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将何去何从？ | 新潮沉思录

 文 | wzz

近日，山东合村并居引发了大范围的热议。笔者是山东向一线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一直比较关心家乡的产业发展，这次合村并居事件也一直在关注，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以笔者的观察，争论主要分为两方。一方认为，乡村消亡是大势所趋，农民是希望进城的，问题只在于地方政府的补偿是否足够，具体措施是粗暴的还是细致的；另一方指责地方政府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搞“土地财政”拉动经济，伤害农民权益，这一方还有大量的“乡建派”，主张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应该利用好农村的“成本洼地”，发展农村产业，将农村保护起来，保留下去。

争论往往是空对空的，原因是网络上类似于工业党的一方坚持认为农村土地不值钱，而乡建派认为农村土地可以很值钱，但双方都说不清楚土地价格该如何确定。因此，笔者想在这里分析清楚以下问题：农村土地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农村是不是真的“成本洼地”，在农村能搞什么产业，最后将分析山东的问题。

首先是土地的价格，这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土地是一般的商品吗？笔者认为，土地往往既有一般商品的性质，也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性，而在当代的经济条件下，非一般商品的属性不再那么重要。

大多数认为土地不是一般商品的理由，主要是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但这里其实主要指的是普通的平整土地不可再生，除非去炸山填沟或者填海造陆，填海造陆毕竟常见，炸山填沟虽不常出现，但也确实有先例，如2010年左右靠煤矿发家的府谷县。但到2016年，随着煤矿价格下跌，府谷房地产泡沫崩溃，这些项目大多陷入烂尾的窘境。

在起伏高度几十米的石质丘陵地带炸山填沟，每亩成本在60万元以上，而华北平原每亩农田的年租金在200-600元。实际上这种以山地或者近海作为原料来生产的“普通的只能种地的平整土地”确实难以再生，从市场大量供给和价格上看也没有必要再生。

而说土地能够再生，则往往指“大城市中具有一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土地”是可以再生产的，这个再生产是将大量供给的普通土地转化成高价土地的过程，这也是由于城市土地相对于农村土地来说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原料大量供应因而可以再生产。

例如合肥，在2005年，GDP在全国排名75名，到2015年，GDP在全国排名已经达到了28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相当于再生产出和2005年的整个广州市同等规模的经济体，相应的也产生了类似数量的土地资产和其他资产。这些新形成的资产价值远高于原有的农村土地价格，因此我们忽略原有的农村土地价格，将其视为可以再生产的一般商品，也是恰当的。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商品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用于交换就意味着这一劳动产品必须有他人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反之，劳动产品没有使用价值或者不能用于交换就不能称之为商品。价值是商品的价值，也必然依附于商品的使用价值。

常说“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就意味着土地是一种资产，可以作为资本不断“创造财富”，其使用价值即是获取产业资本的利润或劳动报酬转化形成的地租，如果买来是为了自住或者作为自身经营的场所，也是为了之后可以省下地租这一成本，即避免自身的利润或者劳动报酬被转化为地租。

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地租收益又通过全行业平均利润率（接近于资金利率）决定地产价格。当一年的地租收益/地产价格高于全行业平均利润率，购买土地是有利可图的，就会有资本进入，使地产价格升高，直到这一比值接近于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当一年的地租收益/地产价格低于全行业平均利润率，购买土地会导致收益率降低，就会有资本退出，使地产价格降低，直到这一比值接近于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即资产价格长期来看会接近于地租收益/全行业平均利润率。

仍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地产价格又会接近于再生产成本*（1+一般利润率）。当地产价格高于再生产成本+一般利润，生产是有利可图的，资金持有者会投入资本进行生产，供给扩大，直到地产价格接近于再生产成本+一般利润；当地产价格低于再生产成本+一般利润，生产不是有利可图的，已有的生产者会退出生产领域，直到地产价格接近于再生产成本+一般利润，在政治经济学中，这一生产成本又可以用投入劳动来衡量，即常说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价值决定价格”。

