大的三个意大利人，因为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钱”。

庞兹在1920年便花光了所有的钱，并被逮捕入狱，判刑5年，出狱后在1949年去世。尽管庞兹去世了，但“庞氏骗局”成为现代金钱骗术鼻祖，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到了2009年，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就已经将庞氏骗局的纪录提高到了600亿美元。

因此在金融行业，想要赚大钱，要么First，要么Smarter，要么干脆豁出去Cheat。最危险的是，你以为自己是First或者Smarter，但却不知道你的对家其实是在Cheat，最后稀里糊涂地变成了联合收割机下的韭菜。这一点，P2P圈最近感受会比较深，币圈的可能还不到时候。

所以我国金融行业怎么赚钱，这两年的答案只有一个：Cheat。中国今年的P2P行业雷暴，就是庞氏子弟近些年来最大的一次集体实力展示，从这个角度看，麦道夫600亿美金的庞式骗局纪录，是有希望被咱们打破的。

4.  四层阶级迥异的结局

在次贷危机中，共有四个阶级被牵涉其中：最上层的政府官员、第二层的金融大鳄、第三层的金融民工、最底层的普通百姓。而这四个阶级的结局也格外迥异。

最上层的政府官员并没有在本电影中出现，在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往往只能扮演救火队、消防员的角色。而在这次次贷危机中，他们甚至成为了煽风点火的人，这在我们的《大而不倒》、《监守自盗》的影评中均有所涉及。

第二层的金融大鳄便是诸如John之类。John年薪高达8400万美元，身家数十亿美金。John宣称自己身居高位，赚大钱，并不是靠着聪明，而是对“音乐旋律”的把握。

然而，在餐厅和Sam的对话中，John吐露心声，“我们仅仅随机应变，对了就赚一票，错了就躺在大马路边”，用大白话讲就是中国大爷的糙话：“赢了会所嫩模，输了下海干活。”

然而和大爷不同的是，即使看不懂数字、出手全靠蒙的John们错了，把公司搞破产了，也不需要下海干活，依然有可能获得高额的离职金，拥有巨额身家。

2008年就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前4天，公司还计划通过两名高管的“特别薪金”，数额高达1820万美元。而雷曼破产后，曾在健身房被雷曼员工揍了一拳的雷曼CEO富尔德，在国会听证会上被质询“现在你的公司破产，国家经济陷于危机，你却拥有4.8亿美元资产。我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公平吗？”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华尔街的高额薪酬，是合法制度下的产物，公平肯定是不公平，但合法却是绝对合法。富尔德家中的4.8亿美金，跟华融赖总家里那几吨钞票不同，只能道德谴责，不能依法查抄。

第三层的金融民工则以交易部主管的Will、风管部的主管Eric、职员Peter、以及初级分析师Seth等为代表。

Seth为自己的25万的年薪沾沾自喜，最后却面临被炒鱿鱼的风险；Will年收入高达250万美元，却只能存下40万美元；为大老板当枪的交易员，一天内获得了高达270万美元的奖励，最后却可能导致职业生涯终结。

不仅如此，这些人也在工作中不断迷失自我。以前做过工程师的风控总监Eric，为Will讲述自己1986年建造的大桥，为民众节省了六十七亿八百二十四万英里的车程和1531年时间，话语中透露着对金融工作没有社会意义的失望。但是，Will却回应道，也许有些人就是喜欢绕远路回家。

但表面上冷酷无情，私下里骄淫奢靡的Will，却也花费了7万多美元来寻欢作乐以抵御自己的忧郁，并在天台上吐露了一番深奥而压抑的感慨：

最底层的普通百姓也没有获得出镜的机会，但是，当Seth说道普通人会受牵连时，Will发表了一段犀利的评论，讲述了普通人超前消费的贪婪，和事后甩锅的“无赖”，完成了对“无辜老百姓”的侧写。

不可否认，Will的评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次贷危机中，住房抵押贷款在美国家庭债务中占比超过70%，而顶峰时期达到了80%。像在《大空头》里说的那样，某脱衣舞娘都花5%首付，买了五套房子，全民借钱炒房，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现金流和财务等状况。

美国房贷同比增速和居民总负债占比，安信证券

这口锅，完全让华尔街来背，恐怕也不公平。就好比那些在杭州黄龙体育场上唱国歌的P2P受害者，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无辜。

5.  尾声

在电影中，John讲述了十五次次经济危机，分别是：

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

1797年，英国黄金流失危机；

1819年，美国土地、棉花投机泡沫；

1837年，美国信用超发、黄金挤兑危机；

1857年，美国铁路投资高潮带来的信用膨胀泡沫；

1884年，美国铁路建设退潮后带来经济萧条；

1901年，俄罗斯铁路投资泡沫破裂导致全球经济萧条；

1907年，美国银行过度投机导致挤兑危机；

1929年，美国大萧条；

1937年，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突然减少导致全面通缩；

1974年，美国石油危机；

1987年，美国加息结束低利率，导致股市暴跌；

1992年，美国生产过剩导致银行信用风险加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

无论每次危机的起因如何，其中的本性，却从没有发生改变。

2015年1月底，证监会在广州召开监管会议，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安排了参会的机构高层观看一部华尔街电影，正是《Margin Call》。此时，散户的疯狂加杠杆正促使A股行情快速上升，而某报的言论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效果。

5个月后，A股爆发了极为惨烈的暴跌，千股连续跌停。而开了融资、配资的散户、基金们，在接到券商、钱庄的一个个平仓告知，本金全无时，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Margin Call。

这场暴跌，也成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Margin Call。

一批批投资机构喊出做多的口号，随后净值再被击穿，一波波救市政策出台，随后被跌停无视。然而，在救市过程中，却有人里应外合，收益颇丰。中国的某些大鳄们，较John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既能做到First，又能做到Smarter，还能做到Cheat。

股市这场Margin Call已经过去了三年之久，P2P行业的Margin Call却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而在另外一些领域，舞台还在搭建，韭菜还在生长，未来如何演绎，不得而知。

但是，很明确的是，依然会有大批被称为“乌合之众”的普通人，在各个领域趋之若鹜地发起冲锋。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像电影中在厕所中哭泣的Seth，对悠然刮着胡子的金融大鳄说出的一句话：“你们做的，就是我想做的。”

谁都想成为镰刀，谁都不想成为代价。

参考资料
[1]. 《赌金者》，上海远东出版社，温格斯坦，孟立慧。
[2]. “中国版Margin Call”，财新网，蒋飞
[3].“Filmmaker J.C. Chandor on His 15-Year Journey to Make Margin Call”，MovieLine，S.T. VanAirsd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