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出个供给侧 | 兽爷

陈云喜欢杭州，一辈子去了不下30次。

1980年的春天，陈云又来了。这次他不光欣赏了挚爱的曲艺，还看到了一个报告：

仅浙江乐清一带，因走私外流银元近亿枚，黄金近一吨。

在沿海渔船上，浙江人与日本人、台湾人以金银、渔货甚至鳗鱼苗交换手表、摩托车、电视机。乐清里隆贸易繁荣，与香港九龙、台湾基隆并称“三隆”。

海上地方小，他们还直接把销售端搬到了岸上，起名“走私场”。

陈云很生气。他回北京不久，浙江省委给南京军区发函，东海舰队出动了军舰缉私。

国家的严厉打击下，走私的嚣张气焰终于被压下去一些。但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官方数据说1985年中国进口了509万台电视，可世界上其他国家说他们向中国出口了772万台电视。

1983年首届春晚采取了热线电话互动的方式，当时中国电视机只有100万台，栏目组根据官方数据判断，他们开放的4部点歌电话，不会有多少人打。

结果，这四部电话因为超负荷工作，线路都被烧热了。李谷一不断返场，在春晚上唱了7首歌。

那天晚上，全国人民给央视上了一堂课——不要相信统计数据。数据之外，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拼多多的黄峥先生，这一年在杭州出生。那时他的乡亲们很“穷”，走私进货靠着集资拼股，拼得多，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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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国家对沿海走私狂潮加大打击。

16岁的黄光裕，不得不在这一年北上内蒙。据说，他带着很多“进口”电器。

发迹后的黄光裕，对这一年的经历表述十分暧昧。反正有了第一桶金后，他就来了北京，在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一个店面，准备进军服装业。

服装生意还是不如“进口”电器生意好做。1986年，国美诞生在这个小店里，还是卖“进口”电器。

黄光裕的平台策略就是薄利多销，别人卖1000，我卖990。

另一位苏宁的张近东，2012年手撕京东，2013年还在政协提案暗指淘宝售假、逃税。可到了2015年，苏宁就不得不靠阿里的入股“续命”。在当年国务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俨然已经成为了困难群众，面对线下怎么样的问题时，只能回答一个字：

好。

1985到2015的三十年里，中国GDP翻了73倍，城市化率从23%到56%，即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没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2008年GDP增长9.8%；

2009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

2014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2015年一个春节，中国人能在日本消费60亿，买空了马桶垫和卫生巾。富裕起来的城市人口，挖空心思寻找更优质的商品。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提出了一个词——供给侧改革，聚焦在城市人口的消费升级上。

躬逢盛世，极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网购经验。这种需求还没来得及链接，大的电商们在官方的供给侧改革影响下，就已经转向了“只为品质生活”。

马斯洛总结过人的需求层次，温饱和小康的需求在这一年正式分离。阿里京东向上争夺小康和富裕，拱手让出了向下的温饱层次。

“美国常春藤毕业生、谷歌前员工、段永平的学生、巴菲特的嘉宾”却意识到了。

这一年，创业八年的黄峥又创立了拼多多。

马斯洛是黄峥的校友。

2015年的中国互联网圈子，被黄峥形容为一张桌子座位已满。他没和老乡马云打招呼说加个座位，他要掀桌子。桌子上不但坐着马云，也坐着马化腾爱过的“脸盲”大强子。

供给侧改革口号提出不久，京东高价挖来500强营销人才将公司的slogan从“多快好省”改为“只为品质生活”。黄峥却将挂着售价的拼多多广告铺得到处都是。

这一招来自黄光裕，他很早前就说过：

做广告，简单的就是最好的，没必要搞得啰里啰嗦的。只要能把商品的零售价格原原本本地登出来，让价格自己说话，消费者自己就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黄光裕永远便宜10块的990模式，被黄峥做成了9块9。