综合来看，城市中的高价土地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再生产，因而是地租收益/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和生产成本两者共同决定的，要联立两方面的函数；而农村的低价土地无法（难以）再生产，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而不是商品，价格仅需要考虑地租收益/全行业平均利润率。

土地价格首先依赖于其使用价值，即在土地上进行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利润和劳动报酬有多少能够转变为地租。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社会生产各类产品的主要方式是依赖于土地的畜牧业和农业，家庭手工业实际上也是不能脱离于农业运行的，土地是极其重要的，土地也是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产。

但随着近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工业发展，农业、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在分工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低。现如今，现代工业、服务业所能创造的财富总量远大于农业所能创造的财富总量，利润率也有一定差距，农村土地也就变成了不具有足够使用价值的“财富之母”，其地租也就极低。

粮食需求是刚性的，刚性需求就意味着“必须要吃这么多”和“也就只要吃这么多”，随着单产提高，种植粮食所需的土地逐渐减少，本就有大量土地转向种植经济作物（广义上包括蔬菜、水果、工业原料），而种粮又是哪片土地都能种的，因而农村土地往往是供过于求的；种粮也是大多数农村人口都能种的，且随着各种各样简单的或复杂的机械普及，每个劳动力能够照看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而单产并不明显降低，这也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也是长期供过于求的。

那么，农村可以发展更多产业吗？包括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手工业、小规模制造业、医疗、疗养、养老等产业能在农村落地吗？农村又是否是这些产业的“成本洼地”？

实际上，农村并不是真正的“成本洼地”，农村只有土地成本低和劳动力成本低，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可能极高，如常说的农村五通，即通电、通水、通路、通电视、通电话（后变为通网），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且直到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前，水平仍然是较低的。

残酷的现实就是，国家电网给上海的景观照明设备供电，比给农村供电要赚钱，村子一年那点电费即使缴足，就是仍然连维护设备的成本都无法覆盖，更不用说电费完全回收就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

特别是电力供应这一项，1978年，农村用电量为275.4亿千瓦时，这主要是小水电供应的，1978年，小水电站发电能力228.4万千瓦。到2007年底，乡办小水电站发电能力为1366.6万千瓦，同年，水电、火电分别为4713.54和27206.59亿千瓦时，大规模电站仍然是发电主力，这也说明，工业用电难以靠农村电网提供，而至少要依托于县城。

在1993年底全国还有1.2亿农村无电人口、28个无电县的情况，而到了1997年底，全国农户通电率达到96.8%，但要注意，这里的通电的最底线仅仅是能用电灯。“户户通电”和“通了电只能用电灯向带得动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这两种需求，则是在2005-2015年间的新农村建设中逐步实现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仅受农村电力这一项限制，农村就难以发展工业，甚至连养殖业也是受限的：“舍室养鸡，全靠电昼夜不停通风。过去，电不能保证，谁也不敢养。”

此外，需要电力辅助的手工业难以稳定运行，乡镇和农村两级医疗点不可能完成需要大量用电的检测项目，较高质量且需要大量用电的学校无法稳定运行，疗养和养老产业也有极大概率只能完全脱离现代设施。

其中最为可行的是建设养老小院或者小规模养老院，可以吸引城市居民下乡，以长租等形式养老。但这种产业的发展中，仍然只有风景秀丽的（往往在山脉、河流、湖泊附近）或者较大规模城市近郊的农村能够获得主要的实惠，而如果在其他地理位置的农村投入资本，则往往没有回报。笔者实在难以想象城市居民会去华北平原上一个偏僻且毫无特色的村庄养老。

再回顾一下高价土地的再生产逻辑，将“普通的平整土地”转变为“有较高使用价值的土地”需要投入劳动，其价格增加值需要大于（或至少等于）投入劳动的量，这种改造才是有经济可持续性的，否则只是无法变现的预付资本或者说“沉没成本”。或者说，投入的劳动要能够转变为增加的使用价值，否则只是无效的投入，而不能转变为价值。