9块9背后的成本，是由别人买单的。

2002年，段永平在中山当上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厂厂长。后来，他成了黄峥的“师傅”。那时大陆所有的红白机都是走私货。小霸王厂抓住机遇，开始生产山寨任天堂知识产权的“学习机”。

这款学习机统治了中国80后一代的童年生活，喊出了“拥有一台小霸王，打出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有没有人玩着小霸王成为万元户无从考证，但段永平很快成了万元户。

小霸王后来一直被质疑山寨侵权。当年段师傅还没有底气说出“山寨不是假货”这样的话，公司历史于是只能从1991年写起。

马云说过，电商的基础是信息流、钱流和物流。野蛮生长的拼多多并不在意这些，顾客之间的社交互动来自腾讯。不断出现在各大电视台和网综里的拼多多商标，也昭示着这是一家将小霸王学习机模式发挥到极致的企业。

黄峥说过，拼多多是“消费降级”和“服务于五环外人群”。中国仍然很穷，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话题。但这都没有阻挡黄峥趁着淘宝转向天猫、京东转向品质生活的空隙，借助腾讯的流量和业已成熟的微商模式，迅速完成中国电商领域最后的收割。

去年，温州媒体回访当年参与走私的老人们，一位黄姓渔民说，当年在公海上被军舰追着跑的人。很久之后才意识到，“我可能是在走私吧”。

常春藤名校毕业的黄峥，反应比黄老伯还慢一拍。

当有记者问到腾讯扶持的时候，黄峥说腾讯没帮我。

如果他的办公室里如果没有摆满QQ公仔，这个回答会更有说服力的。

上一个把拼多多模式引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叫贾跃亭。2012年的老贾用5分钟说服了郭台铭，帮他生产便宜、能用、看起来还不错的互联网电视。

2006年，段师傅领着黄峥和巴菲特吃了一顿饭，此后巴菲特变成了对黄峥影响最深刻的陌生人。

他在自己的微信号上撰文讨论巴菲特的保险投资模式。保险贩卖的就是信任感，拼多多的拼团模式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信任的变现：

互相砍一刀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和有一个卖保险的亲戚体验差不多。

很难说略带扰民的病毒传播方式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就像带着供给侧光环占领三四线城市的碧桂园，成了宇宙最大房企，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因为人民有时候并不一定会用脚投票。

郁达夫在一篇名为《杭州》的散文里这么写到：

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人还要厉害。

这种狡猾在黄峥的话里体现的很明显：“山寨不是假货”、“我们着了黑公关的道”、“公司没从老百姓手里赚过一分钱”里。

当年，也有记者问黄光裕，进口家电是管制商品，你哪来这么多，是不是靠走私？

黄光裕说自己没走私，货都是出国人员带回来卖给自己的。

要想在流量夹缝中脱颖而出，必须在面前两条路中选一条：要么是选择好名声但赚不到钱；要么就是很赚钱但没有好名声，比如一年净利润20多亿的趣店。

拼多多还没赚到钱，但从小第一名的黄峥显然又想赚钱，又想要脸。“拼多多是个3岁的孩子”，黄峥这么认为，拼多多的高管们也这么认为。

问题是，当3岁的孩子看起来和大强子一样粗壮的时候，谁会当你是个孩子？

已成为千亿富豪的黄峥，正极力避免被桌子上的巨头们拉到同样的道德水平线上，那是他的禁区：

打假我们学不了天猫，没等我们做成天猫，就先成了死猫。

兽爷一位成功的驻马店老乡投资人说：不管是天猫还是死猫，能圈到钱就是好猫。

只是无论商业模式多么令人眼花缭乱，道理永远很简单：“物美”和“价廉”只能二选一；节省营销费用必然会导致虚假宣传。

拼多多、碧桂园的消费者，是在收货的那一刻，才开始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已经94岁的媒体大亨雷石东中风后，就靠着手里的iPad与人交流了，里面有三个他自己的录音：yes、no和fuxk you。

普通人能做的，也许只有按下后两个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