正是因为付出预付资本而根本不可能收回，农村土地才没有资本投入，才仍然保持低价，这种低价意味着进行任何工业投资都是高价而难以收回成本的，实际上是绝对的“成本高地”。国家投入资本进行农村五通，完全是提供一种社会福利，而难以用于工业用途。

想要改善这一状况，还是要回到提高技术水平和改变能源供应格局。如2009年开始的光伏示范项目、储电设施、未来将进一步发展的分布式电网和智慧电网正逐渐改善农村能源供应格局，但离真正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如温铁军老师一直倡导的“农村百业”或者“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恐怕只有“农林牧副渔”和部分不需要较强基础设施的小部分服务业能够真正在农村落地。即使是这部分对基础设施要求较低的产业，仍然有别的问题，核心仍然是过剩而不稀缺，即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过剩，有技术门槛的产业没有相应的高素质劳动力，无技术门槛的产业，往往会大面积铺开，在恶性竞争下没有人能获益。

就算是乡镇一级或者县级统筹，但这仍然存在着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而在现实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见证过乡镇或县域低水平企业成批陷入困境，这恰恰是山东省近几年来全省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建立全国性的农协垄断组织，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但这又会造成其他方面的连锁问题，建立一个不僵化封闭的巨型农业组织，并非易事。

其实，新世纪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对中国经济起到巨大作用，是在消费领域。2005年，全国开始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五通覆盖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出口不畅，沿海企业大规模破产，大量农民工返乡，为缓解失业，中国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重点在于中国于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分别推出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补贴政策，正是之前的五通建设使农民有了使用电器和汽车的基本条件，配合新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大量工作岗位和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家电和汽车销量迅速提升。

这在防止沿海企业不进一步大量破产，防止全面经济危机和螺旋式通货紧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拉动内需）。这归根结底仍然是在通过前期预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再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提供购买力以及补贴政策最终刺激消费三者结合稳住沿海工业企业，并通过这些企业在之后上缴税收来保证财政可持续性，而基本不可能以任何直接形式收回在农村投资的预付资本，甚至第二次用以稳住就业而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是以另外的形式收回的，和农村关系很小，在之后的文章中会进一步探讨。

如果想要吸引其他资本下乡创业，利用之前投入的预付资本，很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成本沉没，在私营工商业者眼中，这只能是一种添油战术或者说“庞奇筹资”，而农村土地价格增加值很难长期高于或持平于，甚至是长期低于实质性投入的劳动，因而农村五通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且仅是一项财政提供的福利。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工具机的代表珍妮纺纱机起初是以水力为动力的，新兴的工厂和工业城市必须集中在河流具有较大落差之处呈点状分布；瓦特对蒸汽机这一动力机进行了改良，使得工厂可以在整条河流沿线或湖泊沿岸分布；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和电动机-电力的发展使得工厂可以扩展到以电厂为圆心的大片范围上（但仍然要考虑线损）。

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些村庄在很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了较大规模的城市，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有东营、大庆、攀枝花、深圳、石家庄，东营和大庆拥有油田，攀枝花有着储量巨大的钛钒磁铁矿，深圳毗邻中国香港，石家庄则是卢汉铁路和正太线的交汇点，且正是因为卢汉铁路和正太线轨距不同，货物必须转运，才形成了巨大的转运需求，最终发展成了如今的这些城市。其他村庄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更大的聚落，未来也许会因为光伏和智能电网等技术改变，但现在它们能凭借什么来发展产业呢？

我想我们需要正视当前存在的城乡差距，更要看到年轻人，特别是学历较高的青年人有较高的在城市生活的意愿，怎么合理地应对这种意愿，需要很大的智慧。也许，当务之急的是，通过全国统筹的教育，给予全国范围内，特别是留守儿童们高质量且公平的教育，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给予希望进城生活的青年公平的进城机会。当然，随之而来的就业问题的加剧就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可以用较高的薪水聘请因各种原因难以找到工作、厌倦了城市生活或有志于服务基层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一线教师队伍当中，实现双向流动，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能吸引到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会有不小的助益。相应的，我们很难在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村镇部署和城市中小学同等规格的新设备，集中到县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最后，结合文章内容分析一下山东近期的问题。合村并居中，农民利益受损在哪里？主要是居住空间可能变小，还要贴钱，农机具无处存放，粮食无处晾晒等问题，最严重的是部分地方做法很粗暴，先拆迁，后建集中居民点，使部分村民只能住铁皮房，财产方面的损失主要是原有住房被拆除，以及人均用于居住的集体土地面积减小。粗暴反应的官僚主义严重，也是近些年山东地方执政者在舆论上一再招黑的原因之一。

批评完山东的官僚问题，还是要看下导致合村并居出现的深层原因。从现实情况上看山东整体，除青岛房价较高，山东的房价、城市建设用地价格普遍偏低，农村更甚，尤其是西部的耕地和胶东的丘陵，是前文所述“普通的只能种地的平整土地”或者更差的土地，不仅因为是“成本高地”没有投资，更由于耕地红线的限制，大量土地是被禁止开发的。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处在较为低廉的位置，在和工业品交换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除进行农业生产外，这些土地普遍没有对工业或服务业发展有利的区位优势，或者因为耕地红线，区位优势无法被利用，这些因素导致农村土地价格自然极其低廉（征地补偿和租金都极低）；而大部分县城至少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供电等基础设施也能够以较低成本稳定运行，能够生产工业品，而工业品在交换中占据优势地位，间接导致县城土地价格较高。

山东在农村建设中的投入，往往只付出了无法变现的预付资本-沉没成本，甚至只是维护基础设施就要产生巨大的财政压力。在山东近些年产业升级缓慢，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财政压力自然越来越大。长远来看，我们必然会在“合村并居”和“线路老化无力维护而断电”之间进行抉择。在当下的技术水平和能源供应格局中，往往是基层政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单位（如国家电网）的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产生冲突，而想要找出一个三赢的办法，仍有待于技术的进步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山东在搞土地财政吗？从整个山东土地整体价格低廉的状态来看，个人认为山东省地方政府可能有用出让土地充实财政的做法，但效果并不显著，成效很差。如县级寿光市的经济规模长期大于地级潍坊市区，县城房价也长期高于市区；再如省会济村济南缺少产业，无法截留本省人才、资金，没有大城市，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留在本省，人才持续流失。

土地财政不只是卖地、修路、盖楼，仍然是文中反复强调的，土地的价值是依附于土地的使用价值之上的，即和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和产业紧密相关，土地财政的核心在土地之外，在于招商引资。笔者仍然想拿合肥举例，合肥在2008年家电下乡政策出台之后，迅速反应，超过青岛、顺德成为中国第一大家电生产基地，之后又有京东方、长鑫等企业入驻，这是合肥十五年来经济突飞猛进的最重要的原因。

山东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青岛的产业转移没能留在本省？为什么山东的产业无法升级？而原有的钢铁、化工、能源企业在河北同类企业崛起的背景下逐渐陷入困境。山东缺乏一个核心，或者说，作为黄河淮河在泰山两侧冲击形成的这一片土地，其核心就是泰山，而不是哪座城市。

但经济想要继续发展，必须做别人不能做的，形成自身的优势和稀缺之处，就必须要有高新技术，也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城市来承接高新技术并进行产学研结合，山东不苦于土地财政，而苦于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的无力。山东的经济高度分散，近年来山东陷入困境正好说明了分散的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时代，这是高新技术和强省会的时代，没有强省会是要吃亏的。

过分的大城市化是有极大风险，过分的分散也是不可取的，在“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城市”和“均匀分散在两万个建制镇上”要找一个平衡。在当前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笔者对乡村建设持审慎态度，主要是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财政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更应该去限制特大城市发展，加强各省省会等省内中心城市的发展以截留本省资金、人才，并加强对有发展前景的地市、县市进行投入，集中可用资源而不是过分分散空耗。